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無法呼吸的傷口
我在2015年的夏天到歐洲旅行近二十天，終於踏上Kalinigrad這片土地，除了緬懷曾經啟蒙我懵懂年輕歲月的哲學家Immanuel Kant (1724-1804) 的出生地，更想追溯普魯士的發源地：Königsberg (中文意思為國王之山)。對整個德國而言，Königsberg有著重要的歷史文化與政治地位。在二戰結束後，為彌補蘇聯在戰爭中的龐大損失，再加上長久以來，俄國渴望擁有出口港，這個介於立陶宛與波蘭之間的土地，再適合不過了，從此由德國割讓給蘇聯，更名為Kalinigrad[1]。此外，蘇聯還獲得可觀的意外之財，這就是琥珀。這個地區所出產的琥珀居整個波羅的海沿岸之冠。後來俄國為了紀念Saint Petersburg建城三百年，重建在二戰期間被納粹拆運奪走又離奇失蹤的琥珀宮，Kalinigrad所生產的琥珀正好派上用場，怎不感嘆歷史的諷刺。當年的琥珀宮正是由普魯士國王Friedrich Wilhelm I (1688-1740) 為了與俄國結盟對抗瑞典，在1716年時送給沙皇Peter the Great (1672-1725) 的禮物。這兩百多年的恩恩怨怨，Königsberg一直默默地扮演關鍵的地位與角色。
由於Königsberg在二戰期間飽受盟軍猛烈轟炸，原有建築物幾乎不存在。再加上蘇聯的統治，不可能重建有德國味的建築物。如今市容看起來有些沉悶，充斥著史達林式的建築，是個商業不發達的化外之地。當時蘇聯更擔心日後德國要求索回此地，更不願用心經營建設此地。直到蘇聯瓦解，德國的資金注入，幫忙修復當年在德國時期殘留下的建築與教堂，否則很難想像當年它曾是人文會萃的大都會。我問了當地的導遊是否還有任何德國後裔留下來住在這個地方。對方斬釘截鐵地回答，所有的德國人都被驅逐了，目前的居民都是從蘇聯各地移民過來的，包括她的家人。當時我在來之前做了功課，讀了些文獻，得知當年來不及逃離的德國居民先被關進集中營，能夠被遣返回國的是不幸中的大幸。我有一位德國友人曾描述，他的鄰居正是從Königsberg那邊搬過來的。只感覺他們幽暗的內心，不易與人相處。
德國是挑起二戰的原兇，也是戰敗國，根據波茲坦宣言，戰後領土少了四分之一，包含Königsberg，那些被割讓給鄰國的土地許多世紀以來一直屬於德國，或者更正確地說，是講德語的土地。所謂的德國是遲至1871年才統一的國家，-而且是由普魯士主導下，統治著一團大小公國散落在說德語的土地上。因此戰後有將近一千三四百萬的德裔人口遭到驅逐，被強制分發到如今的德國各地。然而這些一無所有、殘破不堪的新移民，其實剛開始與本土同胞是格格不入，充滿緊張關係的。他們多半從未踏過所謂德國的疆域，風土民情，甚至德語口音，都與本土同胞相差甚遠。[2] 還有一部份人是從東歐各國，如波羅的海諸國、波蘭、羅馬尼亞等受邀的德裔，到納粹新擴張的領土定居，而那兒原本是被減絕與被迫離鄉背井的猶太人、斯拉夫人，或其他少數民族世世代代的居住地。
無論那些被驅逐的人曾飽受多少苦難遭遇，如前言所述，怎麼也比不上被他們迫害與殺戮的民族與國家，他們也是罪魁禍首的一部份。儘管德裔新難民如何與內地同胞在滿目瘡痍，如廢墟般的國土相互競逐有限資源，他們唯一共同之處就是都要負起戰敗的責任，並且心照不宣選擇了自願性的集體失憶。Nürnberg大審後，面對戰敗的撻伐，十幾年來，沉默成了他們共通的語言。[3] 大部份的納粹高官還隱沒在人間，過著高枕無憂的日子，直到1963年的法蘭克福大審判才有所改變。
同樣是戰敗國的日本，也面臨從海外殖民地遣返人民的問題，而且它的幅員更遼闊，牽涉到的層面更加複雜。理論上，從日本海外殖民地遣返的國民 (包含平民與軍人) 約五百萬，與德國比較之，這個數目對本土同胞顯然衝擊少了許多。在1930末年代，兩國的人口數約在六、七千萬之間。然而，或許令人感到驚訝，甚至不解的是，從海外殖民地返回的日本人會被貼上為他們新創的標籤「引揚者」。對於懂日文的海外同胞會立刻感受到，這是投射以偏見的眼光，似乎被當作一種特定族群的稱呼。首先，他們的血統可能被認定不夠純正，畢竟旅居海外，多則長達三代，與台灣人、韓國人、滿洲的中國人等通婚者也不少。其次，還有被懷疑在思想上遭外國經驗污染者。再者，更擔心他們還會夾帶各種傳染疾病傳入國內。若他們所搭乘的船被發現或懷疑有任何傳染疾病的病例，會被禁止靠岸，在港外隔離數天。即便上岸也會全身被噴上DDT，令他們返國後感到心寒，不受尊重的對待。
