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國民政府說兼愛非攻的道理】
文人黃純青曾經擔任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委員。他深知把地位、身分掛到身上究竟代表什麼樣的責任和代價。
*本文雖立基於真實史料,但摻雜有個人主觀想像與臆測,不同於嚴謹的研究論述,請小心服用。
臂章理所當然要別在手臂上作為身分識別之用,但黃純青拿到這塊布做的臂章的時候,他不禁想起剛才在路上發生的事,有些後怕,於是愣了一下才戴上。但他沒有猶豫太久,畢竟自己是省參議員。在這場會議中,有經常在省議會裡一起聯合提案的好夥伴王添灯,而官方派來的與會人士也是他過去在議會裡常質詢的行政首長們。在這些人面前,他總不能表現得畏首畏尾。
這塊臂章上寫著「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上頭蓋著「臺灣省臺北市參議會關防」,他的編號是第拾號。這幾天中山堂出入的人員有些混亂,有塊臂章在手,有利於辨別身分、方便進出,但也等於被做了某種記號。大大小小的勳章黃純青拿過無數,他深知把一種地位、身分掛到身上究竟代表什麼樣的責任和代價。
過去日本政府發給他勳章的時候,他幾乎沒什麼猶豫。活到七十幾歲了,回頭去看他也不後悔,反而更堅信自己的做法是對的:要那樣打打殺殺去跟政府對抗,是一無所有的人才做的事。以他的能力可以做些超越對立的事情,兼愛非攻,維持地方民眾安定生活、產業穩定運作,利己也利他。能對自己這麼有自信倒也不是沒有原因,他的這輩子不算好運,但還真沒遇上讓他無法解決的事情。
黃純青童年時,臺灣還是由清國統治的時代,他的故鄉──樹林,那時候還叫做「海山堡彭福庄」。他受的是私塾教育,書房老師教他讀四書五經,他學得很快,但這種知識對他來說其實沒什麼吸引力,他真正有興趣的書是《墨子》。由於老師上課教的都是孟子距楊墨的那一套,這書他只能趁半夜偷偷地讀。
[1]他不喜歡禮儀跟階級,但他常常夢想有一天會有一個主張人人平等、兼愛非攻的人站上高位,獎賞那些和自己相同主張的人,懲罰那些造成爭端的人。
不過他還是很用功,十二歲的時候就已經能寫出色的八股文。縱使對這種制度百般不滿,但如果人生照這個節奏走下去,總有天也會一舉成名天下知的吧。但沒想到二十歲的時候,清國因甲午戰敗,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把他原本的規劃都給打亂了。鄉里間有些人自發去跟日本人打仗,他也一起加入,跟著偷襲過日軍幾回。但是義勇團人數少武器又不精良,打完就跑成不了什麼氣候。而打先鋒的那批人更是在六月初的一個早晨,突然被日軍包圍、迅速剿滅;同鄉人去幫他們收屍下葬的時候,黃純青也跟著大家去看,十三個人一字排開,直挺挺地躺著,說是浴血奮戰,但其實看得出來沒經什麼打鬥就中彈身亡。他骨子裡還是很尊敬這些人,但他馬上就知道,要在這個政權的統治下活命,不能這樣搞。
[2]
他背著年邁又生病的父親避走了一陣,待風頭過去,就返鄉做起生意。他娶了樹林望族的女兒為妻,日本政府邀請他擔任樹林區長,他馬上就答應。幾年後他和岳父找了一群有錢人出資成立「樹林製酒公司」,生意經營得有聲有色,甚至打響了樹林地區「老紅酒」的名號(即現今知名的「紅露酒」)。他很慶幸自己沒有被儒家那套忠孝仁義的思想綁架,能看出藏在冠冕堂皇的語言背後真實的社會規則──有經濟實力、懂得適時妥協,才能保有自己的堅持。比方說,他本人堅持不講日本話,但是日本人要推動「國語」,他還是幫忙蓋國語傳習所;政府想要開道路,也對地方發展有益,他就有本事籌到錢來開。必要的時候,他也能在一定程度內跟政府唱一點反調。1931年時,日本因本土連年豐收限制臺灣米銷往日本,嚴重影響臺灣經濟,他便和林獻堂等人一起組織「反對限制臺米移入內地期成同盟」,以臺北州代表的身分去東京和日本首相齋藤實交涉,最後使日人收回成命,改為按月移入。正是這樣的進退得宜,他的人生一帆風順,當過鶯歌庄長、臺北協議員、樹林信用組合長,甚至連總督府評議員都當過了。
