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我來當兵，送我回家去！」

三十六年前的今天，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四日，前總統蔣經國發布「總統令」，宣告自七月十五日淩晨零時起，解除戒嚴令，實施了長達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的「戒嚴令」，自此走入歷史。此後，臺灣政府進行了各項改革開放措施，諸如開放報禁、黨禁、國會全面改選、修憲等，開啟了民主政治蓬勃發展的新局。

1987年7月15日《中央日報》頭版

十一年前，海峽兩岸合拍一部連續劇《原鄉》，講述一群隨國府來臺的第一代外省老兵，為了與家鄉親人團聚，衝破戒嚴時期種種禁令，拿起心中一塊名叫「想家」的石頭，狠狠砸破隔閡兩岸近四十年的鐵窗，促使當局解除戒嚴令，開放兩岸探親的故事。

（一）

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進入尾聲，徐蚌會戰之後，國軍潰敗的局面幾乎難以挽回，五月十九日，時任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警備總司令陳誠頒佈《臺灣省戒嚴令》（全稱《臺灣省政府、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佈告戒字第一號》），宣告自五月二十日零時起，臺灣省全境實施戒嚴，進入「動員戡亂」的戒嚴時期。

七月九日，臺灣全面實行省政府員工「連坐保證」制度，未有保證人具保者不予雇用。不久，自公務人員始，該制度逐步擴及臺灣所有公私機構單位，成爲戒嚴時期遍及臺灣絕大多數人口的基本政治審查制度之一。

十二月，國民政府遷來臺北，除軍公教人員及眷屬，還有遭拉伕、被擄來台當兵的老百姓、流亡青年學生，約二百多萬大陸軍民，隨國府湧入台灣。

一九五零年三月一日，蔣中正在台宣佈「復行視事」，打算「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甫抵臺灣的百萬軍民，誰都沒有想到，就此與大陸家人分隔近四十年，海峽兩岸進入長期對峙狀態。

自一九五零年代起，臺灣對大陸採取對立政策，民間不通郵、不通商、不通航，明令規定，軍民不得與對岸家鄉親人取得聯繫，亦不能返鄉探親，違者依《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以「通匪」「叛國」罪名論處。郵局、電信局皆有情治單位安插的監視、監聽人員，所有寄入、寄出信件都被查檢。

數十年間，臺灣的社會輿論主軸將「返鄉」視為「軟弱」「共匪同路人」，外省老兵只能午夜夢迴，偷偷想家，遙想遠在千里之外的親人。一些人冒「通匪」、「叛國」的罪名，冒著生命危險，試圖尋找管道，透過美國等第三地，轉寄家書回老家；極少數者則轉往第三國，繞道回大陸探親。一旦被情治單位抓到，輕則管訓入獄，重則被監禁、槍斃；帶信的人也必受牽連。

一九八二年，美國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Edward Moore "Ted" Kennedy）在致立法委員康寧祥的私函中，批評國民黨，說他無法坐視台灣侵犯人權的狀況，他本人已和國會參、眾議院領袖攜手合作，準備提案要求國民黨解除戒嚴令。

一九八四年，華裔美國作家江南（劉宜良），在美國出版其所著《蔣經國傳》，臺灣情治單位派出竹聯幫分子陳啟禮、吳敦、董桂森三人，赴美將其暗殺身亡，引發美國政壇震怒，為此案專門召開聽證會，台美關係跌至谷底，時任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Wilson Reagan）強勢要求蔣經國必須對國民黨威權統治做出實質性的改變。

一九八五年，美國駐臺北辦事處長宋賀德（Harry Thayer）在一次晚宴中，對國民黨實權仍掌握在外省人手中提出強烈的質疑；雷根總統又派身邊親信來台，以提供軍售為條件，敦促蔣經國早日改變威權統治。

一九八六年六月鄧小平在中國大陸大膽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並宣佈成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小組」，兩個月後，美國眾議院通過決議，要求國民黨在臺灣開放黨禁、報禁、廢除戒嚴令。

實施戒嚴，本為國共內戰期間，國民政府便利戰時管理，依據《戒嚴法》：「在宣佈戒嚴期間，由戒嚴地域的最高司令官掌管行政事務及司法事務」。但事實上，人民自由與基本人權，包括集會、結社、言論、出版、旅遊等權利被限縮，即所謂「黨禁、報禁、海禁、出國旅遊禁」等，此段時期，言論自由受到普遍限制，共黨人士、國民黨黨外政治異見人士被逮捕、軍法審判、關押或處決，負責執行的「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在總統指示下執行，此間臺灣常有人突然失蹤，不時傳出冤獄，被稱為「臺灣白色恐怖時期」。

（二）

在人民受到嚴密監控的戒嚴時期，雖然民眾與大陸親人通信困難重重，但國府軍政高層人員卻有秘密通信管道——「唐光華信箱」，信封外層寫「收件人  唐光華」，內層才是真正收信人，將信寄到香港後，由專人負責轉到大陸。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部分思鄉心切、沒有秘密通信管道的老兵，於尚未解除戒嚴的一九八六年，反抗「禁止與匪區親人聯繫」之政令，站上街頭大聲疾呼「我要回家」。

