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百合的前夕
1990.03.14 我代表大學傳真報，前往國民黨中央黨部拍攝記錄台大學生會動員的「抗議老國代自肥」的靜坐。
國民黨中央黨部拒絕出來皆接陳情書，直到幾位民進黨國大代表如蘇嘉全等人，進去黨部強力要求下，才派層級很低的黨工出來接。這是一場羞辱，不止羞辱學生，也羞辱當時全台灣賭爛的意志。
接下來，警察就出手了，竟然把學生抬進中央黨部，造成現場嚴重拉扯。我當時邊拍，但手在發抖，實在看不下去了。
1990.03.15 我看到報紙頭條標題寫著「老國代自肥條款通過」，情緒完全氣炸了。當時我不過是個大二生，還不是社團的領導人。我向社長沈榮欽表達我們應該有所行動，沈社長低頭沉思，他當時想不出該用何種辦法。於是我就自己跑去學生會找范雲，她當時不認識我，自然會對我有防心。因此范會長只告訴我：「她知道了」，然後我就被遺忘在學生會的角落中。
我這牛脾氣，不達目的絕不終止，立刻跑去隔壁大學新聞社，找到楊弘任，告訴他我們該有所行動。楊弘任當時也是對這件事相當氣憤，毫不猶豫地說：「好」。接著問我，要如何做？我大膽地說出「到中正廟門口靜坐且過夜」。弘任覺得可行，於是立刻聯絡了男一舍431室那幾位哲學系的朋友，表示要到中正廟行動，他們一口就答應。
於是立刻分頭動員。我回到傳真社，只剩蔡耀聰學弟在，他表示他願意參加。我回到系上，遇到李維國，一位來自高雄的外省二代，他也很爽快答應了。最後，我回到在外與一貫道共住的宿舍，他們都是技術學院的學生。其中2位表示願意一起前往。
於是我再衝回台大活動中心，找楊弘任，彼此瞭解初步動員狀況，初估約有13名。於是決定隔天傍晚17：00，直接前往中正廟的「大中至正」（現已改為自由廣場）門口下方，召開記者會並開始靜坐。
隨後由抗爭經驗比我們多的楊弘任，草擬發起宣言，並製作長方形白色布條，在其上書寫「我們怎能再忍受七百個皇帝的壓榨」的訴求。
當晚，我們相約在新生南路某條巷弄中的「人性空間」召開行前會議。這是我第一次到「人性空間」這間簡餐飲料店。裝潢很有日式風格，老闆娘黃姐似乎很熟悉這一票「反骨」的青年，日後，我也成為「反骨」的行列。人性空間變成台大異議性社團談事、喬事及談判鬥爭的場所，也成為憲調組及調查局的關注地點，甚至為了懲戒人性空間提供這些「叛亂」學生秘密空間（屋頂小閣樓）及逃匿之處（被鎮暴警察點名追捕），曾一度賄賂穿脫鞋的七逃仔，隊人性空間丟擲汽油彈，害黃姐夫婦損失慘重。但黃姐從不以為意，反而覺得自己為台灣做點犧牲，不算什麼？實在令我感佩至今。
與會成員有楊弘任、我、何宗憲、楊沛儒、許世傑、蔡耀聰等人，召開行前分工會議。
楊弘任在傍晚時，有先完成一份「靜坐行動」的新聞通知，透過在葉菊蘭服務處擔任助理的許世傑，幫忙傳真給各大媒體記者，以及商借發電機（當時發電機都直接搭設在宣傳車上），因此乾脆連宣傳車及司機義工一併請來
許世傑表示當晚台大學生會會開會討論，他過去說明我們的行動，請其動員支援。於是我們在楊弘任住處，開始檢視發起宣言內容。弘任文筆很強，幾乎沒有錯字，也相當動人。最後保留空白處，讓大家討論具體訴求，經過現場大家一番討論後，決定了四個訴求：
一、解散國民大會
二、廢除臨時條款
三、召開國民國是會議
四、訂定民主改革時間表