本來他以為這輩子的巔峰已過,能看的大風大浪也看得差不多了。於是在1941年他六十六歲那年決定辭去所有公職,開始回到位在圓山的宅邸「晴園」過退休生活,在躲空襲之餘,則寫詩追憶自己二十歲以前的似水年華。他雖然用古體詩寫作,但不喜歡那些結構嚴謹讀起來文謅謅的詩;他喜歡用很口語的句式,再搭配很多註釋去勾勒年幼時的鄉土風情──他也曾經有藝文夢,1934年第一回臺灣全島文藝大會他還曾是大會議長,只可惜會議中的「與漢詩人聯絡案」遭到新文人陣營的否決,不然他可能還想用藝文活動做更多事。
只是他萬沒想到自己七十歲的時候,臺灣又換政權了──日本政府投降,中華民國政府接管臺灣。日治時期一起做過點事情的朋友,紛紛投入地方民意機關的選舉。黃純青也忍不住復出,投入省參議員的選舉,並且於1946年當選。縱使年過七十,他在議會裡的表現仍然十分積極,在他擔任第一屆省參議員的期間(1946-1949),一共留下了168項提案跟98次的質詢紀錄,
[3]議題含括地方自治、教育、財稅、經濟等議題。雖然他也漸漸感覺到這個新來祖國政權不如原本想像的美好,但他知道自己不是一無所有人的,他有能力超越民眾與官方的對立,讓大家兼愛非攻。
可惜人生並不如此順利,他也終於遇上了難解的問題。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在他的記憶中,他是在3月2日他接到了市參議會打來的電話,要他去中山堂參加會議,共商二二八事件後續的處理方式,會議的結果就是他跟著黃朝琴、王添灯、杜聰明等8個人一起去見陳儀。陳儀看起來也態度良好,答應要解除戒嚴、釋放被捕的民眾,而且大家還在陳儀的面前決議好要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治安也交由處理委員會負責。
無題名手稿:「今回發生緝菸不幸事件...」(藏品/黃得時提供,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3月4日早上他又接到電話請他前往中山堂參加處理委員會的會議。
10點鐘,他從圓山的晴園出門乘人力車前往中山堂,走到北門附近的時候聽到機關槍槍聲大作,沿街民眾紛紛趴下,他在車上心想這下死定了,心臟差點從嘴巴裡吐出來。
二十分鐘後,黃純青出現在中山堂的處理委員會。進入會場時,有人發給他一個處理委員會的臂章,辨別身分用的。他知道這回的事件遠比以前遇過的任何衝突都難解,他掛上臂章,準備去跟那些官員們說說兼愛非攻的道理。
★ 作家小傳
黃純青(1875-1956),傳統漢詩人,而且是少數經歷過清領、日治與戰後的文人。日治時期參與儒墨論戰、提倡臺灣話文之事,已為文學史家所樂道。但他同時是當年重要的實業家與政治人物,戰後更以71歲高齡當選第一屆臺灣省參議員。二二八事件是他戰後政治生涯的分水嶺,事件後雖曾被警務處列名造冊為「主犯」,但仍躲過一劫,後轉向文獻工作,且繼林獻堂之後擔任臺灣省文獻會主委。
★ 自我介紹
陳令洋 清大臺文所碩士,興趣是詩與書法。
[1] 黃純青的《晴圓詩草》中有〈戒讀墨子〉一詩:「獨尊儒學課兒童。斥墨排楊道不同。夜靜焚膏偷讀墨。先生戒勿異端攻。」
[2] 本段依黃純青〈民族英雄樹林十三公抗日成仁紀念碑文〉(1955)一文,摻雜個人主觀臆測改寫而成。
[3] 見陳肇萱〈從「街庄」到「鄉鎮」:黃純青與戰後初期臺灣的地方自治(1945-4956)〉,《「臺北州建州百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資料集》(2020),頁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