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夢：以「中華普世價值」取代「普世價值」

夢：以「中華普世價值」取代「普世價值」

【Comment】

In the following article, Dr. Min WANG, Director of Chinese and Foreign Strategic Dialogue Research Center of Shandong University and Special Researcher of Beijing University, concludes after a lengthy elucidation that: 1) the containment of China by the West powers is self-evident; and 2) with the uniqueness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and culture, Beijing is irrelevant to the universal values.
The author stresses that “China has truly been a great power all the time from ancient Chin and Han dynasties to mid-Qing,” meaning “what China is experiencing now is not an emergence, but in fact her revival as a historical great power should undergo.”  He, as if following the official propaganda, implies that Chinese is a destined world power.
Like many Chinese scholars, Wang did not take notice of logical contradictions. 
According to Wang, as “the cold war thinking was based on the divergences of social systems and values,” there is no need for the US to entertain hostility and contain China; therefore, the US should waive the old way of thinking and allow Chinese peace-oriented values to replace the existing aggressive Western-styled universal values.  However, in stating that “the contradictions, competitions and confront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cluding the US, originated from the fundamental conflicts in political systems and values,” Wang contradictorily confirms that there do exist incompatible qualities between the two powers that force China to be righteously assertive.  By tolerating such obvious logical flaws to advocate Beijing’s propaganda, Wang makes himself more of a single-minded Chinese nationalist than a respectable scholar.
In the last paragraph, where Wang recommends “seeking positively the common values of China and the west, and demonstrating the universal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her values,” he divulges Beijing’s Dream of superseding the existing universal values with Chinese creeds. 
Apparently, Wang is echoing Xi Jin-ping’s slogan that China should develop on their own course, and meanwhile to interpret the “new type of relations of powers,” which provides no complete details yet.

By the way, Wang’s assertion of “tri-powers relations that include Sino-US and Sino-Russia bilateral relations” reminds us of the “East China Sea Peace Initiative” raised by MYJ on August 5th, 2012. 
Whereas Wang is wise to note the fact that Beijing has no right to instruct the US-Russia relation, MYJ fails to find himself an ineligible initiator for “three bilateral talks: Taiwan-Japan, Japan-China, and China-Taiwan,” in which he draws up a fictitious Japan-China relations.    revised on 20130331

作者王敏在這篇文章中主要闡述：一、西方世界對於中國的圍堵的真實性。二、中國與西方世界本質上（政治制度＋價值體系）無法融合。
作者強調中國「從秦、漢時代至清代中期，中國一直都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大國」，及「並非新興大國的崛起，而是歷史大國的復興」，帶著天命的色彩，中國必勝。
不過，就在作者自己說「冷戰思維源於不同政治社會制度和價值觀的對立」從而暗指美國與西方世界應放棄舊思維知時，正好抵消自己在前面的觀察，即「中國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矛盾、競爭和衝突，本質上仍是不同政治制度和價值體系的根本對立。」

換言之，文章與許多中華國族主義者的內容相去不遠──為迎合北京的政策聲明，不得不擷取並堆砌現有主張，從而顧不得邏輯推論嚴謹性。

特別是在最後，作者無來由的提及「積極尋求中國價值觀與西方價值觀的共同點，深刻闡明中華文明與價值觀的普世性」，洩漏了北京擬以中國價值取代普世價值的企圖。
作者，顯然支撐了習近平所打出：中國將走自己的發展道路。並逐漸補充尚未具體內容的「新型大國關係」口號。

隱晦的巧合是：作者的以中國為樞紐的「中美、中俄兩組、三方大國關係」主張，讓人聯想馬英九在2012年8月5日就釣魚台問題的「東海和平倡議」：台日、中日、台中三組雙邊對話，然後再落實台中日一組三邊對話的方案。不同的是，作者仍知所節制，知道中國無權指導美俄關係；而馬卻指定中日關係，馬顯然在現實上打高空。

 

探索中國對外戰略新思維◎FT（2013.03.28）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9658