訂定訴求後，把它書寫於靜坐宣言上。但是發起團體要怎麼寫呢？我表明傳真社內部還沒召開會議以產生共識，所以我無法代表傳真社；楊弘任、楊沛儒也作類此表示，何宗憲則表示他沒有參加任何社團。因此，大家討論結果，決定採用發起人方式，如能引起大眾支持，或許各校異議性團體就會來加入，趨時把場子交給他們有經驗的社團來指揮即可。
我們也討論當天的新聞：各地方縣市議會都決議，要求解散國民大會。臺灣各地城市中，民眾自行在自家陽台上，張掛百色布條，上頭書寫「解散國民大會」訴求。也就是說，解嚴後，臺灣第一次民眾嘗試跨越「戒嚴」紅線，想瞭解台灣是否真的「解嚴」了，容許自由民主的空間到底有多大？
這是個戰戰競競的臺灣，每個人都想釋放半世紀以來的壓抑，卻也擔心是否如鄭南榕抵抗被抓而自焚、陳文成博士被暗殺等發生在宣布「解嚴」後，仍是以「戒嚴」模式在統治。民眾都懷疑蔣經國的宣布「解嚴」，是做給美國看的。（事後至今，我們瞭解因江南被暗殺案，江南國籍已入美國，該事件引起美國對台灣當局的震怒，蔣經國為平息美震怒，保證臺灣開始實行民主制度，因此先宣布解嚴）。
當天，民進黨國代黃信介等人，去陽明山中山樓（召開國民大會的地方），靜坐訴求「解散國民大會」。結果，全被鎮暴警察，向抬豬一樣給抬到陽明山的大馬路上；此舉引發文化大學草山社的不滿，發動學生，帶著鬧鐘前往中山樓，表達將送鬧鐘給這些老國代（就是詛咒趕快給老國代送終）。結果被鎮暴警察攔截，草山社學生，我記得新聞畫面上，一位張姓學生，手舉高高，持著一個鬧鐘，背景是一排鎮暴警察的「歷史畫面」。
我們分析這些日子的新聞，知道這些老國代被外省統治群煽動，利用選舉總統的機會，向參選人李登輝，以及另一組林洋港等人，進行政治勒索，要求加薪及國代及立委做到死為止，甚至要求持續家族繼承權。這些不必改選，還可以如古代皇帝以繼承長子的方式，掌握國民大會的「修憲權」，以及立法院的「立法及監督」權。而施行10多年的增額國代及立委，給予臺灣地區各地熱烈的買票競爭，當然也有黨外參與競爭。但不論如何競爭，選出來的國代及立委，僅佔總數20％，就算同心有共識，也永遠舉手輸給這些坐著輪椅、綁著尿袋、掛著點滴、輕症者插氧氣管，重症者插鼻胃管，甚至已成植物人，不論如何，只要還有呼吸心跳，不管其意識清不清楚，都送上輪椅，由專業護士照顧帶進會場。
遇舉手表決時，由護士看著國民黨的黨工，手舉信號牌，護士就跟著幫無意識的老國代，舉起其手，讓數票員數票。全民在電視上、報紙上，看到這一幕，能不賭爛嗎？
因此，我們覺得民氣已經很滿了，只差臨門一腳。而過去大學生就算有學運，也只是討論校園內的民主，尚未有輕驗走出校園圍牆外，參與國家公共領域的政治議題。因此，情勢判斷是大好大壞的賭盤。若賭贏，可鼓勵民眾與學生，一步一步拆解「戒嚴」時期的國家機器；一旦賭輸了，那就這場運動的發起人來當「死刑犯」或「政治犯」。
講到這裡，突覺一股冷風從窗面擠入室內，大家看著發起人那一欄，真的是如臨地獄的大賭盤。
這時，才發現是許世傑開門進來，時間已是晚上10：00，小傑（這是我們稱呼他的外號，以和大學論壇社的許士杰區分，因為許士杰塊頭比較壯，人稱大杰。2022年不幸罹癌逝世）習慣面帶微笑，但這一次，大家看得出來是苦笑。
小傑：「我費盡唇舌向學生會長范雲說明台大優先行動的重要性，但范雲的男朋友鄭文燦表示：學生靜坐活動不出一夜，鐵定被鎮暴警察驅離，那這樣做有何意義呢」？
