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城鸞堂由來〉

特立堂規掛案前，若無遵守戒吾鞭。

　　一言囑咐請鸞下，口是心非記汝愆。

　　　　　　　　　　　　　　　　　　　　──喚醒堂條規[1]

　　鸞堂又稱枝堂、儒宗神教，是以扶鸞為主要儀式，代天宣化，宣講教義的宗教組織，而扶鸞原是明清文人士子間盛行的游藝活動，以木筆象徵傳說中的鸞鳥傳達神意，推動鸞筆在沙盤上寫字，用以練字、寫作文章、占卜考題、求取功名，進而成為信仰。因為鸞堂是從民間信仰逐漸發展成制度化的民間教派，不同學者對制度化程度認定不一，加以文物佚失，難以確定清楚的創立時間及傳承關係，但鸞堂可說是台灣本土宗教之一，有三大鸞堂傳布系統，其一即為清光緒16年（1890）舉人李望洋（頭城出生）於宜蘭市創建的新民堂[2]。

　　但新民堂一系的鸞堂傳布，主要得力於頭城喚醒堂。喚醒堂創於明治28年（1895），由就正軒塾師吳祥煇等人建立，最初在太陽庄埠仔下吳祥煇私塾，約今和平街南段東側；隔年遷往武營「埔仔下庄」，即今頭城國小東側青雲路三段一帶；1900年得富商陳志德、盧廷翰資助，遷建纘祥路39號現址[3]。當時，正值政權更替，時局動盪，仕紳文人主持鸞堂，為神明代言，增加了真實性、權威性，在信仰虔誠的年代，能發揮安定、撫慰人心的力量，也由此強化了仕紳文人推行自身理想道統的影響力[4]。而且從創立以來，就正軒（書房／私塾）、登瀛吟社（古典漢詩社）、喚醒堂（鸞堂寺廟）三者就同在一處，是頭城仕紳文人活動場所，以古典漢文詩詞、忠孝節義倫理互相傳習交流，人員多所重疊，可以說是三合一的漢文化組織社團，有戮力維繫漢文化的企圖[5]。

　　喚醒堂是頭城第一座鸞堂，不僅鎮內另三座鸞堂皆為其子堂及再傳子堂，淡水行忠堂、新竹宣化堂，也是由喚醒堂分香出去再傳承其他子堂，派下一共傳衍了18座子堂。從喚醒堂木匾所記獻金者多達519位，除頭城本地，遠至基隆、臺北、新竹、雲林、嘉義、澎湖、福建、浙江，這在日治初期，相當少見，可知喚醒堂的廣大影響力[6]。

　　而喚醒堂之所以能有如此傳播力和影響力，與所在地的頭城烏石港是清代至日治中期區域貨物轉運中心，商業繁榮，商人既經商又傳鸞，經由水路，載運鸞書分送宣講，不無關係。如頭城首富，以船運貿易致富的盧廷翰捐資遷建廟宇，到新竹送善書並宣講[7]。昭和18年（1943），神明降鸞指示封鸞，喚醒堂停止例行鸞務[8]，現今僅偶爾演示[9]。

　　同時喚醒堂也是台灣第一間推行戒鴉片烟的鸞堂，清光緒19年（1893），頭城人莊國香、吳炳珠至廣東省陸豐縣學習扶鸞戒烟之法，回台之後參與創設喚醒堂，並推廣之，藉宗教信仰支持及信徒群眾壓力，成效卓著，但戒烟使日本政府專賣鴉片的收入銳減，反遭官方責備迷信巫術，加以監控，1901年後遂只宣講教義，不再推廣戒烟[10]。

　　日治初期鸞堂隨戒烟運動在北部廣為傳布，隨後因戒鴉片烟損及官方利益而受監控；中期由於多起抗日事件與鸞堂信仰有關（如西來庵事件），官方查緝取締鸞堂，被迫轉入地下運作；後期又受戰爭影響及皇民化運動打壓，發展全面受挫，部分鸞堂中斷，剩餘則勉力維持[11]。

　　戰後國府延續大陸時期政策，在法律上禁止齋教、鸞堂、一貫道等民間教派，雖然這些民間教派早已深入民心，很難徹底制止，但也受到限制，被迫隱藏、轉化為佛教、道教或一般民間信仰寺廟[12]。加上戰後知識份子不需再透過鸞堂信仰維繫漢文化，且受白話文運動影響，新一代知識分子對鸞堂古典漢文傳統興趣缺缺，於是鸞堂信仰日趨沒落。

　　頭城境內曾有四座鸞堂，其中集興堂（又稱聚興堂，今東嶽廟）和大修宮已轉化成一般寺廟，喚醒堂及慶安堂雖停止例行鸞務，但在建築空間（宣講堂／壇）、節慶祭祀（祭祀已故鸞生之功德祠／堂）及相關文物保存（鸞書、鸞筆）上仍保有較濃厚的鸞堂特色[13]。

　　綜上所述，鸞堂是台灣清末至日治初期形成的本土宗教，宜蘭新民堂是鸞堂傳布三大系統之一的源頭，但新民堂一系的傳衍主要是由頭城喚醒堂推動，著書頗多，派員四處宣講，喚醒堂也是台灣第一間扶鸞戒烟的鸞堂，成效卓著，可見喚醒堂在台灣鸞堂發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而喚醒堂能有如此傳播力與影響力，是得力於清代至日治中期頭城烏石港水運便利，商業繁榮，商人大力資助。戰後鸞堂因政策限制，不須借助鸞堂維繫漢文化而日趨沒落。目前頭城四座鸞堂已全部停止例行鸞務，集興堂和大修宮甚至轉化成一般寺廟，但喚醒堂及慶安堂在建築、祭祀、文物上仍保有濃厚的鸞堂特色，益顯珍貴。

