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身為哲學家的洪席耶為何要為新史學寫文?事實上,1970年代,年鑑學派的興起使法國學界有諸多反響,如呂格爾就已有相關著作,洪席耶也不是第一位對新史學有關注的哲學家。洪席耶在七零年代於第八大學與其同儕共創雜誌,關心年鑑學派能否處理他所關心的勞工階級問題,洪席耶認為工人並非沈默,而是以斷斷續續的聲音發聲被寫下來。「工人之夜」:工人白天工作,那麼洪席耶問,工人是否能有其知識性活動?洪席耶發現Gabriel Gauny所著的 La philosophie plébéien,並代為編纂,且重新出版。由此可以看出,歷史之於洪席耶來說有一種重新反思、有活生生的痕跡,有別於小說的純虛構特性,儘管歷史也有一種很小一部分虛構的成分,因為尚未被書寫揀選的歷史材料,不能算是歷史。因此,對洪席耶來說,他要批判的是歷史學家的書寫,而不是歷史哲學。在此書第五頁,英國人區分了「故事」(story)與「歷史」(history),德國人區分了「史學」(Histoire)與「史事」(Geschichte),洪席耶以為法文裡缺乏上述英文與德文,對歷史的精準描述,以至於把「生命經驗、與其忠實的敘述、欺騙的虛構、知識的解釋,都指定到同一個名字。」這使得法文中的「歷史」一詞無法區分生存經驗的厚度,與論述建構,這也是洪席耶要起身討論歷史之名,並且述及了詩學與修辭學的原因。
緊接著淳嫻老師介紹了歷史書寫的諸多進程,從希羅多德對政治與軍事事件的敘述、伏爾泰到蘭克(對檔案史料的強調),後來在19世紀的民眾史,則開始注意到了底層人民的事件。而「知識的詩學」就很適合當作此書的副標題,也就是說,洪席耶要強調的是對整套書寫程序的研究,亦即知識如何被讀和寫,如何被建構為一種特殊論述類型的規則(p.14)。換言之,承襲於亞里斯多德詩學的洪席耶,把詩學的位置高於歷史學,以哲學思考方式來廓清歷史書寫中對真實與虛構的區分。淳嫻老師也通過主譯此書的魏德驥老師所寫的〈翻譯緣起〉一文中,討論了從歷史之字到歷史諸名(Les mots de l’histoire)的問題,如果我們回頭看今年洪席耶的另外兩門課程,就可以發現,「他的詩學就是在感性領域名字的分配,轉化成對主體存在與不存在分配的批評,這種存在的分配不可避免的就是政治的(翻譯緣起,XV)」另一方面,也可發現洪席耶的歷史態度觀點也與班雅明的《歷史概念》有類似之處,都來自於拯救。
如前所述,洪席耶致力於以知識詩學(poétique du savoir)進行批判,這是「一種對於整套書寫程序的研究,藉由這些程序,使論述脫離文學,賦予自身科學的地位,並且指出此一地位的意義。知識詩學所關注的在於知識如何被讀與寫,如何被建構為一種特殊論述類型的規則。它企圖定義知識所獻身的真理之模式──而非提供規範,更不是為了讓科學的妄稱生效或者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