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於1925年的三島由紀夫生活在衝突浪潮中劇烈擺盪的時代,戰後他先是擺向了西方式的現代慾望,卻在六○年代的「安保鬥爭」、青年革命行動中,逐漸轉向右派日本國族主義價值觀。
(圖源:紀錄片《三島由紀夫vs東大全共鬪》)
◎文/楊照
作家三島由紀夫面對的是二次大戰的戰後創傷。
二次大戰之後去到德國的人,都注意到一個特殊的情況──德國人如此沉默,甚至連眾多人口聚居的大都市,街道上都是安安靜靜的,安靜到詭異地步,好像那一個個人影都不是真的,是沒有重量飄過去的幽靈。
德國人被強烈的罪惡感壓得說不出話來。不只是戰敗,還有被挖出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暴行,德國人無言以對。他們說任何話,都可能被看成是自我辯護,連他們自己內心都無法接受做出這種事情的罪惡。德國是清教國家,是最典型的「罪文化」(guilt culture),他們只能對戰前與戰爭保持徹底沉默不語,在一種近乎集體精神疾病的狀態下,高度壓抑,將精神都耗費、發洩在工作與經濟發展上。
用德國作家溫弗里德·塞巴爾德(W.G. Sebald)的說法,戰後德國城市中最普遍的現象,就是沉默的德國人推著手推車,在街道上將被轟炸成廢墟的瓦礫一車一車收拾起來。那種景象會讓你覺得似乎德國人命定如此;他們接受了上帝生出德國人就是為了讓他們收拾瓦礫的命運。堆在車上推走的其實不全是瓦礫,還包括了屍體,親人、鄰居的屍體,他們還是只能默默地收拾,愈是痛苦愈是不敢流露出絲毫情感。
日本的戰後卻不是這樣。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美國軍部到美國政府與國會卻立即陷入嚴重爭執中。接下來該怎麼辦?一派以太平洋戰爭經驗到「一億玉碎」的口號為依據,判斷仍然必須動員大量部隊才能有效鎮壓、占領日本,要有在日本遭遇強悍游擊戰爭抵抗的心理準備。另一派則持反對意見,認為日本人會接受戰敗,不會在本土上再和美國對抗。
後面這一派意見占了上風,後來也證明是對的。屬於這一派的,包括了海軍顧問潘乃迪克,以及實際指揮太平洋戰事的麥克阿瑟將軍。
潘乃迪克訪問了許多日本戰俘,問他們為什麼要打仗?得到的答案,幾乎千篇一律都是──為了天皇而戰。那戰爭的目的呢?戰爭的意義呢?大部分日本戰俘答不上來。他們沒有提到大東亞共榮圈,沒有提到亞洲奮起、替亞洲人民對抗西方,更沒有提到防堵共產主義。這些是日本軍部對外宣傳的重點,然而真正上戰場的日本軍人,他們心中只有天皇。
潘乃迪克得到大膽的結論:只要是天皇下詔投降,日本人應該就不會繼續戰鬥且是唯一的理由。所以當時潘乃迪克這一群顧問,大膽做了一個結論,他們說:如果這些人只認同天皇,那麼,只要是天皇下令投降,這些人就有充分理由不會繼續戰鬥。事情證明的確如此。當然我相信這群顧問當時在美軍去占領的時候,他們心裡一定也是忐忑不安的,那具體考驗著他們對日本是否真正理解。
潘乃迪克(Ruth Benedict)|美國人類學家,以其著作《菊與刀》最為著名(圖源:維基共享)
這原本是個大膽的預測,然而從美軍登陸日本的第一天開始,證明了潘乃迪克的看法是對的。美國人幾乎沒有遭受任何挑戰,不只沒有游擊隊,甚至獲得日本人微笑打招呼歡迎。美國大兵開著吉普車穿過東京最熱鬧的街道,完全不會感到危險,不需要持槍護衛,更不需要列隊集體行動。幾個軍官一起就可以安心開車到日本鄉下,日本人會爭相出來看,年輕媽媽抱著小孩,還會拉起小孩的手來搖,更大的小孩則追在車子後面,跟美國人要食物、要口香糖。
很難相信,才短短一、兩個月前,美國是日本的死敵,造成態度大逆轉的,是兩個美國人很難理解的重要因素。在日本的文化,滲透入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天皇如此重要、面子也如此重要。
對於美軍占領,主流的意見,透過殘存的宣傳廣播系統反覆告誡日本國民的是:千萬不要在美國人面前丟臉。日本必須表現為一個有風度的戰敗國。戰爭中寧死不屈英勇作戰,因為不能顯現出懦弱讓人看扁了;戰後必須輸得起,以和平姿態迎接美國人,也是為了不能顯現小氣、小心眼被人看扁了。戰敗國也有好有壞,有光榮的戰敗國和不名譽的戰敗國。
●本文摘自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 出版新書《追求終極青春:楊照談三島由紀夫》。
《追求終極青春:楊照談三島由紀夫》|作者:楊照
出版社:麥田出版/城邦文化 .出版時間:2022.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