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能效、智慧電網與治理重構的現場實驗
隨著智慧城市概念逐步落實，越來越多城市試圖透過創新實驗來重構氣候治理機制。而瑞典馬爾默市的 Hyllie 區，正是一個關鍵示範場域。這裡被設定為「最具氣候智慧的城市區」，也是馬爾默實現都市永續願景的實驗基地。
但若你認為 Hyllie 的智慧城市計畫只是部署技術裝置、提升能源效率，那麼你可能低估了它背後的制度野心。Hyllie 的真正挑戰與貢獻，不在於技術成功與否，而在於它如何拼湊出一套多重治理邏輯的「政策組合（policy assemblage）」，並將這套拼圖實踐於現實開發過程中。
本文將深入解構 Hyllie 的治理實驗，分析這座智慧城市示範區如何透過合作協議、規範鬆動、資料導向能源管理等機制，展現出高度協商性、跨部門且具動態回應性的都市能源治理結構。
政策不是文件，而是協商的過程
Hyllie 環境計畫的治理定位
2010 年，馬爾默市政府、市立能源公司 E.ON 以及區域開發商簽署一項策略性合作協議，為 Hyllie 設定三大永續目標：
- 100% 使用再生能源或具有再生等效性的能源來源；
- 高能效建築與智慧能源系統整合；
- 引入可互動的智慧電網平台。
這項被稱為「Hyllie 環境計畫」的策略文件，表面上看似一份標準化政策，但其實它更像是一種治理「平台」——它不設法以單一法規壓制多元行動者，而是試圖建立一個能讓政府、開發商與能源業者持續協商的行動結構。
規範與彈性並存：建築能效的治理實作
在實際開發過程中，研究發現建築能效目標並未總是被完全落實。例如部分建案未達原先規劃的能效標準，但卻被接受為合格，因其接入再生能源系統或具備良好的總體碳績效。
這顯示出 Hyllie 的治理不是封閉式法規系統，而是具協商空間的策略性管理。具體手段包含：
- 以建照核發為談判槓桿，促使開發商達成氣候承諾；
- 設計替代性績效指標（如總能源來源碳強度）取代單一耗能值；
- 透過技術支援與資料分享平台協助開發商達標。
這樣的策略實踐反映出一個關鍵原則：制度不是強制性框架，而是持續協作與學習的過程。
能源公司作為治理合作者：E.ON 的制度嵌入角色
傳統上，能源公司扮演的是基礎設施供應者的角色。然而在 Hyllie，E.ON 不只是提供能源，更深度參與地方能源治理的制度設計與實作過程。
舉例來說：
- 智慧電網系統由 E.ON 主導部署，並結合即時用電資料平台；
- 建築使用者的用電數據將回傳給系統，支援電網負載調節與再生能源整合；
- E.ON 亦參與地方能源績效指標的設計，協助城市界定「氣候智慧」的具體條件。
這種角色轉變，使能源公司不再只是市場行為者，而成為地方治理的「協作節點」。它也顯示出智慧城市的治理架構，正在跨越部門邊界，建立新的行動者聯盟與資源配置模式。
三種治理邏輯的交織運作：Hyllie 政策組合的結構
研究歸納出 Hyllie 的治理實踐，是由三種主要邏輯所交錯構成：
1. 建築導向的法規治理
由中央或地方制定能效標準，要求新建案必須達成特定耗能上限。
2. 平台導向的數據治理
透過智慧電網與數據平台，進行即時能源調控與績效評估，強調「行為中的能效」而非設計階段指標。
3. 協商導向的地方治理
市府、開發商與能源公司建立夥伴關係，以政策協議、土地審查與資源交換方式，促成多目標治理的落地實作。
這三種邏輯並非互不干擾，而是在不同時間點、開發場域與治理議題中彼此交織，構成一種高度「動態組合式」的治理實踐。
我的觀點：從智慧建築技術，走向制度設計的共同體
Hyllie 的案例提醒我們，智慧城市不該被簡化為一組感測器與平台的部署計畫。真正的智慧，來自於：
- 誰被納入治理？誰有權協商規則？
- 政策如何兼顧標準一致性與場域彈性？
- 治理機制是否支援長期學習與制度調整？
我們應將注意力從「單點創新」轉向「制度配置」，理解治理不是政策執行的終點，而是創新的起點。
📌 思考時間：從 Hyllie 看見智慧城市治理的三大策略啟示
✅ 治理不等於管制，而是跨部門、多角色的制度合作架構
✅ 建築能源績效應從靜態規範進化為動態行為與平台回饋
✅ 能源公司可從基礎供應者升級為資料治理與策略協作者
未來智慧城市若要真正實現永續目標，就必須從 Hyllie 所代表的「協商式政策組合」經驗中汲取教訓與靈感。科技只是手段，而制度配置、角色轉換與治理彈性，才是智慧城市能否真正成為轉型引擎的關鍵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