在Lori Watt 所著的『When Empire comes home』(中文版『當帝國回到家』由黃煜文翻譯) 一書中特別提到：
「美軍拍攝影片顯示，來自臺灣的遣返者，穿著高尚，舉止予人一種上層中產階級的印象。官員命令他們排隊，然後引領他們穿過DDT噴灑站，穿制服的護士站在英尺的高處粗略地對他們噴灑DDT。」
如果他們對從臺灣遣返的同胞都帶有歧視的眼光，更何況被他們曾經殖民五十年的臺灣人民。直到現在，我們仍有些人對日本統治時代帶有美好想像，其實是自我矮化、過於天真、一廂情願的意識型態。這種複雜的心態至今仍深深地拉扯著我們的族群。我常感慨很多人從來沒有真正認清一個事實，在許多的日本人內心中，對待臺灣人民的態度恐怕自1895年至今沒改變多少。往好的方向想，或許被日本民間友善的態度所蒙蔽。遺憾的是，這股微弱的友好態度始終無法憾動他們官方的態度，給予臺灣，或者整個華人一個公道。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生前曾講過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我深深不以為然，這種思維仿佛台灣還是他們的殖民地。尤其更令人想起牡丹社事件，當時琉球的主權尚未歸屬日本。1925年郭松齡「造反」，張作霖透過日本的幫忙，化險為夷。在齊邦媛女士所著的『巨流河』也有提到此事。然而，日本人的幫忙絕非白吃的午餐，張大帥低估了日本的野心與能耐，1928年他被炸死後，緊接著1931年九一八事變，1934年滿洲國成立。鑑往知來，台灣怎能落入「滴水之恩，湧泉相報」之陷阱。
Lori Watt在書中有一段話：「日本遲遲未能與前殖民地建立新的關係，這使得二十世紀晚期的東亞關係蒙上陰影。」尤其，韓國從政府到民間仍不遺餘力向日本在被佔領時期被剝削的人權與剝奪的資產討回公道，而臺灣的沈默不是德國式是自願性的集體失憶，而是自願性的集體催眠。
知名的日本指揮小澤征爾從滿洲回到了日本時已經六歲了，他曾說過中文其實才是他的母語，而非日文。他在2002年接下維也納國家歌劇院任期八年的音樂總監。該年他也擔任了維也納愛樂樂團新年音樂會的指揮。在這場音樂會值得一提的是，在演奏Joseph Strauß 的快速波卡 (Im Fluge, Polka schnell)之後的短短幾分鐘，有幾位團員輪流站起來用自己的語言向聽眾祝賀新年，輪到最後一位團員，雖然看起來是歐美人，卻是使用日文，然後似乎時間凝聚在小澤征爾身上，他以慎重的口吻說出：新年好。多麼精彩的音樂會，對我而言，可能都不如聽到這三個字來得感動。小澤征爾大半輩子都在國外奮鬥，在日本居住可能前後不到20年，卻從來沒有忘記在滿洲國奉天(瀋陽) 的童年歲月。
其實小澤征爾在自己的國家發展音樂事業一開始就非常不順利。1962年他與NHK交響樂團簽訂為期半年的指揮契約，沒想到受到部份團員的抵制，他們不但對年僅27歲的小澤征爾感到不服氣，更宣稱他態度狂妄、自大。如果對小澤征爾稍有認識的人，很難會將這些負面的字眼與他聯想在一起。經歷這一段不愉快的「N響事件」，小澤征爾最終捨日本而放眼全世界，反而造就了世界的小澤“世界のオザワ”。
我雖然不願意妄加揣測，小澤征爾在日本所受到的不平污衊是否與他出生在滿洲有關。不可諱言，日本在戰後，從海外殖民地歸回的人，多少飽受邊緣化的態度。這是否為小澤征爾回國後在求學期間曾投下一道陰影。Lori Watt在她的書中提到：
「相較於臺灣與韓國，滿洲在本土日本人心中有深刻的暖昧感受。滿洲被描繪成充滿機會的國度，是等待人們前去馴服的開放邊疆….. ，與本土的價值觀格格不入。滿洲也讓人感覺充滿欺騙。」
