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照
作家三島由紀夫面對的是二次大戰的戰後創傷。
二次大戰之後去到德國的人，都注意到一個特殊的情況──德國人如此沉默，甚至連眾多人口聚居的大都市，街道上都是安安靜靜的，安靜到詭異地步，好像那一個個人影都不是真的，是沒有重量飄過去的幽靈。德國人被強烈的罪惡感壓得說不出話來。不只是戰敗，還有被挖出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暴行，德國人無言以對。他們說任何話，都可能被看成是自我辯護，連他們自己內心都無法接受做出這種事情的罪惡。德國是清教國家，是最典型的「罪文化」（guilt culture），他們只能對戰前與戰爭保持徹底沉默不語，在一種近乎集體精神疾病的狀態下，高度壓抑，將精神都耗費、發洩在工作與經濟發展上。
用德國作家溫弗里德·塞巴爾德（W.G. Sebald）的說法，戰後德國城市中最普遍的現象，就是沉默的德國人推著手推車，在街道上將被轟炸成廢墟的瓦礫一車一車收拾起來。那種景象會讓你覺得似乎德國人命定如此；他們接受了上帝生出德國人就是為了讓他們收拾瓦礫的命運。堆在車上推走的其實不全是瓦礫，還包括了屍體，親人、鄰居的屍體，他們還是只能默默地收拾，愈是痛苦愈是不敢流露出絲毫情感。
日本的戰後卻不是這樣。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美國軍部到美國政府與國會卻立即陷入嚴重爭執中。接下來該怎麼辦？一派以太平洋戰爭經驗到「一億玉碎」的口號為依據，判斷仍然必須動員大量部隊才能有效鎮壓、占領日本，要有在日本遭遇強悍游擊戰爭抵抗的心理準備。另一派則持反對意見，認為日本人會接受戰敗，不會在本土上再和美國對抗。
後面這一派意見占了上風，後來也證明是對的。屬於這一派的，包括了海軍顧問潘乃迪克，以及實際指揮太平洋戰事的麥克阿瑟將軍。
潘乃迪克訪問了許多日本戰俘，問他們為什麼要打仗？得到的答案，幾乎千篇一律都是──為了天皇而戰。那戰爭的目的呢？戰爭的意義呢？大部分日本戰俘答不上來。他們沒有提到大東亞共榮圈，沒有提到亞洲奮起、替亞洲人民對抗西方，更沒有提到防堵共產主義。這些是日本軍部對外宣傳的重點，然而真正上戰場的日本軍人，他們心中只有天皇。
潘乃迪克得到大膽的結論：只要是天皇下詔投降，日本人應該就不會繼續戰鬥且是唯一的理由。所以當時潘乃迪克這一群顧問，大膽做了一個結論，他們說：如果這些人只認同天皇，那麼，只要是天皇下令投降，這些人就有充分理由不會繼續戰鬥。事情證明的確如此。當然我相信這群顧問當時在美軍去占領的時候，他們心裡一定也是忐忑不安的，那具體考驗著他們對日本是否真正理解。
這原本是個大膽的預測，然而從美軍登陸日本的第一天開始，證明了潘乃迪克的看法是對的。美國人幾乎沒有遭受任何挑戰，不只沒有游擊隊，甚至獲得日本人微笑打招呼歡迎。美國大兵開著吉普車穿過東京最熱鬧的街道，完全不會感到危險，不需要持槍護衛，更不需要列隊集體行動。幾個軍官一起就可以安心開車到日本鄉下，日本人會爭相出來看，年輕媽媽抱著小孩，還會拉起小孩的手來搖，更大的小孩則追在車子後面，跟美國人要食物、要口香糖。
很難相信，才短短一、兩個月前，美國是日本的死敵，造成態度大逆轉的，是兩個美國人很難理解的重要因素。在日本的文化，滲透入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天皇如此重要、面子也如此重要。
對於美軍占領，主流的意見，透過殘存的宣傳廣播系統反覆告誡日本國民的是：千萬不要在美國人面前丟臉。日本必須表現為一個有風度的戰敗國。戰爭中寧死不屈英勇作戰，因為不能顯現出懦弱讓人看扁了；戰後必須輸得起，以和平姿態迎接美國人，也是為了不能顯現小氣、小心眼被人看扁了。戰敗國也有好有壞，有光榮的戰敗國和不名譽的戰敗國。
●本文摘自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 出版新書《追求終極青春：楊照談三島由紀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