參與抗爭活動的老兵們，走上街頭，舉牌表達訴求，遭到員警的暴力驅離，牌子被沒收。老兵們就把「想家」二字，寫在衣服的正面，背面各有各的口號和標語，如「我的家  在東北松花江上」、「白髮親娘等我回家」等等。

隔年，即一九八七年，離開家鄉近四十年的湖北籍退伍老兵何文德，因思鄉情切，再也無法忍耐，顧不上同儕的批評與反對，找到《前進》雜誌社，情緒激動地表達，他一生最後一個心願，拼死也要完成——回到家鄉見父母，若父母不在了，那就去祭拜父母的墳。

抗戰期間，何文德收到最後一封家書，弟弟在信中告訴他：自他離家以後，母親每天哭；姊姊見媽媽哭，跟著哭；妹妹見媽媽、姊姊都在哭，也跟著哭……

苦苦思念家鄉父母親人的何文德，和眾老兵一樣，沒有特殊管道，無法寄出家書，母親過世的訊息，兩年後才輾轉傳來台灣，使他痛苦不堪。為了其他老兵不必重演與他相類的人倫悲劇，他突破心防，勇敢站上街頭，承受警方的暴力驅離，開始向當局呐喊「想家」!

自此，何文德遭到情治人員二十四小時跟監。

思鄉見父母，乃人之常情，人道應超越黨派之爭、政治的敵對。

老兵在人道主義知識分子的協助下，以「人權至上，不分黨派，人道為先，親情第一」為原則，推動外省人自由返鄉省親，成立了「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發起人有何文德、林正傑、楊祖珺、張富忠等，名譽會長胡秋原，顧問為王曉波，共二十五人。何文德成為首任，也是唯一一位會長。

因二十四小時被情治人員跟監，為了不拖累太太，何文德與太太離婚。

雜誌社編輯范小姐，將居住在香港的姊姊的處所，作為中轉站，熱心為老兵提供代轉信件管道，為防止老兵信件被臺灣攔截，改裝為商業郵件，寄至香港姊姊的處所，姊姊從商業郵件中取出老兵們的信件，替他們轉寄至大陸家鄉；大陸家鄉的回信，也循同樣管道，寄至香港姊姊處所，改裝以後轉寄臺灣，由雜誌社編輯分發給老兵，前後總共為三百八十餘名老兵代轉信件。

除了分別居住在台港的范姓姊妹以外，立法委員許國泰、林正傑、蔡式淵等人也主動承辦轉信服務，讓在台的外省軍民可寄信至他們的地址，由他們協助轉信至大陸家鄉。

四月，「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製作第一份傳單——「我們已沈默了四十年」，先後印製三十萬份，由何文德、夏正勛（夏子勛）、朱文貴等老兵拿去散發，引起臺灣社會相當大的迴響；

五月，老兵聚集在退輔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門口，要求開放返鄉探親，被安全警衛人員阻攔，雙方發生激烈肢體衝撞。

五月十日，「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在國父紀念館前，舉行第一次活動——紀念母親節，向社會公開表達訴求；

五月二十九日下午，何文德與幾位老兵身穿前有「想家」，後有「四十多年了，放我回家吧！」的背心，在國大代表的協助下，前往彰化縣田中「榮民之家」散發返鄉探親傳單、宣傳理念，遭到「榮民之家」警衛與管理人員的痛毆：「他們穿這種衣服，是共產黨！是民進黨！是台獨！打！！！」連同國代一起，幾位老兵被打得遍體傷痕，何文德的衣服鞋子遭扯掉。

何文德說：「我心甘情願承受這一切的醜化與傷害，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全力推動這個外省籍返鄉省親運動！」

六月廿八日，在金華國中大禮堂，促進會老兵們舉辦「想回家，怎麼辦」演講會，吸引了相當多的民眾參加，老兵們組成「想家合唱團」，共同演唱《母親您在何方》，台上台下哭成一片。當晚，情治人員也在現場暗中觀察。據相關人士回憶，「國府高層後來有討論這一場演講會，對蔣經國同意開放探親，有起一定的作用。」

七月十四日，蔣經國宣佈「解除戒嚴令」，但沒有開放外省老兵返鄉探親，遷台軍民返鄉團圓的夢仍未實現，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當年的青壯之士，僥倖劫後餘生，已是鬢髮花白，垂垂老矣。

八月，《自立晚報》公佈民意調查結果，64%民眾認為前往大陸探親「早就應該開放了」，24.6%民眾認為「現在正是適當的開放時機」。此民調顯示，開放探親已具備相當的民意基礎。

九月二十日，「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在龍安國小舉行「回家的時候到了！」演講會，要求當局盡早明確宣佈開放探親日期；