言下之意，當初被鼓勵去滿洲開疆闢土的人被暗暗認定為次等、非善類者。這也連帶著反應日本人對戰敗的態度為何與德國人有著天壤之別。Lori Watt教授提出的觀點是，有些缺乏同理心的日本本土的民眾認為海外日本人所遭受的苦難是不可以與他們相提並論的〈這有多少與原爆有關〉，甚至還責備海外日本人是發動戰爭的幫兇。海外日本人被污名化如此嚴重，以致於他們回到自己的祖國後，面臨身份認同的歧視與冷眼對待。
2018年是藤田嗣治 (1886-1968) 過世50周年，日本東京都美術館為他辦了大型展覽，規劃了八個主題，其中我認為最值得關切的是第六個主題 I & II：「面對歷史：與第二次大戰相遇以及戰爭畫作」，因為它攸關這位曾經紅極一時的藝術家在日本的形象一度跌入萬丈深淵，身敗名裂。
日本一向有尚武繪畫傳統，如源氏及平氏的爭權戰役和關原之戰，不過這些手繪作品僅限於上層貴族能欣賞。然而戰爭題材發展到江戶中期，當多色套印法成功地製出「綿繪」，一般市井階級終於可以經由木刻版畫得以欣賞更滿足視覺感官的作品，稱為「武者繪」，它的內容有別於一般熟悉的浮世繪。到了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戰爭版畫成了一樁熱門事業，這些木刻版畫為新聞畫報增添來自前線戰況的想像，可視為「時事綿繪」的一種。由於深受民眾的喜愛，當時幾乎所有的版畫家都從事戰爭版畫的創作，許多知名的畫家也都有繪製表現戰爭場面的油畫，如黑田清輝與藤島武二。藤田嗣治雖然去國多年，他自當了解日本藝術發展從不缺乏尚武精神。當軍方以畫家當以畫筆為戰爭貢獻的號召下，藤田嗣治也加入這場聖戰。當時有超過兩百位的畫家參與戰爭畫的繪製。回顧當時日本的時代背景，戰爭狂熱氣氛高漲，是全民運動，這些畫家幾乎不可能維持和平時期的藝術生活，而且不從者還會被軍方要脅中斷供應顏料與畫布。
到了戰爭末期，藤田嗣治和其他畫家被疏散到神奈川縣津久井郡的鄉下。當他在8月15日從收音機聽到天皇的「玉音放送」之後，原來門庭若市的住處，即日起再也沒有人到他家串門子，他發現所有人都對他避之惟恐不及，隱約察覺一股肅殺氣氛即將而來。果不其然，緊接著一些以往對藤田嗣治嫉妒或心懷不滿的畫家進行一連串排山倒海的抨擊。官田重雄在1945年10月14日的朝日新聞發表一篇「美術家的節操」，文中直指藤田嗣治是對軍方阿諛奉承、卑躬曲膝的畫家，如娼妓般的行為不僅自求恥辱，也是對全體藝術家的侮辱。在這種情況下，所有畫家友人都離他遠去，連不認識的畫家更惡意利用此機會詆毀他的聲譽。他們無非希望畫家的戰爭責任全由藤田嗣治一人來扛。如前言，幾乎所有的畫家都捲入這場戰爭，然而美國佔領當局一開始就沒打算要追究畫家們的戰爭責任。
攝於1940年6月23日
當1940年德軍挺進巴黎後，我們一定對Adolf Ｈitler站在艾菲爾鐵塔前的照片不陌生，他身旁站著穿著軍裝的哼哈二將。照片的左邊是一般較熟知的Alert Speer (1905-81)、Hitler的首席建築師，他在1942~45年擔任軍備部長 (Rüstungsminister)，戰後成為Nürnberg審判主要戰犯之一。至於右邊則是雕塑家Arno Breker (1900-91)。以他與Speer的好交情，再加上曾在1920年代到巴黎追求藝術生涯，自告奮勇為Hitler導覽巴黎，於是造就了這一張經典照片，也成了他人生中不可磨滅的汙點。戰後法院判定他是納粹的追隨者(Mitläufer)，僅需繳100馬克罰款。
當Breker還在法國時，在1932年得到普魯士藝術學院授予的羅馬獎，前往義大利，研究、學習古典與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然而他更觀察到義大利的法西斯如何利用藝術宣揚他們的意識型態與統治理念。就在他學成後不久，正好遇上納粹掌權，幾位友人勸他不要再留在法國，返國拯救我們的藝術界吧。然而就在回國後沒幾年之間，他的作品風格從此丕變，趨向第三帝國所崇尚新古典又誇張的形式。
