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慘劇,也是世界的慘劇。用完全合乎法律程序、不至於反人類罪的手法,即可將曾經的亞洲法治模範生逼入絕境。港人抗爭在中共的邪惡面前,不過是揚湯止沸而已。原本還想著初選過後,或許可以辦一場實體活動,跟本專頁的讀者們交換接下來的想法,現在看到香港這樣,實在也沒有心情。
我先來講個,與香港「有點無關」的故事好了。
現在的國家人權博物館,其中一處管理場址在景美人權園區,那是過去警總關押政治犯的場所。我去參訪過幾次,慘白的主色調配上監獄配置,讓參訪者可以想像專制軍事國家的壓迫。裡頭有些小房間,整個空間鋪滿海綿墊,那是預防犯人撞頭自殺之用。
幾年前,我在某場活動認識一些中國人。這些中國人多少有接觸人權工作,其中一位特異獨行,與其他中國人有點距離感。後來我才知道,那位是貨真價實的政治犯。有別於林義雄這類台灣民主前輩,那是我第一次遇到「正在被監控」的政治犯。
政治犯,並不只是被登記列管而已。那位政治犯成為政治犯的日子,正搭乘長途臥舖火車,半夜突然被「國保」(中共公安一種,全稱『國內安全保衛』,舊稱『政治保衛』)打開艙門,用手電筒照醒,之後就被帶到某個不知所在的地方。沒記錯的話,他被關押了月餘,就是被關在有海綿墊的房中,隨時有兩位監視人員在側。
那位政治犯之所以被抓,是因為跟同時期被捕的維權律師交好;而他之所以跟其他中國人有距離感,並不是因為有過節,而是其他人知道這個人是政治犯,心裡有揮之不去的緊張。這些中國人能夠來到台灣也是煞費苦心,尤其那政治犯儘管被釋放、也能出境來到台灣,但他的行蹤仍是被高度監控的。我參加那場活動時,全員禁止使用手機,便是考慮到中國參與者的安全。
這場「初體驗」的幾年後,發生了李明哲事件。看見新聞的當下,雖然不焦慮,心底卻也瀰漫起不安感。再過兩年,發生了現在香港的「反送中」。中共已經不演了,決定直接把手伸入香港,將恣意捕捉境外人士的權力法制化。
如果你見過台灣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如果你親眼見過赤色中國如何對付人民,必定會焦慮、會不安,但不僅止於此——我們更會憤怒、會憎恨,我們更應該生出毀滅敵人的勇氣與信心。誠如在去年敗選後,我在第一時間鼓舞讀者的話:我主張我們應該要憤怒、憎恨,要致力於毀滅國共。
我們的建國戰爭,必須對抗且消滅地球最邪惡的兩大政治力量(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這不僅僅是為了我們,也是為了西太平洋的和平與繁榮。後來我看到蔡總統終於把醞釀已久的「美國牌」亮出來,並且宣示我們必須成為「區域的貢獻者」,我是非常、非常感動的。
除了感動之外,我也有擔憂,因為戰爭必然有重大傷亡。就算台灣人幸運至極,僅憑無硝煙戰爭就能建國,要付出的成本也絕對高昂。但在危險與恐懼來臨時,必須保持勇氣,正面迎擊。如邱吉爾所言:
「一個人絕對不可在遇到危險的威脅時,背過身去試圖逃避。若是這樣做,只會使危險加倍。但是如果立即面對它毫不退縮,危險便會減半。」
當然,這並不是說港人抗爭的立即危險減少,但比起警棍與子彈,任憑欺凌、亡族滅種、萬世蒙羞的下場更加淒慘。港人蹉跎了二十年,終究選擇挺身而出。警犬、警棍、催淚瓦斯、子母彈,甚至是真槍、坦克,僅僅是生死的恐懼無法阻止港人,因為他們曉得不抵抗,將是活著受罪的萬代卑屈。
我們必須問一個問題:台灣應該怎麼做?僅僅身為一個平民,我能夠怎麼做?
盯著直播看、發文分享,這是本來就會做的事情,但是我們更必須要向親友溝通,要最大限度發揮出對抗國共的力量。已經沒救的鋼鐵韓粉必須放棄,因為效益太低,但是淺藍、中間選民、政治冷漠的老百姓、甚至是泛綠的公嬤呢?
顯而易見的是,我們毫無分裂的本錢。
香港一百萬人上街,在專制北京眼中根本只是個屁,分化、鎮壓、收買、屠殺,沒有什麼是北京做不出來的。倘若台灣被併吞,台北或高雄有三百萬、五百萬人上街,那都於事無補。如果今天台灣的民主都能淪陷,在中國統治下遊行抗議又豈會有意義?
香港的慘劇,是世界的慘劇;台灣若淪陷,這個世界再也沒有可靠的自由可言。
初選的民調,最快明天中午就會出爐。大家要明瞭真正的敵人是國共,無論此前有何怨懟,從現在開始,任何不信任國共的人,都是我們要爭取攏絡對象。請務必停止嘲諷公嬤,就算該處理、該整頓,對象也是那些造謠中傷的吳祥輝、彭文正,以及辦事不力的卓羅體制。任何呼吸自由空氣的公民,皆是我們的同胞手足,都是我們在戰爭中不可或缺的夥伴。
賴前院長絕非壞人,即使我初選支持蔡總統,但我也真心相信他「壯大台灣」的信念。(在我看來,賴深受支持他的奸人所累。)而蔡總統更不用說,總統一路以來承擔太多太多了,但無論國共有多少中傷與算計,總統都持續前行。
敏銳的讀者肯定已經注意到,總統這幾天拜訪完各大網路公司,美國情報單位也已經來到台灣。總統一直是大選的格局,不只是大選,總統與國安體系已經準備對付侵略者的滲透與威脅。我們這些自由的公民,必須作總統的後盾,不可分裂,必須團結。團結內部、聯盟外國,我們必須毀滅國共,守護自由的世界。
原文發表於 2019年6月12日 原文傳送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