北京大學特約研究員、山東大學中外戰略對話研究中心主任 王敏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自18世紀中葉與西方工業革命失之交臂，200年間，中華民族一直在封閉落後與苦難屈辱中徘徊。1949年之後，中華民族重新站立起來。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奮力追趕，中國經濟實力、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和影響力迅速上升。而中國對自己突然走到世界前臺，行為舉止還不完全適應。雖然中國頻頻向世界伸出橄欖枝，但某些國家卻心態複雜、疑慮重重，不願看到甚至試圖阻擋中國崛起。面對現實，中國亟需全面審視對外關係，創新戰略思維，以更高智慧贏得戰略主動。

一、趨利避害應對外部環境新變化

綜觀21 世紀第二個10年，中國外部的經濟、政治、安全環境正在發生一系列重大變化，將對中國未來產生深刻影響。

從外部經濟環境看，第一，世界經濟復蘇脆弱緩慢，全球經濟和產業結構深度調整。國際金融危機尚未結束，發達經濟體的財政緊縮、“去槓桿化”仍在持續，美國“財政懸崖”、歐洲債務危機都遠未解決。伴隨結構調整的波動與陣痛，世界經濟低速增長，隨時面臨下行風險。最近賽普勒斯銀行業擠兌危機暴露了歐元區分裂的存款擔保體系與其貨幣聯盟的內在缺陷，深層矛盾仍是歐元區單一貨幣體系與各成員國經濟發展水準和財政、金融監管體系的參差不齊。這無疑為歐洲經濟復蘇增添黯淡。受內外因素共同影響，中國經濟難以一枝獨秀，增速明顯放緩。與本世紀第一個10年相比，最大的變化是，外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力明顯下降。2012年中國外貿出口增長7.9%，比2003年至2011年平均增幅下降13.7個百分點。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催生新的技術和產業革命，國際競爭空前激烈，各國加緊搶佔戰略制高點。雖然中國上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1年GDP占全球10.4%，進出口貿易額占全球10.1%，但經濟增長品質不高，創新能力不強，中國製造總體處在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

第二，國際貿易投資保護主義強化，區域自由貿易體正在形成。經濟低迷與貿易保護相伴而行。一些國家為促進就業，扶持本國產業，設置各種貿易投資壁壘。尤其針對中國的反傾銷、反補貼和投資審查大量增多。去年，中國太陽能光伏電池密集遭遇貿易摩擦，美國徵收最高250%的反傾銷稅和16%的反補貼稅，歐盟也發起反傾銷並醞釀反補貼調查。一些中國公司海外投資屢屢受阻。與此同時，區域內貿易增長迅猛。歐盟區內部貿易額已占66%，東亞區域內貿易額占53%，美國40%多貿易額在北美自由貿易區。今年2月14日，歐盟與美國共同宣佈，將於年內啟動自由貿易協定談判。至此，美國將在西太平洋以TPP（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為依託，在大西洋以美歐自貿協定為依託，形成由其主導的兩大自由貿易區。同時，歐盟與日本也將於今年4月開啟自由貿易談判。美歐、歐日自貿談判將制訂新規則，必然對全球貿易和經濟格局產生重要深遠影響。

第三，美國實施“再工業化”和出口倍增計畫，中美經貿互補性下降。國際金融危機迫使美國從金融、房地產等部門回歸實體經濟，重振製造業和出口。2010年、2011年美國出口分別增長16.6%、17%，其中，礦物燃料、汽車及零配件、發動機、通用機械、塑膠、有機化工、光學儀器與醫療設備、鋼鐵等重要製造業出口比重超過70%。今年1月美國製造業PMI上升至55.8%，創近9個月新高，一些美國公司開始把海外工廠遷回本土。奧巴馬總統誓言：“要讓美國成為吸引新就業崗位和製造業的地方”，“確保下一次製造業革命在美國發生”。美國製造業強勁增長使進口中國產品需求下降，並增加向中國出口。中美兩國產業重合度上升，貿易競爭性增強。