自此Breker有接不完的政府案子，工作室充斥著自戰俘營的助理，獲贈古堡、享受不盡的財富與特權，被譽為Hitler最喜愛的雕塑家。戰後他的公共作品90%都被盟軍摧毀殆盡。連殘存的作品是否該繼續被保存在德國，備受爭議。他的名聲從此一蹶不振。幾乎活了一個世紀，卻也大半生都背負著納粹的污名。就在他過世15年後，2006年北德的Schwerin 為他辦回顧展，展示70件作品。當時遭到數十名當地藝術家、藝商，與藝術史學者抗議，要求取消此展覽。
雖然在法律層面上，Breker沒有實際的犯罪行為，但道德上的瑕疵是躲避不了他的國人的質疑與譴責。他在納粹時期享有的特權，其實是排擠其他藝術家生存空間得來的，而那些被迫流亡，甚至被捉進集中營的人，不乏是昔日或當年一起在法國追求藝術的友人。尤其他在戰後的回憶錄，毫不掩飾自己如何懷念受到Hitler賞識的美好歲月，更大言不慚，自己是多麼天真又無辜。他更引用Hitler的話形容自己：「就政治而言，所有的藝術家都像帕西法如此純真。」(In der Politik sind alle Künstler so einfältig wie Parsifal.) Hitler不正就是在落魄的年輕歲月想當個藝術家？
同樣也在2006年為紀念藤田嗣治120歲冥誕，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為他辦大型展覽「傾倒巴黎的異邦人」(パリを魅了した異邦人) 。在當時是首度最完整的回顧展，日本的藝術界對他的評價已經完全翻轉，昔日的偏見不復存在。雖然藤田嗣治終於被還予公道，但為時已晚，他早已不當日本人了，寧願永遠是異邦人，長眠在他鍾愛的法國國土。
1938年的10月，藤田嗣治隨著日軍來到中國武漢戰場蒐集資料，他先由上海搭乘軍機經由江西的九江到達湖北的武漢，將近一個月的停留期間，所到之處斷垣殘壁，中國軍人屍橫遍野。武漢保衛戰是抗日初期最大規模的戰役，雖然有效地阻止了日軍進攻西南大後方的腳步，中國軍隊畢竟傷亡達四十萬之眾。10月25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下令全線撤退，武漢自此淪陷。藤田嗣治目睹了戰爭的殘酷與災難，當時完成了三幅畫，其內容其實談不上是戰爭畫，多少看得出他內心的掙扎，決定隔年回到法國。沒料到歐戰急轉直下，巴黎淪陷，僅僅待上一年後，又不得不從法國返回日本。
藤田嗣治或許符合Hitler所講的藝術家性格，以他的家庭背景 (其父親是軍醫高官)，再加上國際知名度，正是軍方宣傳戰爭拉攏與操控的最佳棋子。就某些程度而言，他是被迫捲入這場戰爭。可惜一步錯，全盤皆墨。個性執著的他，一旦投入戰爭畫的製作便義不容辭，再度隨著軍隊的派遣到各地戰場。在戰後被美國佔領當局沒收的一百五十幾幅的戰爭畫中，藤田嗣治的作品多達十四幅，幾乎都是嘔心瀝血之作，是否數量之最，不得而知，因為很多作品都已被損毀。他的作品令我大開眼界，毫不掩示當時日本橫掃太平洋外圍，戰場領域如此之廣，可見當年日本掠奪與擴張版圖之野心。
藤田嗣治原打算擺脫異邦人的形象，透過戰爭畫報效祖國並得到認同。這種心態可比擬一戰前的德國猶太人，他們為了證明比德國人更愛德國，紛紛加入一戰，然而隨著戰敗輿論的撻伐，他們成了承擔戰敗的罪魁禍首，進而引發一連串的反猶浪潮。藤田嗣治不免反省自己的天真與愚昧，才會被利用，繼而被羞辱與迫害。那短短幾年回國報效竟成了他一生最不堪的回首。最終選擇歸化法國，從此與日本劃清界線。即便重新回到住了快三十年的法國，昔日的友誼也未必能立刻重新拾回，尤其那些躲過大屠殺的猶太裔的藝術家，如Marc Chagall、Ossip Zadkine 與Moïse Kisling。畢竟他的國家走向錯誤的道路，如果當初沒有秉持良心而急流勇退，如何能不概括承受國家所犯下的罪行？
[1] 為紀念其政治家Mikhail Kalinin (1875-1946)。
[2] 此情形很像在1949年，大陸各省同胞隨著國民黨撤退到臺灣的情況。
[3] 這多少可以解釋德國人如何化沈默為力量重建德國，建設的速度與成果遠勝於鄰國，雖然這些國家受破壞的程度遠低於德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