小傑表示當場他不知道如何反駁鄭文燦的分析，於是訴求同學之愛：「再怎樣，他們也是我們的同學，難道眼睜睜看他們被抓走？不發動更多的學生，讓政府有所忌殫」？
小傑：「後來 范雲表示：她們會好好深思處理的」。
於是小傑就帶著落寞的心情，趕來人性空間。
大家聽了，不免嘆了一口氣。隨即，我說何不聯絡台北其他大學的異議性社團？大家似乎稍微振作起來，向黃姐換一堆1元硬幣，使用投幣式電話，或店外附近的公共電話，分工開始知會，請求動員。
除了部分沒有參與學運團體派系（台大、實踐筆記、新青年）的學校社團，答應動員來聲援外，其他派系的社團，都異口同聲幹譙「你們台大，總是安排好場子，然後強迫我們來背書，為什麼不提早和大家講，在台北開個會，一起行動」？
我們雖知道他們講得很對，但是，我們都不是代表社團，難以用社團的身份回答他們這個問題，只好誠實說，是我們個人看不下去，所以決定行動的。我們還不是社團領導幹部，不知道學運江湖的規矩。然後，獲得大體回應為「他們會內部討論後再決定」。
我們知道，大家想看看，我們才13個人，是否能撐過黎明而不被鎮暴警察驅離或抓走？因為這是關動員成本，以及運動的目標設定問題。而我們才不過大二生，初入江湖風雨，不知國民黨之殘忍與邪惡。只是「初生之犢不畏虎」，我們這輩子總算體驗到這句話的意義了。
於是小傑提議買啤酒來喝，不多久，大家桌上一人一瓶冰涼台啤。我向來不喝酒，本想拒絕，但想說可能是這輩子第一瓶也是最後一瓶酒，於是把酒瓶握在手上。
「飲酒簍愛裁灌，膽氣就會生。來！眾兄弟，這世人祝歡喜熟悉恁，祝咱一路袂孤單，來，乾」。然後小傑仰起頭，瓶子呈垂直地面角度，小傑的喉結，如打戰鼓一般，一上一下，充滿戰鬥節奏。＼
我閉上眼，學著小傑啤酒灌下肚，第一口差一點嚥不下去，很想吐的滋味從食道湧上來。但我認為這樣自己太懦弱了，管他三七二十一，當作汽水喝下去吧。還好，是冰鎮的啤酒，很解渴。但不一會兒，臉就開始發紅，心臟跳得胸膛外都聽得到。
然後，我們彼此發現，兩頰友淚珠爬過的痕跡。果然酒後膽生，大家開始最後一件大事，那就是簽下生死簿。
我因為身患氣喘病，加上常和老爸口角，心裡早就有一股「不想活」的念頭，但我又不會選擇自殺。於是我就說：「要死也得為台灣，轟轟烈烈的死一次，戰士就應該死於沙場」，於是就毫不猶豫搶先第一個簽。楊弘任是來自員林家境貧寒的勞動階級家庭的小孩，但很重義氣，於是他簽第二位；何宗憲是很體貼朋友的人，他覺得不能讓我們倆人孤單，於是簽為第三位。自此，簽名表態就停住了，很多人不太敢簽。
我們三人表明，一切就由我們三人來扛吧！萬一被國民黨整死，記得把台灣民主成果，送到我們墓前來，讓我們知道沒有為台灣白白送死。
一時空氣似乎凍僵，宛如守靈之夜。楊弘任為了打破這不吉利的氣氛，拿起酒瓶說：「眾兄弟，有緣後一世，雜擱做伙作兄弟」。
「好啦」！
「水啦」！
「價國民黨翻落台」！
「臺灣人萬歲」！
這最後一口訣別酒，喝得好痛快。因為，我參與了臺灣生或死的關鍵歷史之中，我知道我拋不開這個責任及義務。不曉得為什麼，我竟深愛著臺灣這塊我如此嫌惡之地？
當夜，我醉醺醺，流著興奮的淚水，騎著機車，瘋狂地在羅斯福路五段上，大飆Ｓ形，一路歪歪扭扭騎回景美的租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