從外部政治環境看，第一，西方政治制度與價值體系仍占主導地位，對中國構成長期壓力和挑戰。冷戰結束後，美國等西方國家把推行“普世價值觀”作為全球戰略的核心。2001年美國遭受“9•11”恐怖襲擊，反恐成為首要任務，此後10年中美關係大體平穩。以2011年美國擊斃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為轉捩點，反恐戰爭基本結束，加之中東地區發生劇烈變革，美國對外戰略重新回到以推行價值觀為核心的軌道，強調人權在對外政策中的重要性。然而，美國集中力量反恐的10年，正是中國抓住機遇快速發展的10年。2011年中國上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美經濟利益加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格局。尤其是2008年爆發國際金融危機，重創美歐經濟，也使西方政治與價值體系遭到質疑，西方國家由此陷入戰略焦慮：既堅決排斥中國的政治體系和社會制度，又對“中國模式”所產生的奇跡感到震驚和恐懼；既需要借助中國經濟克服自身危機，從中國發展中獲益，又憂慮中國發展過快、超越自己；既想讓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和義務，又擔心中國話語權增大，發揮主導作用；既想阻止中國發展勢頭、至少使中國發展放慢，又避諱公開“遏制”中國。這種矛盾心態，使其對華戰略和政策更加錯綜複雜。有學者預言，奧巴馬總統第二任期將在人權、西藏和售台武器等問題上對中國更加強硬。前不久，英國政府內也有人主張，要繼續對中國人權問題施加外交壓力，並在西藏問題上採取強硬立場。長期以來，美國對中國一直採取對話接觸加對沖（Hedging）遏制的雙重戰略和兩面政策，在對話接觸中實施對沖遏制，在對沖遏制的同時保持對話接觸，並混合採取接觸、防範、牽制、制衡等戰略手段。其中臺灣、西藏、人權等問題始終是中美關係中揮之不去的陰影。中國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矛盾、競爭和衝突，本質上仍是不同政治制度和價值體系的根本對立。正如西方戰略家所言，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仍是“西方自由民主政體與東方市場經濟集權政體之間的對立”。這種對立將是長期的、尖銳複雜的。雖然美國對華遏制戰略因中美經濟利益加深而受到內在牽制，但很難通過經濟合作與利益分享而彌合，更不可能在短期內消除，由此帶來的戰略壓力可能伴隨中國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復興的全過程。

第二，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客觀上制衡中國崛起。2011年10月14日，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在紐約經濟俱樂部發表演講，宣佈“世界的戰略與經濟重心正在東移，我們正在更加關注亞太地區”；“我們不僅是亞洲的一個常駐軍事和外交大國，而且也是一個常駐經濟大國，並將長期留在亞洲”。美國稱其為亞太“再平衡”戰略，並強調，這一戰略不針對中國，不是遏制中國的戰略；“美國歡迎一個強大、繁榮、穩定和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中國”。但無論美國如何解釋，幾乎所有國際輿論都認為，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針對中國而來，是對沖、制衡中國崛起的戰略。近兩年，美國在亞太地區一系列密集的外交和軍事行動，更使中國確信這一判斷。美國的再平衡戰略使亞太國家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也使中國外部的政治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並直接導致了美中戰略互疑加深。

第三，中國作為國際事務中舉足輕重的利益攸關方，面臨多重身份的定位與平衡。以往發展中國家的單一身份，正在轉變為兼具發展中大國、經濟大國和地區大國的多重身份。雖然中國堅持認為自己仍是發展中國家，並在國際事務中堅定維護發展中國家權益，但由於經濟體量增大並仍不斷增長，不得不面對如何既以發展中國家身份發揮作用、又以擁有較強綜合國力國家身份發揮作用的平衡，特別是如何在發揮大國作用的同時，繼續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周邊鄰國保持友好關係。

 

從外部安全環境看，第一，最突出的是，中日釣魚島爭端、南海部分島嶼主權爭議，導致中國周邊安全環境複雜嚴峻。當年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兩國老一代領導人未曾想到，雙方同意擱置的釣魚島主權爭議，時隔40年後掀起驚濤駭浪。這場爭端的起源與要害，恰恰是日本政府否認1972年兩國建交時就“擱置”爭議所達共識，並於去年9月對釣魚島實施所謂“國有化”。對此，中國必然堅決反對。尤其是日本右翼勢力企圖借釣魚島爭端否定二戰後國際秩序，更深深觸痛了中國人對上世紀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罪行的敏感神經，也是釣魚島爭端極為尖銳的實質所在。與釣魚島問題相比，南海部分島礁的主權爭議相對平緩。針對美國提出的南海自由航行權問題，中國強調，中方重視依國際法維護南海航行自由，這方面不存在問題。中國一直耐心地與有關國家溝通，致力於通過談判協商解決爭議。縱觀歷史，中國一貫奉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睦鄰、安鄰的周邊外交政策，積極與鄰國發展友好關係，但由於種種複雜的國際因素，中國的良好願望備受困擾。

