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騰柱是北美洲西北部原住民的一種文化特色,今人狹窄地將其歸入“宗教”。確有此因素,但它亦包含祖宗的系譜,自然也少不了藝術創作。柱上有動物圖像,比較多見的是獅、熊、狐、鷹、渡鴉、雷鳥,魚、甚至青蛙,可以是部族、家庭,甚至個人的精靈。柱子是垂直的,這些雕像的表述遂採疊羅漢方式,原住民可能沒什麼心思,但在念念不忘“權力”尤其是個人“權力”的美國意識裡,“處于圖騰柱底端”(at the bottom of the totem pole)就成了在權力和地位上都墊底的比喻。本文順著美式邏輯,探討“白種男性”地位從頂端滑落、墜入谷底,探究該傾向和近年來槍枝暴力陡升是否有關聯。
也身為“弱勢族群”的女性,若以多元性別為盟友,那麼就加速性別二元論的散架。今日這個性別政治的“戰國”狀態,它的基礎早在1990年代奠下。1991年的《與敵同眠》(Sleeping with the Enemy)這部美國電影為整個時代定下基調,將二元性別轉化為“敵我矛盾”。在我的《殺母的文化: 20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一書中,觀察到美國文化已從“殺父”“殺母”演變至“殺夫”階段,兩性關係成為殺戮戰場,在大眾文化裡被描繪成爾虞我詐、殺機四伏,男性之被妖魔化恍如大陸文革時代樣板戲裡塑造的“階級敵人”。美國進入一個性侵案遽增的年代,波及參議員、最高法院提名人、樞機主教,甚至總統(柯林頓)。家暴案與童年性侵案曝光度之強烈,導致“家中有男性,婦孺都不安全,因此最佳的家庭形態乃單母親家庭”的政治路線,而單母親家庭的確成為美國家庭的主形態,在比例上壓倒雙親家庭—今日已回不去了。然而,顛覆“父權家庭”的別動隊少不了同性戀和其他的性傾向。
1990年代的美國若如中國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則柯林頓總統1998年因性醜聞險遭彈劾事件則可比擬1976年“四人幫”的垮台—兩者都是極端主義遭逢大逆轉。柯林頓總統是民主黨左派,是女性主義的盟友,試圖利用“性醜聞”扳倒他的反而是“宗教右翼”(the Religious Right),後者一貫反女性主義,如今不過是利用時代議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此全國的女性主義團體在醜聞期間是挺柯林頓的。經此一役,“與敵同眠”這齣戲就唱不下去了,偃旗息鼓,但二元性別好比被龍捲風刮過的平原上的農莊,遺下這樣一個廢墟:任何性形態都比異性戀“正確”,異性戀反而變成了父權與夫權的基礎,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彙說就是一個生產方式的"下層建築",按此邏輯,任何“非常軌”的性形態反而更能顛覆父權社會和男性中心論。
另一方面,“異性戀羅曼史”(heterosexual romance)作為一個“偉大的美國制度”(a great American institution)[詳致友人《宜消釋異國情緣未了之恨》書—兼評“一個偉大的美國制度”一文],歷風雨飄搖屹立未倒,仍為大群嚮往,中外皆然,大眾文化可為佐證。嚮往“異性戀羅曼史”的女性不見得是對性別政治毫無覺悟者,相形之下,1990年代女性主義的極左派反而是小眾。她們將兩性關係演繹為敵我矛盾,“羅曼史”遂變成對敵人的溫情主義,可上綱為“投降主義”,試問:性別二元還能不散架嗎?
自近代初期,白種男性除了是家庭、社會、國家和教會的主人,也是海外殖民帝國的主宰。在西方科學革命開始征服自然期間,正值英國從奴役愛爾蘭至跨海建立北大西洋殖民帝國,科學革命的發言人培根(Francis Bacon)適時發表了《時間的雄性華誕,或曰人對宇宙建立的帝國的大更新》(The Masculine Birth of Time or, The Great Instauration of the Empire of Man Over the Universe)(1602-1603)。曾幾何時,在疊羅漢的“多元主義政治”底下,英裔白種男性這個“身份認同”一落千丈、掉進了谷底。理論上,“多元主義政治”讓你白種男性“平權”為多元中的一元、異性戀則被允許列席眾多性愛形態—但理論上歸理論上,實質上它毋寧是一種從邊緣顛覆中心的“去中心化”,得有一個“中心”作為打倒的對象,方便去之而後快。
鎖定某一個“弱勢族群”的槍擊案其實毫不新鮮。1989年12月6日加拿大的蒙特婁工程學院大屠殺(École Polytechnique massacre),就是一名持槍的男子闖入正在上課的教室,宣稱“與女性主義作戰”,然後把男生與女生分開,專門對女生進行射擊,射中9人,其中6人死亡,行兇者復穿過走廊,至學校餐廳和另一間教室再次對女生進行射殺,終于在槍殺了14名女生,射傷10名女生和4名男性後舉槍自殺。12月6日被加拿大官定為“全國反針對女性暴力行動與紀念日”(National Day of Remembrance and Action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