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很噁心,覺得自己就像個孩子」他告訴GQ雜誌:「我感覺有顆球哽在咽喉,我以為我會哭出來。」("I felt ill. I felt like a little kid," he told GQ. "I felt like there was a ball in my throat.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cry.")
這是2018年布萊登・費雪在接受GQ雜誌專訪,披露自己在2003年參加金球獎主辦的午宴時,好萊塢外籍記者協會(HFPA)前主席菲利普・柏克(Philip Berk)向他私密處伸手性騷擾後,他當下的感受。
布萊登・費雪在《我的鯨魚老爸》中的劇照。(來源:車庫娛樂 https://reurl.cc/3OxkY9)
有時最傷人的不是行為本身,而是社會的反應
事隔15年,他依舊感受到屈辱,不僅是因為當下的遭受到的不適當觸碰,更因為事後對方與HFPA的反應。
當他試圖尋求一個道歉時,行為人菲利普・柏克以一封否認犯行的信件作為打發,稱自己之所以願意在信中道歉,只是為了讓布萊登・費雪覺得好過,並否認對他有任何性騷擾行為;
事後,HFPA站在了前主席的一邊,要求兩人簽署一份聲明,要布萊登・費雪以書面認同當下的行為只是一場玩笑,而非需要被正視的犯行。
布萊登拒絕簽署。往後的多年間,他的從影生涯每況愈下。他不能確定HFPA或柏克在其中是否有扮演那雙看不見的手,他只知道自己的心理陰影比當初寫信尋求HFPA主持正義前更大了,如今他面對的不僅是個人的行為,更可能是體制的制裁 — 所有人都知道HFPA的權力有多大,而他不過是眾多商業電影男演員中知名的一個,隨時可以被輿論消弭在洪流之中。
但這還不是最殘酷的,失去名利事小,他的身體自主權被侵犯了,卻被人用「玩笑」帶過,那種「攻擊性不強,侮辱性極大」的態度成功為布萊登帶來多年的自我質疑。
費雪曾在自傳中曾自述該事件與後續回應對他帶來的打擊:「在我心底,某個東西已經被拿走了 。」
受害者遭遇的社會評價常是二次傷害
在我經手過的性騷擾案件中,許多行為人(加害者)都是用同樣的態度來二次傷害被行為人(受害者)的:否認、輕蔑、忽視,甚至反過來攻擊受害者的外貌、性吸引力、過於敏感等。
曾遇過一個被目擊多次伸手不當觸碰女學生的教授,他在相關申訴流程中輕蔑地說道:「她(女學生)長這麼難看,誰要性騷擾她啊?」
事後,該名教授在多名研究生共同指證下,終於承認自己「不適當」地多次觸碰該位女學生的身體。他受到了懲處,但依舊強硬地認為該位女學生「過於敏感」,對自己為了開脫而攻擊女學生的外貌始終不曾道歉。
他在受調查時所說的話,無疑是對女學生的二次傷害,更是一種身處權力高點者對身處劣勢者的傲慢。
從研究實證出發,學習不檢討受害者
儘管許多研究已經指出,性騷擾/性侵害與受害者的外貌無關,有時甚至與加害者的性慾也無關,有時行為之所以發生,純粹是來自於加害者對於權力(power)滿足的慾望,但許多人始終習慣用更嚴苛的眼光來審視被害者—
他/她是否在被害時穿著暴露?他/她是否言行間流露出任何不符合「乖巧」或「純真」的形象,以致於「自招危害」?他/她是否散發足夠的性魅力,來「佐證」這樣的行為確實發生過?他/她(行為人)明明平常都很nice啊,會不會是你/妳太敏感了?
太多來自社會眼光不友善的質疑,導致被害者往往不敢出來指證,甚至選擇息事寧人。在此情境下,受害者往往開始自我懷疑,甚至落入自殘的境地。
受害者們的緘默往往導致行為人越發大膽,最後在一而再、再而三犯案而東窗事發後,吃瓜群眾才事後諸葛地開始順風撻伐加害者。然而,此事任何的指責都已經難以還給受害者公道。
正如費雪曾被HFPA和柏克回應的公然羞辱仍需要長時間的恢復,被害者的心理創傷從來就不是復仇後就得以痊癒。
或許你我很幸運,自己與周圍親友從未淪為受害者;或許你我夠善良,這一生都不會成為加害者。但別忘了,我們都有可能成為旁觀目擊者。你可以選擇跟加害者一起檢討受害者,也可以選擇站出來基於事實說話。
當然,別忽略了也有一些所謂的「受害者」是濫用了形象來傷害「行為人」。無論在哪個情境,記得,我們永遠可以勇於選擇為真相發聲。
「起初,納粹抓共產黨人的時候,我沉默,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當他們抓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時候,我沉默,因為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當他們抓工會成員的時候,我沉默,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當他們抓猶太人的時候,我沉默,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最後當他們來抓我時,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Martin Niemö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