第二，一些國家依據所謂“國強必霸”邏輯，質疑中國防禦性的國防政策，渲染中國威脅論，公開主張圍堵、遏制中國。近年來，某些國家多次指責中國軍費增長快、支出不透明，認為中國軍力增長是經濟增長的必然結果，中國軍備快速現代化加劇了地區不穩定，尤其日本更是大造“中國正在快速擴大軍備”的輿論。2011年日本《防衛白皮書》公開指責中國在南海監視活動升級，將日本與菲律賓的關係升格為“戰略夥伴關係”；日本還大舉進入緬甸經濟，企圖截斷中國通向印度洋的戰略要道。中國一再鄭重聲明，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以和平手段解決領土、領海爭端，但並未得到有關國家善意回應；中國越強調和平發展，某些國家就越強調中國威脅，並刻意在中國周邊編織所謂“第一、第二島鏈”包圍圈，構築“自由與繁榮之弧”，極力想使中國陷入戰略困境，威脅中國安全。

中國外部環境的重大變化，使中國精英階層和普通民眾高度警醒，更加深切認識到，必須盡最大努力，加快發展自己，排除一切干擾，用好有利條件，減少不利因素，維護中國和平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二、縱橫捭闔構建大國戰略關係新格局

中華民族具有5000年燦爛文明。從秦、漢時代至清代中期，中國一直都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大國。當今中國迅猛發展，並非新興大國的崛起，而是歷史大國的復興。作為正在復興中的大國，如何處理好與其它大國的關係，是中國對外戰略的重大課題。

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大國關係，也是最複雜的雙邊關係。中國領導人提出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是基於自身及整個世界和平發展的需要。其核心是，相互尊重，全面合作，互利共贏。中美建交30多年來，一路風風雨雨，但兩國利益關係日益緊密。現在，越來越多的中美兩國精英人士認識到，推動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必須摒棄不合時宜的陳舊思維。

（1）摒棄零和思維。零和思維的最大危險在於其具有“自我實現”預言的性質。“當一個守成大國與一個崛起大國相遇時是否必然發生衝突？”這是近幾年中美關係中最流行的問題。美國新保守主義思想家把中國視為美國的“戰略對手”，依據歷史上大國之間碰撞、衝突的案例，推斷中美關係也將循此定律。但中美兩國主流民意對此並不認同。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著名戰略分析家約瑟夫•奈指出：“相信衝突不可避免的想法，本身就是衝突的根源。美國若是把中國當成敵人，可能就為自己樹立了一個敵人。”許多中方學者認為，中美兩國並無大的利害衝突，而且，在維護全球經濟穩定、應對氣候變化、打擊恐怖主義、制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方面，擁有巨大共同利益。雙方都應客觀理性地看待對方發展，防止出現所謂“修昔底德陷阱”。

（2）摒棄冷戰思維。冷戰思維源於不同政治社會制度和價值觀的對立。美國的對外戰略是在近50年的冷戰期間形成的，一些人偏好以冷戰思維看待中國與中美關係。他們一面臆斷中國崛起帶來威脅，一面貶評“中國是一個被動回應型的國家，缺乏真正的盟友”；“在安全防衛領域，中國沒有全球範圍的軍事基地網路以及盟國”；“中國甚至未在自身所處區域建立起主導地位”，等等。冷戰時代已經結束，冷戰思維早已過時。中美兩國不應以對立、排斥的眼光看待對方，更不應以敵視思維判斷對方實力與發展趨勢，避免戰略對抗和誤判。

（3）摒棄狹隘思維。中美作為兩個世界大國，應當胸襟寬闊，包容豁達。處理雙方關係應大度大氣，善良睿智。戰略互疑是思維狹隘的表現。應奉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以一己私利處理兩國關係。中美應相互尊重核心利益和各自在亞太地區的正當利益，遼闊的太平洋完全容得下中美兩個大國。一個成功的中國只會使美國更加繁榮。

