勞倫斯．卜洛克 的作家養成之路

大家好。

此時，我正坐在書桌後，一棟距離紐貝里市中心幾條街外的閣樓公寓客房裡。這座城市位於首府哥倫比亞市西北三十五英里的地方。去年八月，我和我的妻子來到這裡，預計在紐貝里學院擔任一個學期的駐校作家。我的老朋友華倫．摩爾（Warrant Moore）在該校英語系當教授，已經有接近二十年的歷史。

我想在此實現我長久以來的夢想。我沒有拿過任何大學文憑。一般來說，擁有博士學位才能教大學；但我盡可以說，我寫作六十年，單就這履歷想來也足以勝任——而我唯一取得的畢業證書，來自水牛城路易斯．班內特高級中學（Louis J. Bennet High School）。如今的班內特高中是一所好學校；我在那裡的四年拿到了寶石榮譽胸針（Jeweled Honor Pin），畢業時還是一九五五年的班級幹部。

更是，請你讀下去就會知道，更是班級詩人。

我只是沒進入正式的教育系統而已。事實上，我投入很長的時間，從事寫作教育。從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九○年，每個月的《作者文摘》（Writer’s Digest），都有我的連載專欄；這些年來，也出版了五、六本教導寫作的專著。一九七○年代末期，我在安提阿學院（Antioch College）主持長達一週的講座；二十五年後，在凱利郡利斯托爾作家週的年度聚會，我也上過同樣的課程。

此外，還有「為你的生命寫作」（Write for Your Life）。那是我接觸到日後被稱為「人類潛能運動」（Human Potential Movement，譯註：興起於一九六○年代的反文化運動，相信開發人類蘊藏在自身的潛能，便可激發出非凡的能量，增進滿足感）的某些活動，讓我在一九八○年代興起為新銳作家開設體驗式講座的念頭。連續兩年，我跟妻子巡迴全國，將各種互動課程壓縮到一天之內，獲得巨大的迴響。（但只賺到場面，沒賺到錢。我算了好一會兒才發現，我們忙活了半天，每小時只賺進三毛五分錢。日後，我卻覺得這也不是壞事，如果這個講座收入不壞，我們可能被迫持續推動，但搞這兩年應該也夠了。計畫喊停之際，巡迴課程已經有點像是精神導師之旅。但我壓根不想扮演這種角色。）

所以，我並不是完全沒有教學經驗。一九八二年，我真的在紐約霍夫斯特拉大學（Hofstra University）擔任過兼職教授，每週搭乘長島火車到漢普斯泰德上課，應該是教授推理小說寫作吧。起初有三個學生選修，後來只剩一個，有關那次的教學經驗，我就只記得這麼多。他有沒有交習作給我？我有沒有什麼評語給他？

毫無概念。我只希望我那個學生，無論他可能是誰、無論他現在是什麼身分，最好不要想起我的教學內容。那些是應該拋諸腦後的糟粕。

＊＊＊

於是，我來到紐貝里，感受複雜，相信你想像得到，我是來實現夢想的。我開設兩門課程：「小說寫作工坊」、「推理小說文獻研究」。從八月底到十二月初，每週二、週四上課——即便我不滿意教學成果，反正日後也沒人逼我再去教書。

我覺得我會喜歡，事實證明，確是如此。原本我擔心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幸好，我的心裡還算明白。或多或少，我感受到你能夠預期的各種恐懼與希望，也許，還有一點別的什麼。

誠實的說，我沒想到我會愛上這所學校跟這個城市。我考慮過各種可能性，偏偏沒預料到二○二○年的秋天，我又重新拾回卜洛克教授的例行教學生涯。（我還是教兩門課，但都是寫作課。一門是秋季班寫作工坊的進階版——「藉由寫作，自我實現」，針對性向不適合寫作，或者對寫作本身不感興趣的學生開設。可以說是從「為你的生命寫作」的樹下，滾落得不算太遠的蘋果。）

