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臘哲學中，有個學派稱為辯士或詭辯學派(Sophism)；在伯羅奔尼撒戰爭（B.C 431-B.C 404）時，公民大會逐漸喪失機能，執政者只要具有演說技巧，便可以順利獲得廣泛支持。為了牟取權力，執政者不惜重金禮聘演說家為顧問，以獲得政治控制權，造成一時辯士的流行。後因其不追求絕對真理與正義的看法而受到反彈，導致蘇格拉底的興起。
但辯士或說服的技巧真的不好嗎？在當時，辯士對青年進行修辭、論辯和演說等知識技能的訓練，並教授參政治國、處理公共事務的本領。這些能力套用在現代公民社會中，就是在人人都有表達意見的權利時，意見能夠被廣泛討論與接受，而這同樣必須建立在好的公共討論品質上。而好的公共討論品質，便來自好的教育品質，讓學生學習說話與聆聽的能力，使他們能有效對話，並增進對基本政治概念及政府架構下政治原則的理解。該反對的，不是說服的技巧（修辭學），而是不擇手段利用修辭的詭辯。
在學校教育的過程中，聽、說、讀、寫總是較重視讀與寫，而輕聽與說。根據本書參考某公司出版的員工訓練手冊中提到，兒童在發展過中最先學習的是聽，人的一生中最常運用的是聆聽（佔了46%的時間），其次是說話，花費了人生中約30%的時間，而閱讀與寫作則分別佔9%與15%的時間。為什麼最常用、實用的聽與說能力，卻反而在教育中被忽略？本書便是要扭轉聽與說的地位，相較於讀與寫，聽與說是更根本、更實用、更貼近生活的能力。
首先，讀與寫和聽與說有何不同？「讀與寫」就像繪畫和雕塑，成品具有一種永恆性，可以反覆琢磨；而「聽與說」則如同一場表演藝術，當下完成，轉瞬即逝。所以常言道：「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說是無法修補的，聽與說的時間是一致的，同時開始並且同時結束。因此，相較於讀與寫，聽與說是更困難的，它具有時間上獨一無二的特性，一旦開始就不能重來。
本書將聽與說區分為三種類型：1.不中斷的演說。2.靜默聆聽。3.對話。其中對話是最重要卻也最難做好的。
不中斷的演說又分為兩種：1.「推銷談話」或「說服性演說」；說服聽眾做某事或改變他們的感覺，目的在影響人們的行為。2.「演講」或「教育性演說」；增進聽眾的知識、改變他們對事物的理解或思考，目的在影響心靈。
通常我們在演講時，要避免冗長、艱澀又複雜的論述，並在有限的時間內，抓住聽眾的心；這與文法、修辭、邏輯較沒有關係，反而是與講者是否有「熱忱（情感ˇ的發揮）」比較有關係。我們都有這樣的經驗，台上的老師死板板、沒有熱忱的講述課程內容，不管講得多麼清楚、多麼有邏輯，聽來都會像呆版的複誦，聽不進心裡。演講與書寫是不同的，書寫需要考量文法、修辭、邏輯，而演講是「演」＋「講」，其中演又重於講，好的演，就像舞台上的表演者，需要熱忱並配合肢體動作，讓抽象的概念或遠離日常經驗的演說能夠得到聽眾的理解。無論這場演講重複多少次，每次布幕升起，都讓觀眾感受到全新的表演。
若心靈沒有投入，就是「聽」與「看」，而非「聆聽」和「閱讀」。如何當一位稱職的聽眾？一場演講，是講者辛苦準備好幾小時、好幾天甚至好幾個月的結晶，若無法從中得到對自己有益的東西，不僅浪費時間、更是對於講者的不尊重；講者需要熱忱，那麼什麼是聽眾的熱忱？
如何當一位稱職的聽眾，本書提供以下建議：1.整體而言，這場演說在講些什麼？2.演說的主要想法或核心概念、結論與論點為何？3.講者的結論有無道理或錯誤？4.所以呢？這個結論對我有何意義或重要性？當我們時時帶著問題意識聽演講時，不僅較容易保持清醒，對話也才有發生的可能。
人之異於禽獸幾希，「對話」而已矣。對話是講者與聽眾的雙向溝通，一方面讓講者能夠確定聽眾有沒有理解演講的內容、有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另一方面，聽眾能夠經由對話確認是否有誤解或思考不夠周密深入的部分。這也是看錄影帶與聽現場演講最大的不同，現場能夠直接感受講者的能量與脈絡(環境、語境)，而對話讓每場演說都變得獨一無二、讓對話彼此間都獲得演講之外的寶貴經驗(例如某種豁然開朗、醍醐灌頂的快感)。
講者在演講的過程中，如何確定聽眾是否理解？除了用日常語言表達外，針對演講的重點務必再三重複，讓聽眾的理解能夠前後連貫，並且觀察聽眾的眼神或表情，即可知道當下演講造成什麼樣的效果，而能夠即時調整、修正。
聽與說之所以重要，因為我們都會有想將我們獨特感受、經驗分享給他人的時候，這時候善用說服與聆聽的技巧就顯得非常重要。雖然對話不一定會有共識，但即便意見分歧，至少在對話的過程中，我們能夠對彼此的問題有共同理解的可能；就像雖然目標相同，但達成目標的方式卻有各種可能。有好的對話才有好的公共討論品質，而好的對話就從好的聆聽與說話開始、從好的閒聊開始。
2018/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