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號稱 Netflix 的年度鉅作《誰偷了垃圾桶》(Maharaja), 真心佩服導演直面印度社會的醜陋、貪瀆、行賄、偷盜、性侵皆一一搬上鏡頭。
《誰偷了垃圾桶》可以說是警匪鬥爭的非典型教材,劇中充斥著亦正亦邪的角色。馬哈拉賈(Maharaja)作為本片主角,檯面上為了替女兒復仇,檯面下卻是處以私刑正義。警察收賄的貪腐昭然若揭,但是也透過買通線人,幫助馬哈拉賈找到性侵女兒的兇手。
不過,看完之後也不禁讓人疑惑,是什麼樣的社會,竟然需要讓普通老百姓鋌而走險,才能為自己伸張正義?
《誰偷了垃圾桶》的角色刻畫從來都不是單選題,導演反而如實地向觀眾呈現了:好人也可以是壞人,壞人也可以是好人。
尤其是馬哈拉賈與瓦拉達拉傑督察(Inspector S. Varadharajan),兩人在劇中的行動就如魚幫水,水幫魚,雖然皆不合法,但彼此都能從中獲益。
《誰偷了垃圾桶》將劇中設定成接受賄賂的印度社會,或多會少也反映了印度的現狀,也因此馬哈拉賈以及瓦拉達拉傑督察,兩人之間的正面與負面行動反而能相輔相成。
因為瓦拉達拉傑督察公然收賄的貪贓(-),再加上,馬哈拉賈保護並為女兒討公道(+),兩個看似毫無關聯的行動,反而因為賄賂而促成抓到性侵女兒兇手的關鍵。
反之,馬哈拉賈公然向警察行賄(-),再加上,瓦拉達拉傑督察認為性侵女兒的罪犯該死,因此幫助馬哈拉賈找到兇手(+)。金錢的一來一往,才促成了私刑正義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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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誰偷了垃圾桶》提出的兩難:
當警察、司法已經不再能被信任人民是否有權可以透過私刑為自身平反?
面對這個叩問,馬哈拉賈選擇採取了私刑,執手正義的權柄,試圖為自己的女兒討回公道。《誰偷了垃圾桶》將劇中的社會定調成:
警察收賄,買通當地居民
父權遺毒,遭遇性侵不得申冤
司法怠惰,讓連續罪犯逍遙法外
面對一個如高譚市(Gotham City)般黑暗、罪惡的地方。司法的公權力已經不再能伸張正義;因此,馬哈拉賈不僅行賄警察、造假證詞,也在瓦拉達拉傑督察的默許下,私自處決侵犯女兒的犯人。結局看似大快人心,導演其實也在試問觀眾:
到底是什麼樣的社會需要讓馬哈拉賈如此鋌而走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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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誰偷了垃圾桶》並不是影史上第一部談及私刑正義的作品,台灣近期的黑道電影《周處除三害》同樣也是刻畫黑幫殺手陳桂林的刺殺行動(改編自台灣真實存在的黑幫殺手,劉煥榮)。
雖然劇中的陳桂林在台灣街頭馳騁,前兩大通緝要犯都死在他的槍口下,不僅虐殺地方勢力、也殲滅邪教組織。但直到在警察的槍口下伏法,卻很少人認為陳桂林的「私刑」是一種正義,頂多是「大快人心」。
私刑正義通常發生在法治體系不健全,或司法信任度低的情況下。私刑正義的發生至少有幾三個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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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社會中,公民的法治素養較低,對法律和司法程序的理解有限。使得人們在面對不公時,往往選擇依賴自己的直覺和情感,訴諸自組的暴力,而非尋求法律途徑尋求解決。
當人們認為司法系統無法有效地維護正義或懲罰罪犯時,可能會轉向私刑正義作為替代方案。在某些社會中,司法機構被視為腐敗或無能(像是劇中的警察局),這使得大眾對其失去信心。特別是在殺人案件中,當受害者及其家屬感到法律未能提供足夠的保護或懲罰時,可能會選擇自行報復。
在面對特定事件(如虐待兒童或性侵)時,公眾的情緒容易被激化,導致對加害者的強烈憤怒。這種情緒驅動下,人們可能會迅速行動,以滿足心中的正義感,而不考慮漫長的法律程序。
《誰偷了垃圾桶》的劇情主軸,正是觸動了大眾的敏感神經:未成年少女遭受性侵。同時,警察貪腐的不作為、性侵犯的過度自信,馬哈拉賈的私刑正義,便成了觀眾宣洩怒氣的窗口。
社會的能動性低於個人的能動性,尤其司法機構的官僚體系,科層化的人事辦公規章,層層的簽核讓案件的審判在長時間的等待下,逐漸失去希望。這也是造就社會穩定的根基,交織堆疊的制度,至少提供公民合法的途徑。
從《誰偷了垃圾桶》裡的偷竊慣犯便能窺見,即使警局確實立案,僅過三個月又會再度被放出來,竊賊又會再度因為偷盜而啷噹入獄,如此循環。若是碰到性侵個案,印度社會的風俗民情反而會責怪女性,讓真正該受罰的加害者繼續逍遙法外。
正是私刑賦予了個體的能動性,得以掙脫司法的窠臼,尋求法外的非正當途徑,讓正義的循環立刻得到應驗。私刑固然無法取得司法的正當性,但也正因為私刑的非正當性,才能不受到司法的束縛與限制,以最快的手段為受害人伸張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