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與知識人：佐藤春夫

在極權主義的國家裡，尤其進入戰事方興未艾之際，所有廣義的知識分子（藝術家、作家）都會被當局要求表態：你們必須堅決支持國家發動的正義之論，不存在反對戰爭的選項。情況更糟的時候，你保持緘默也不行，甚至可能因不表態，面臨各種程度的懲罰。從這個角度來看，藝術家作家沒有選擇可言，要麼為保家捨己眛於良心支持戰爭之論，要麼必須有坐穿牢底的決心。

我長期以來對這個問題頗感關注，總要深入這些支持戰爭言論的內核，挖點東西出來，沿著這個思想的路徑，來證實我所預想的歷史探索的趨向。這幾日，我為準備寫一篇導讀，以閱讀和翻譯短篇文章暖身。這一次，我選譯了佐藤春夫（1892-1964）的時評文章：〈二つの愛国型〉（底本の親本：《報知新聞》1940（昭和15）年10月23日～25日発行），以此作為探析1940年代日本作家對於國家政策的態度與立場。從時間序列而言，這篇文章發表之後，距今已八十餘年，往往被看成散發古味的老骨董了。不過，愛好探索文學與歷史的讀者就不會這樣看待了，說不定這篇「老文」反而更能激起他們對這段歷史的探求，而且隨著比較閱讀的鑽研，不知不覺間，就變成準專業的歷史學家了。

二つの愛国型

佐藤春夫

（一）

　不存在兩種愛國精神。然而，在不同的人身上，它的表現卻千差萬別。這就像樹根和樹幹同源於一棵樹一樣，但每條樹枝上個別花朵卻有些不同。　

撇開過於複雜的區別不談，（我認為）愛國者有兩種類型。第一種是簡單、天真的愛國者，他們為自己國家的長處優點感到自豪和著迷，通常會被本地官員、軍人和教育家認定為愛國者。

另一方面，還有一種有點扭曲的愛國主義。乍看下，他們經常被看成是不愛國的激進人士，因為他們對自己的國家感到不滿，但不懷疑自己的怨憤是出於愛國熱情，所謂愛之深責之切一樣。

傳統上，文人和一般知識份子的愛國精神都以這種形式表現出來。因此，健全的、正直的愛國者被這種扭曲、複雜的愛國者視為賣國賊。即使到了今天，第二種類型（的愛國主義）似乎有所顧忌，在某種程度上被誤認為是自由主義者試圖應對時代的偽裝。原則上，坦率直言總比拐彎抹角好，因此，毋庸置疑，為了避免誤解，作家應該對畸形的愛國形式有所克制。另一方面，那些誠實的愛國者應該知道，原始類型（的愛國主義）並非愛國者的唯一表現。

愛國型態的控制也是必要的。正如國民服裝有二三種樣式一樣，應該注意到愛國者也有第一種和第二種兩種類型，人們早就希望認識到扭曲型的愛國者不僅有害，而且作為文明的推動力，亦是一種出奇有用的材料。有鑒於此，我認為我們的國家政策已將具體呈現愛國精神為主軸，因此文人和知識人的愛國精神，應該盡量以樸素開朗和透明的方式表現出來，這更能有助於政策的推動。

然而，儘管我們有這種自覺，人們仍然擔心，陷入困境的愛國精神，必然要經歷畸形的轉化，這不能說不無可能。一種文化愈是複雜，就會出現愈多不同的精神狀態與之伴隨而生。我們很難以未來發生的事情為例，因為它們還沒有到來。儘管要找到過去的例子並不困難，但是過去發生的事情，在今天可能不是問題所在。話說回來，這也可能有助於溫故知新。

（二）

從任何意義上來看，永井荷風（1879-1959）絕不是新體制的人物，將他視為過去的歷史人物都比較安全（恰當）。而我在此提及他的名字，想必帶給文人荷風極大的困擾。因為他是日本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文學時代的代表性作家，因此他必定是最難適應當代的時局情勢。他自己也知道這一點，並學會了韜光養晦的自衛術。所以，把他當作當代人來評論是不合理的，也無此必要。然而，他被孕育其文學作品的時代視為叛國者是事實。我認為，他是一個性質複雜的、容易招致誤解的愛國者。

他的文學中並沒有任何愛國主義的成分，儘管如此，有些段落卻給人與之完全相反的感覺，難怪他經常招來誤解。

有時候，我無法理解其中的複雜性，魯莽地問他：為什麼您看起來像是愛國者，卻被視為不愛國的人？他直截了當地說，我熱愛我們國家的一切，愛我們的民眾、風土民情與氣候。不過，我聽到他回答說，他對我們國家現今的一切知識通論感到極度反感。此外，我發現到，他不僅這樣表述，在他作品中不少細節和主題都印證了這些觀點。他是一位真正的愛國者，懷著愛國情操對祖輩的國家文明提出極為尖銳的批評。

他是一位真正的愛國者，懷著愛國情操對祖輩的國家文明提出極為尖銳的批評。他批判日本殖民地文化僅只是對於歐美的膚淺模仿，在今天看來，這不僅是對當時流行趨勢的自我反省，而且除了這種破壞性的論述之外，他還致力於推進我國的文化建設。姑且不論他的文化精神是否健全可行，但他忠於自己的文學使命，最能反映作家的時代精神。（我認為）他不需背負這種精神的原罪，反而是生不逢時的錯置。

（三）

如果我們從最近的具有複雜性格的愛國者為例，並以考察在未來的某個時代會出現更加複雜的愛國者的類型，那麼屆時我們就會落入辨別烏鴉雌雄的困境，又或者，我們是單純根據他們對當時社會的影響來對待他們會更明智和恰當呢？透過某種強制力是可以界定愛國的類型，但我們在期待國民獲得健全的常識時，是否還顧及這將導致藝術精神的弱化呢？現今，我們還面臨這樣的問題：一個國家的文學藝術是否需要蓬勃發展？如果不需要的話，我們應該怎麼做？乍看之下，這似乎是個愚蠢的顧慮，而且還顧慮因此遭致誤解。不過，我把它視為隱含在新文學誕生中的問題之一。

我只提出問題而不做回答。這個做法之所以看似愚蠢，是因為它包含了太多根本性的問題。這樣一來，我只能被迫不斷地回答問題，還得從根本意義上逐一解答，擔憂新文學是否就此變成千篇一律（敷衍搪塞）的文字。

（寫到這裡）我累了，抽了一根菸，重新思考起來：文學本身是一種複雜而麻煩的替代品，是一種令人不快的伴隨副作用的藥物。也許，它不是藥物，只是具有毒性。

如果我們拋開基本原則，以非常務實的方式來思考，我們只需要等候各種說法（不必主動解釋）即可，在我們沒有到達盡釋疑惑的地步之前，我們的說法就不真實了。這樣因複雜因素而扭曲的愛國型態，亦即不是新制度的型態。 如此一來，問題就變得簡單明瞭了。

那樣的話，第二種愛國型態----畸形的愛國主義面貌便會就此消失。所有複雜的東西啊，你們重新來過一遍吧！當今時代的要求就是要簡化這種複雜性，卻又不失其美好、力量與內涵。那些淨說「我們必須超越現代（局限）」的人，全是些不體察（國家）新體制的老古板的夢話罷了。

　現在，循環小數四捨五入為最接近的整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