（4）摒棄傲慢思維。中華民族和美利堅民族同為世界優秀民族，彼此都有許多優點和長處。中美兩國應增強相互認同感，處理雙邊或國際事務，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以謙虛態度互相借鑒、取長補短。中國應當學習美國人民的創造精神，瞭解美國內外政策的客觀原因與深層邏輯；美國也應當瞭解中國由本國國情所決定的發展道路，瞭解中國的歷史、哲學與文化。

 

在摒棄陳舊思維的同時，中美雙方應以創新思維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第一，構建尊重差異、超越分歧的新型大國關係。尊重差異，就是尊重不同文化包括不同制度文化的差異。中美兩國國情不同，處在不同發展階段，彼此相處應以禮為重，和而不同，求同存異；超越分歧，就是中美雙方在處理相互關係時，應當超越政治制度障礙，超越意識形態分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把一般分歧擴大化，不把經貿問題政治化。在利益一致時積極推動合作，在利益不一致時有效管控分歧。

第二，構建同舟共濟、互利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同舟共濟，就是中美雙方都要重視維護兩國關係大局，重視維護雙方共同利益，不斷擴大交匯利益，攜手應對風險挑戰；互利共贏，就是推動中美各領域開展全面、平衡、高效的合作，使雙方同等受惠、共同獲利。經貿關係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應精心培育、構築兩國經貿合作新根基。一是自由貿易根基，雙方應堅定奉行自由貿易原則，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二是結構平衡根基，雙方都要推進深層次結構改革，使各自國內經濟和兩國經貿關係更均衡、更可持續；三是平等公正根基，雙方開展貿易投資合作要排除政治因素干擾，切實做到平等無歧視，公正無排斥。

第三，構建基於健康競爭而非戰略博弈的新型大國關係。健康競爭，就是鑒於中美在經濟和安全領域相互依賴程度很深，不可對抗。兩國在政治、經貿、軍事、外交等領域，應善意看待對方，不敵視、不排斥、不損害對方，企業競爭應遵守世貿組織規則。非戰略博弈，就是中美不是戰略對手，不搞零和遊戲，不搞針對對方的軍事或政治同盟，不搞軍事威脅，在國際事務中不給對方施加壓力。總之，健康競爭應是非對抗性的、良性的競爭。

第四，構建與時俱進、前瞻未來的新型大國關係。與時俱進，就是應順應時代潮流，推動中美關係在變革和創新中發展。前瞻未來，就是雙方要登高望遠，以長遠戰略眼光把握兩國關係發展的大方向。應當看到，中美在戰略上相互依存，任何旨在損害對方的行為結果也會損害自己。美國著名戰略家布熱津斯基指出，只有美中都“接受對方在全球事務中扮演中心角色的事實”，兩國關係才能持久穩定；“美中之間的關係必須真正是一種與美歐、美日關係類似的全面的全球夥伴關係”。在中國看來，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歸根結底應當是相互尊重的朋友關係，合作共贏的夥伴關係。

 

中俄關係是與中美關係並駕齊驅、同等重要的大國關係。俄羅斯是中國最大的鄰國，是當今世界的重要一極。上世紀70年代，美蘇冷戰、中蘇對立，推動中美接觸，聯手抗衡蘇聯。鬥轉星移，今天中俄兩國為共同應對西方壓力而走到一起。這是國際戰略格局的重大變化，也是中國對外戰略的現實選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任後首訪定在俄羅斯，將其作為中國外交的優先方向，突顯俄羅斯在中國對外戰略中的重要地位。冷戰結束後，西方國家通過北約東擴等手段一再擠壓俄羅斯戰略空間，對俄羅斯在許多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上採取與西方不同的立場表示不滿，並不斷批評俄內部事務，視俄為戰略對手，這使俄羅斯深感加強與中國合作的必要性。同時，中國一直受到西方政治壓力，又面臨美國戰略重心東移壓力。因此，在中美俄三邊關係中，客觀上形成了中俄共同應對美國的態勢。由於中俄不存在重大政治分歧，在核心利益上相互支持，雙方能夠互為最主要、最重要的戰略協作夥伴，成為新型大國關係的典範。