我們還租了這間公寓。上課的那個秋天，我們就住在這裡；之後，就每隔一或兩個星期回到校園一次。我可以在賓州車站搭乘銀星號，一路南下，找個地方窩著，料理點事情。

就像我現在這樣。

在我教書的第二個秋天，我安排出時間，跟李查．雷曼（Richard Layman）共進午餐。雷曼是達許．漢密特傳記的作者，穩坐研究漢密特的第一把交椅。他特別開車從哥倫比亞過來，共進咖啡之際，他邀請我參加他跟太太聯合幫推理界自成一格的瘋狗——詹姆士．艾洛伊（James Ellroy，譯註：《鐵面特警隊》、《黑色大理花》電影原創者）舉辦的聚會。艾洛伊將在儀式中，把他的書稿、文件捐贈給南卡羅萊納大學圖書館典藏。

我起碼二十年沒見到詹姆士了，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跟他聊聊近況。我還跟李查說，我對於自己的文件，態度更率性，某些書稿賣給收藏家，剩下的就扔了。

他臉上的表情，讓我不由得閉上嘴。

我只好改口說，如果他能在大學有所安排，找出處理的人手，我也很樂意捐贈幾個紙箱的書稿、通信、合約以及在我手上的其他文件。

一個念頭勾起一連串的後續，跟南卡大學圖書館的伊麗莎白．蘇度斯（Elizabeth Sudduth）通過兩次電話後，我回到紐約，在垃圾桶、盒子、櫃子裡東翻西找，還沒完全整理完，就已經寄出三十個沉甸甸的紙箱到南卡去了。

裡面到底有些什麼，我並不十分清楚，也不太在意。我每寄一張紙頭給他們，我孩子將來就少扔掉一張。

整理檔案也沒什麼好處。我找到好些我寫了一半就扔到一邊的殘稿、幾個未完成的短篇；還有一個職業罪犯轉做警方線人的回憶錄。這是一個受人委託的創作，寫完之後，好幾個出版商都覺得不錯，也付了稿費，但受限於法律約束，無法出版。

我可能會把幾個短篇寫完吧，儘管我也不敢打包票。有兩本書，我也可能會處理一下，如果我判定版權清楚、值得出版的話。

然後，我找到第三本已經寫到一般書籍長度的初稿。我稱之為《酒店開門之前》（A Writer Prepares，譯註：這是這本回憶錄的原名），約有五萬字。在紐貝里盤桓的我，去到沃爾瑪買了一張帕森款桌，自行組裝，著實費了不少力氣，用它來寫這篇「緣起」。

打開紙箱，抽出這篇手稿，我一定不會驚呼：「喔，我的天啊，怎麼還會有這個！」我不曾忘記這一篇，時時刻刻都在惦記。就在我翻箱倒櫃，幫南卡大搜尋文件的同時，我就知道我會找到《酒店開門之前》的草稿。我記得這篇稿子，是我在伊利諾州雷格戴爾（Ragadale）藝術聚落小住的時候，情緒澎湃，用盡一個星期寫成的。我記得那種無論是體能、心智或是情緒，都被耗得一乾二淨的虛脫。即便是我返回紐約，都還是個空殼子，難以復原。

我想我應該冷卻一下，擱一擱。這一擱就是二十五年。

這是怎麼了？我不大確定，心裡沒個準，無法解釋這種異樣的感受。反正我就是不願意再承受在雷格戴爾經歷的苦楚。創作時異常帶勁，一個星期的時間栽進過去，卻把我整個人都淘空了，強迫自己回顧某段歷史，稱不上是什麼賞心樂事。

「當你凝視深淵，」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告訴我們，「深淵也同樣凝視著你。」我不確定這句話是什麼意思，覺得尼采可能自己都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但我喜歡這句話的語調。我深度感激能有一整個星期，凝視我自己獨特的深淵——但絕不意味著我願意審視過去，久久不忍回眸。

這當然也不構成扔掉這篇初稿的理由。遇到這種進退兩難的時候，有一招倒是派得上用場，就是找我當時的經紀人諾克斯．柏格（Knox Burger），接下來，你會讀到，就是他在金獎（Golden Medal）當總編輯的時候，買下我第一篇犯罪推理小說。之後，他改行當文學經紀人，在某個時機點，改做我的經紀人。好幾次，我拿著不知道該怎麼辦的稿子給他看，他幾乎都會很委婉的告訴我，做點別的事情去吧。如果我想中斷某個寫作計畫，諾克斯是很牢靠的，肯定會遞給我一個衣架子。（作者按：以前，墮胎還是違法的行為，情急之下，有些女生甚至會把鐵線衣架子拆開，自力救濟。）