十月十一日，何文德站上臺北市老松國小的演講台，於上萬民眾面前：

「我們沉默四十年，難道我們沒有父母？我們的父母是生是死，卻不得而知，『生』讓我們回去奉上一杯茶，『死』則讓我回去獻上一炷香！」

除上述活動外，「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的老兵行動者，頂著社會輿論的壓力，身穿寫有「想家」二字的白上衣，穿梭於街頭、火車站、市場、眷村、榮民之家、退輔會、立法院、調查局等，廣泛散發傳單。其間，始終遭到情治人員或員警攔阻；更有甚者，同為老兵同儕，竟然群起毆打這一群尋求回家之路的老兵行動者。

自臺北，到宜蘭、基隆、桃園、彰化、田中、高雄等地散發「想家」傳單，老兵行動者一路遭受辱罵、毆打、被吐口水，他們擦掉身上的口水，繼續前行，只求「給我們一條可以回家的歸鄉路」。

員警的暴力驅離，特務的跟監，同儕的毆打，已無法阻擋這群力圖尋求回家之路的老兵向當局討要「回家」的權利。何文德表示：「如果說，這是我們為中國歷史上因真正分裂而使得千千萬萬離散的骨肉、隔絕的夫妻、破碎的家庭得有重新團聚之期，所必須付出的某種代價，我心甘情願承受這一切的醜化、折磨與傷害的結果！」

（三）

這一群被當局所懷疑、被媒體汙衊、被同儕舉報的老兵，不顧身家安全，挺身吶喊，展開了近一年的血與淚的抗爭，率先衝破冷戰政治圍牆，他們在街頭的呼喊令人動容，終促成了「開放探親」的政策放開、「返鄉」的解禁。

十月十四日，蔣經國主持國民黨中常會，通過有關探親的決議案：「基於傳統倫理及人道立場的考慮允許國民赴大陸探親。除現役軍人及現任公職人員外，凡在大陸有血親、姻親三等親以內之親屬者，得登記赴大陸探親。以上兩點送請行政院主管同志處。」

十月十五日，內政部長吳伯雄宣佈行政院決議案：自十一月二日起，除現役軍人及現任公職人員外，凡在大陸有三等親以內親屬者，可以向紅十字會登記赴大陸探親；民眾赴大陸探親，一年可有一次，一次三個月。

十一月二日，紅十字會開始受理返鄉申請登記。

頗為諷刺的是，那些毆打過、辱罵過、對「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成員吐過口水的老兵，卻搶先到紅十字會登記返鄉。

接著，「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印製傳單——「抓我來當兵，送我回家去！沒有當年的老兵，哪有今日政權。我們的親情被政權鬥爭犧牲了，想家，我們想了四十年，請可憐我們這群少小離家的老兵，臨老才能歸鄉探親，我們要求政府發給老兵新台幣六萬元返鄉探親路費。」

十一月廿二日，「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聯合「教師人權促進會」共同舉辦演講會，向當局強調：「阻礙返鄉探親，年底不給選票」。

十二月一日起，探親民眾陸續回到彼岸家鄉。

此後，近四十萬的老兵，得以光明正大地返鄉探親，老兵行動者的努力終究沒有白費。但仍有部分老兵因為「走不動了」、「政府不回去，我也不回去」，最終沒有踏上回家之路。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四日，何文德帶領返鄉探親促進會成員組成「台灣返鄉探親團」，踏上歸鄉路並祭拜黃帝陵。回到了闊別四十年的家鄉，他跪在墳前大哭：「媽媽，我回來了！」

據當年第一批返鄉的湖南老兵回憶：回到家鄉，先在父母墳前上一炷香；拿出一萬美金給家鄉親人蓋房子；衣物、金飾、吃的用的玩的各種禮物，全分發給親戚，連身上穿的西裝也脫下給了堂兄弟；最後，兩手空空回台灣。再次返鄉，仍傾其所有，電視機、電冰箱、音響都帶回家鄉，以彌補虧欠的家人。

一九八八年四月三日，「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因達成目標而解散。

（四）

戰爭是殘酷的，對當事者的傷害永遠難以彌補，外省老兵亦如此，當年離家的孩童，返家時已雙鬢花白；在家鄉等待兒孫歸來的長輩皆已年逾花甲或不在人世，返鄉成為眾多外省人心中難以癒合的傷痛。

老兵返鄉探親已為臺灣解除戒嚴、政治民主化的大事紀所定位，人們也普遍將「開放探親」視為威權政治轉型的一環。事實上，當時的返鄉運動，涉及層面相當廣，不只是外省老兵返回大陸，還包括了滯留大陸的台籍老兵返鄉、兩蔣時代的「海外黑名單」人士返鄉、台灣原住民返回家園等諸項訴求。

隨時空移轉，老兵逐漸凋零，現在來往兩岸的台灣同胞，每年多達百萬人次，返鄉探親、參訪觀光、經商工作絡繹於途，已不復當年的悲情，但我們不應忘記，那一群展開了近一年的血與淚的抗爭，率先衝破冷戰政治圍牆的老兵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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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遷台歷史記憶庫

遷台人物故事：《一隻大聲公，成就闊別四十年的動人重逢》

民視臺灣演義

邱萬興：《想家·老兵返鄉運動30週年》

司雯：《168海里 40年|解密開放臺灣同胞返鄉探親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