對中國而言，維護發展中美、中俄兩組、三方大國關係，是21世紀第2個10年對外戰略的基石。同時，高度重視與其他金磚國家、與20國集團建立良好關係。支援金磚國家成為就重大國際問題開展對話與合作的機制，支持二十國集團內部的協調與合作。充分利用中國同時與美、俄兩大國保持重要關係的優勢，與日本、印度等亞洲大國和其他地區大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實現全方位、多層次的互利共贏。

三、廣結善緣擴大全球戰略合作新空間

人類社會正處於歷史長河中的一次重大轉向，長期以來預言的多極世界正逐漸變為現實。面向未來，中國對外戰略應更加強化和睦、和平、合作的意識，以更開放、更包容的姿態融入世界，以更富有親和力的優雅形象活躍於國際舞臺，爭取更多朋友，贏得廣泛尊敬。

（一）以和為貴，友善至上。中國要努力成為世界各國的好朋友、好鄰居、好夥伴。這既是基於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奉行的與人為善、親仁善鄰的世界觀，也是從近代中國飽受列強欺辱中得出的堅定信念，更是當今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發展是硬道理、硬實力。中國復興最根本的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保持經濟長期持續穩定發展。這是中國最重大、最核心、最根本的利益。正如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所告誡的：除了爆發大規模戰爭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受任何干擾。中國應繼續遵循鄧小平教導，堅決維護發展復興的大局，一切有利於中國發展復興的事，堅決地、毫不猶豫地去做，一切與此不利的事堅決不做。在國際事務中，既不當頭，也不樹敵；無論國家大小、貧富、強弱，一視同仁，平等相待。妥善處理涉及自身的爭端，無論釣魚島或南海諸島爭端，都應在維護國家主權的原則下，堅持以和平手段解決。推動亞太地區建立開放、透明的安全與合作架構。真誠傳達中國善意，努力與對方構建共同善意，在善意的氛圍中協商談判，以善意和智慧解決爭端。與所有利益攸關方加強戰略互信，努力減少並消除戰略互疑。鞏固老朋友，結交新朋友，不斷擴大朋友隊伍，真正做到“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二）包容互助，利益共用。中國現代化進程為全球發展帶來機遇，應與各國共用。鑒於中國可能在未來數年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應主動擔當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和穩定器。特別是，在參與全球資源配置與產業分工中，中國應當更加注意照顧他國利益，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和周邊國家利益，更加自覺地保護全球自然資源與生存環境，無論從別國進口能源原材料、向其他國家出口製造業產品，或企業對外投資，都要考慮對方利益，尊重別國合理關切，堅持平等互利共贏，絕不自私自利。要與所有國家發展合作夥伴關係，使自身發展更多更好地惠及其他國家。

（三）力戒僵化，避免僵硬。中國正在國際舞臺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雖然中國不同任何國家結盟，但必須與所有國家交好。在國際事務中應“因事結盟”，誰正義就支持誰，誰正確就和誰站在一起，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作出選擇。妥善處理複雜敏感問題，靈活應對各種政治、軍事同盟和區域性貿易協定。例如，接受邀請參加環太平洋軍事演習；以開放態度對待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應將其視為倒逼中國經濟轉型的外部機制，加緊適應其在勞工、環保、智慧財產權和政府採購等方面的標準，擇機加入。應增強中國對外交往的柔韌性，注意放下身段，傾聽不同聲音，少說空話套話，不說生硬話，改變自說自話，全面加強溝通對話。在全球重大議題和地區熱點問題上，提出更多受人尊敬的“中國倡議”、“中國方案”。

（四）謙虛謹慎，自信豁達。中國完全實現現代化直至最終復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目前中國經濟轉型處於決定性階段，改革攻堅進入關鍵時期，面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嚴峻挑戰。中國必須頭腦清醒、內外兼修，透徹認知中國國情，準確把握世界大勢。正確宣傳中國發展對世界的影響，批評勸阻少數人的盲目自滿情緒、民族主義情緒和悲觀主義情緒。學習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積極尋求中國價值觀與西方價值觀的共同點，深刻闡明中華文明與價值觀的普世性，闡明中國全球合作戰略的思想內涵，致力於減輕、消除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的困惑、誤解和疑慮。樹立大而不驕、強而不霸的形象，把中國和平發展的真誠願望，化為外部世界對中國的普遍信任，實現與世界的共同繁榮。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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