但這次不是。他覺得這個起手式很有趣，值得寫完。可能不大容易登上暢銷書排行榜，但讀來妙趣橫生，有機會出版。

那時，剛巧也是他跟威廉．莫羅（William Morrow）出版社，協議新約的當口。莫羅出版正在編輯我的馬修．史卡德（Matthew Scudder），希望能持續出版這個系列。他建議打包出售——兩或三本史卡德新書，外帶這本《酒店開門之前》。既然如此，我能不能從雷格戴爾返回紐約的時候，帶一篇「序言」給他們呢？

我可以啊，於是乒乒乓乓的打了五六頁，也就是你等會兒會看到的「序言」。你還會發現有一小段收尾的文字，括弧裡是這樣寫的：

〔請注意：這篇序言預計在正文殺青後修訂，屆時，內容非常可能會改頭換面。〕

你想呢？

諾克斯跟莫羅達成協議。但我忘記條款內容，只記得接下來的三年到四年間，我要交給他們三本小說跟一本回憶錄。從數字看來，他們準備通融《酒店開門之前》，用來換三本史卡德小說。回憶錄的簽約金相當可觀，但其他三本小說的稿酬更加驚人。

我記得這本回憶錄的預付款是三萬五千美元。簽約交付一半費用，剩餘的款項在書稿交寄、修改到出版社滿意後支付。

他們始終沒有支付尾款。因為我再也沒有處理這本回憶錄了。我依約完成三本史卡德小說，又替另外一家出版社創作柏尼．羅登拔（Bernie Rhoderbarr）雅賊系列。但始終沒有再看《酒店開門之前》一眼，更別說接著往下寫了。就這麼拖拖拉拉，莫羅出版社也沒有逼我交稿；直到某個時間點，態勢很明顯，這本書僵在那裡，無以為繼了。

所以，我收回這本書的版權。我不記得我開過支票，比較可能是出版社從新作稿酬中，直接扣除回憶錄的訂金。

破財消災。不管金額是多少，就此鬆一口氣。我最討厭欠人家什麼東西。雖然不至於徹夜難眠，但無債一身輕，通體舒泰。已經好多年了，我都不願意依照出版界的慣例，創作殺青前，就跟出版商議約；而是把書寫完，再把成品交給出版商，我因而快樂得多。

《酒店開門之前》半途而廢，心裡也沒什麼疙瘩。我想得明白：就算我把書交了，莫羅出版社裡面，也沒有任何人會特別重視。在我腦海裡，這個想法不斷湧出：這本書束之高閣，忘了有這麼件事情，從此皆大歡喜。

我真的這麼做了。

我知道這本書的下落，就在櫃子的一個牛皮紙袋裡，距離書桌幾步之遙。隨時都可以寫完，什麼時候想看，找出來看就是。

但我始終沒有動手。

直到去年十二月，我返回紐約，開始整理資料，準備捐給南卡大。它又出現了，這當然是意料中事。接連幾天，我坐在那個牛皮紙袋前；終於，我把書稿抽出來，端詳良久。

浮現的時機，恰到好處。在紐貝里，不同因素輻輳出難以想像的生產力。除開兩本合集（其中一本還是我的自選集）的序言之外，並沒有發表什麼值得一提的作品。但在這段期間裡，我組裝好一本選集、一本著手執行；連我自己都不敢置信的是：這是兩個塵封已久的計畫，沒想到還有推進的可能。

其中一本集結我非小說的作品——多年來的旅遊雜記、給紐約市的情書、懷念我母親的感言、蒐集地鐵舊車廂以及寫完這個換那個的序言。我自費出版《我們生命的罪行》（The Crimes of Our Lives），這是歷年來我為推理小說撰寫的評論。我一直考慮找個合適的時間，編纂推理小說之外的雜文。在書桌上，好些候選文章收在檔案夾裡，但我一直沒有開工。