註1：鸞書是將扶鸞降下的神明之言，集結編印的古典詩文作品集，內容多闡述倫理道德，因果報應，勸人為善，偶有非關教化人心的「離神」之作。因為是扶鸞、唱鸞、錄鸞等鸞生集體的即興創作，且尊重神意，只能潤飾，不能大幅修改，所以較不講究格律，質量參差不齊；為方便向一般民眾宣揚道理，文字淺白，文學性相對不高，但對宣揚儒教道統至關重要[14]。喚醒堂印有《渡世慈航》、《警世金篇》、《援溺慈航》、《錄善奇篇》四部鸞書，其中《警世金篇》、《援溺慈航》已亡佚。慶安堂印有《夢覺奇編》，惜二至五卷已遺失，只存卷一[15]。

[1] 現掛於喚醒堂辦公室兼功德堂內牆上。

[2] 民間信仰制度化後形成民間教派，具備1.創教人及先知 2.經典及教義 3.入教儀式 4.崇拜儀式 5.宣教組織五要素。台灣三大系統的鸞堂在形成過程中，不是一開始就全部具備上述要素，故不同學者對最早的鸞堂有爭議。民間教派定義，見游謙、施芳瓏著，《宜蘭縣民間信仰》（宜蘭市：宜蘭縣政府出版，1993），頁81。鸞堂制度化爭議，見陳麗蓮，《蘭陽地區傳統文學研究（1800～1945）》（礁溪鄉：佛光大學文學系博士論文，2008），頁85-7。鸞堂是台灣本土宗教，見陳進傳等著，《2020人與神共構：頭城的寺廟信仰》，頁213。鸞堂三大系統，見「鸞堂」，《全國宗教資訊網》（來源：https://religion.moi.gov.tw/Knowledge/Content?ci=2&cid=222，20230904查閱）。「鸞堂傳布」，見「台灣扶鸞文化特展」（來源：https://flyingphoenix.lym.gov.tw/2-5.html，20230904查閱）。宜蘭第一座鸞堂是1885年進士楊士芳所創的集鸞堂，因該堂在楊士芳私宅，未開放成為公共性鸞堂，也無鸞書流傳，故無傳承子堂，見陳進傳，〈從捐題匾論頭城喚醒堂在台灣鸞堂的地位〉，《宜蘭的宗教與信仰—「宜蘭研究」第12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市：宜蘭縣史館，2018），頁568-9。

[3] 見陳進傳等著，《2020人與神共構：頭城的寺廟信仰》，頁101-2、219。

[4] 見陳麗蓮，《蘭陽地區傳統文學研究（1800～1945）》，頁92-3。鸞堂「神道設教」的影響力，見陳麗蓮，《蘭陽地區傳統文學研究（1800～1945）》，頁128。

[5] 頭城就正軒、登瀛吟社、喚醒堂關係密切，見陳麗蓮，〈頭圍登瀛吟社之經營與詩作史料〉，頁25-7。頭城登瀛吟社振興漢文化意圖，見陳麗蓮，《蘭陽地區傳統文學研究（1800～1945）》，頁232。

[6] 見陳進傳等著，《2020人與神共構：頭城的寺廟信仰》，頁213-9。

[7] 見陳進傳等著，《2020人與神共構：頭城的寺廟信仰》，頁102、109、218、299。

[8] 時任喚醒堂堂主特別助理盧一中口述，「喚醒堂之扶鸞文化」，「散步走街路」節目，「正德電視臺」（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KKM7yOWNpg&t=11s，20230909查閱）。另見陳麗蓮《蘭陽地區傳統文學研究（1800～1945）》，頁101。我認為封鸞實際原因可能是戰爭人力物資缺乏，以及日本政府皇民化運動打壓。

[9] Yu Peggy 2011年7月16日拍攝，「頭城喚醒堂──扶鸞見習」（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Mtl_9sUpSc，20230904查閱）。林敬倫，〈停辦80年 頭城再現迎送聖蹟、宣講聖諭〉，《自由時報》（來源：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184760，20230909查閱）。

[10]喚醒堂推行戒烟，參王世慶，〈日據初期台灣之降筆會與戒烟運動〉，《台灣文獻》37卷4期（臺中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86），頁113。另見陳進傳等著，《2020人與神共構：頭城的寺廟信仰》，頁296。戒烟成效卓著，遭日本官方監視訓斥，見王見川，〈臺灣民間教派發展綜述〉，《臺灣大百科全書》（來源：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366，20230904查閱），另見鄭文文，〈日治時期專賣制度下的降筆會運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來源：https://www.th.gov.tw/epaper/site/page/219/3029，20230904查閱）。

[11] 參鄭寶珍，〈日治時期客家地區鸞堂發展：以新竹九芎林飛鳳山代勸堂為例〉（桃園市：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144。邱延洲，〈「鳳邑儒教聯堂」與臺灣南部鸞堂運動的開展（1950-1979）〉，《高雄文獻》，第5卷第3期（2015.12），頁117。李世偉，「鸞堂」，《臺灣大百科全書》（來源：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4340，20230904查閱）。

[12] 參邱延洲，〈「鳳邑儒教聯堂」與臺灣南部鸞堂運動的開展（1950-1979）〉，《高雄文獻》，第5卷第3期（2015.12），頁117。王見川，〈臺灣民間教派發展綜述〉，《臺灣大百科全書》（來源：https://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366，20230904查閱）。

[13] 見陳進傳等著，《2020人與神共構：頭城的寺廟信仰》，頁100、103-5、236。

[14] 參陳麗蓮，《蘭陽地區傳統文學研究（1800～1945）》，頁98、107、126。

[15] 參陳麗蓮，《蘭陽地區傳統文學研究（1800～1945）》，頁101-2、1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