類似的作品還有我從二○○九年秋天起，連續三十三個月，在《林氏郵票新聞》（Linn’s Stamp News）上發表有關集郵的專欄文章。我蒐羅前面的二十幾篇，以電子書的方式發行，之後，就沒有進一步的動作了。我一直覺得，我應該把整個系列整理出來，完整問世，同時發行電子書跟紙本。

待我搭火車返回紐約之際，這兩本書都處理好了。預計年底同時發行、銷售。

難以置信。

於是，再次打量四分之一個世紀，被拋在腦後的這本書，我突然很想看看它究竟有怎樣的潛力。我涉足個人出版，已經頗有成績，不再需要看出版商的臉色，也不擔心要如何調整風格，爭取他們的首肯。我只想把這本書寫成我想要的樣子。

我開始閱讀，很高興發現自己還滿喜歡的。我開始了解為什麼當年諾克斯沒有勸我棄守；只是不明白為什麼這麼多年來，終究不願意把這本書寫完。多半無關乎寫作本身，而是執筆者出了問題。

我覺得是年齡跟閱歷無法匹配的緣故。

根據我的觀察，有關這種年輕歲月的書寫，需要一個輕到還記得、老到不在乎的年紀——想清楚過去應該揭露多少，別人的回應又要保留多少。當時的我夠年輕，如今的我，翻閱當年的文字，已經不太在乎讀者會怎麼想了。但，很明顯的，當時的我會擔心某些事情，於是，怒濤澎湃的創作能量打了退堂鼓。完成五萬字，決定停筆喘口氣，內心的顧慮擅下結論：夠了就是夠了。

我現在年長得多。

只是現在該怎麼辦？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直接出版我在一九九四年寫下的段落，不管字數多少。問題是：這五萬字有頭沒尾，寫我早年的經歷，卻嘎然而止；總不好說，我結束了雷格戴爾的短暫停留，就此擱筆吧？等我回家，有機會，再在記憶的長巷裡，繼續我的漫步。

當然，非常可能我就此罷手。

大家可能會想起塞謬爾．泰勒．柯立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譯註：英國浪漫派大詩人）從鴉片館裡出來，走進迷離的夢境，滿腦子絕妙好詩。於是開始創作，靈感泉湧，汩汩流出，寫得忘我之際，文學史上著名的一幕發生了，來自波洛克的某人意外造訪，打斷了他的思緒。

結果就是如此。詩句永絕，《忽必烈汗》（Kubla Khan）就留下那麼幾句。

這當然不是說雷格戴爾就是上都（Xanadu，譯註：上都是元朝的夏都，內蒙一帶，也是柯立芝《忽必烈汗》的開場），但兩者確有一點神似之處。柯立芝的這首詩寫於一七九七年，直到拜倫（George Byron）苦勸，才在一八一六年出版。在近二十年的時間裡，難道《忽必烈汗》也被收進牛皮紙袋，放在櫃子裡嗎？不是的。柯立芝不時拿出來，朗誦給陸續到訪的嘉賓欣賞。

我想，裡面應該沒有人來自波洛克吧。

他有沒有做一點小小的修改呢？賣給書商約翰．莫雷（John Murray）的時候，有沒有潤飾過呢？

除了校正錯別字、偶爾修改不通順的句子，我一直在抗拒誘惑——要不要讓原稿的文字看起來更老練？——倒不是因為原稿無懈可擊，而是我實在無法用二○二○年的神奇纖維，去修補一九九四年留下來的破洞。

如果這違反了藝術的整體性，對不起，我道歉。

這就是呈現在讀者眼前的表現形式。有點像是俄羅斯套裝娃娃，每個娃娃打開，裡面還有一個更小的娃娃。八十一歲的老頭，搜索枯腸，介紹五十五歲的自己登場。他還要告訴你，在記憶中，他十來歲到二十來歲的時候，有過怎樣的經歷。

三個不甚牢靠的敘事者，組成的三頭馬車。

也許吧。不管了。接下來的五萬字是我從伊利諾州帶回家的原稿。待你讀完之後，先看它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

●本文摘自臉譜出版之《酒店開門之前：卜洛克的作家養成記》/ 勞倫斯．卜洛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