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中對戰爭與和平的描繪，反映了美國意識形態隨著時間的演變，特別是在好萊塢以「古代」為背景的電影中，這種演變尤為明顯。從1960年代到2000年代，美國電影利用「古代」題材來影射「冷戰」、「越南戰爭」以及後來的「中東衝突」，展現了其作為世界第一強國的意識形態變化。
1950年代至1960年代：
「和平」使者與「上帝選民」意識形態 – 戰後創傷與和平理念下的內斂描繪政治背景與創傷：
二戰後的創傷，特別是對歐洲猶太人所施暴力的記憶，深刻影響了這一時期的電影。「聯合國」於1945年成立以確保世界和平，「北約」於1949年成立以維護西方安全，這些國際組織的精神在電影中有所體現。
戰爭描繪相對內斂：
儘管當時《賓漢》（Ben-Hur,1959）的暴力場景引起了記者們的強烈情感，而《萬夫莫敵》（Spartacus,1960）也因一些「血腥」鏡頭（包括一次簡單的截肢）而受到審查，但與2000年代的電影相比，這些作品對衝突場面的藝術處理仍顯得較為保守，較少出現斬首、截肢和大量血漿的畫面。
美國的世界警察角色：
這一時期的電影反映了「冷戰」時期世界兩極分化和善惡二元對立的視角。美國將自身定位為世界的「守護者」，類似於羅馬帝國，認為只有美國才能團結各民族以保障和平與自由，將「羅馬和平」（Pax Romana）轉化為「美國和平」（Pax Americana）。例如，《羅馬帝國淪亡錄》（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1964）中羅馬帝國各「文明民族」團結對抗東方野蠻人的情節，便與聯合國和北約的形象相似。
宗教訊息與選民身份：
這些作品強調聖經訊息的重要性。在《賓漢》中，基督的訊息最終平息了主角的復仇渴望。在《萬夫莫敵》中，主角被釘上十字架預示著基督教時代的來臨，將解放所有奴隸。一些評論家甚至認為，這些電影將「美國」塑造為引導奴隸走向應許之地的新摩西，賦予美國「選民」的地位。
高度程式化的「英雄」形象：
這一代以古代為題材的電影通常描繪金髮碧眼的英雄，與深色頭髮、眼睛的瘋子對抗，象徵著純潔與邪惡。為了避免混淆，美國演員飾演奴隸或猶太人，而英國演員則飾演羅馬人。
《賓漢》（Ben-Hur,1959）
「和平」為終極目標：
英雄們不斷尋求妥協來解決問題，武力僅作為最後手段，且總是為了和平與大多數人的福祉而使用。
「越南戰爭」的影響：對戰爭的反思
越南戰爭對美國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美國首次遭到本國青年和國際社會的強烈質疑，其「世界警察」和「選民」的形象受到嚴重削弱。
許多電影製作人如法蘭西斯·科波拉、奧利佛·史東和史丹利·庫柏力克，透過《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前進高棉》（Platoon）和《金甲部隊》（Full Metal Jacket）等作品，批判「戰爭」的破壞性，從根本上改變了軍隊的描繪方式。
2000年代：「暴力化、復仇與強權」意識形態
政治背景與「911事件」：
2000年代的電影與「911事件」後美國的政治語境密切相關。喬治·W·布希總統關於賓·拉登「通緝：死活不論！」的聲明，反映了對「正義」的強烈渴望和以「武力」解決問題的「孤獨牛仔」形象。他將伊拉克和伊朗等國稱為「邪惡軸心」，預示著一場「新十字軍東征」。
戰爭描繪極端寫實與美學化：
與早期作品相比，新一代電影對「暴力」描繪極為血腥，充滿斬首、截肢和大量血漿，例如《神鬼戰士》（Gladiator, 2000）的開場戰鬥和《300壯士：斯巴達的逆襲》（2007）中的血花四濺。這種暴力更多地是為了達到一種純粹的美學、壯觀的「商業效果」。
「英雄」形象的轉變：
英雄不再是刻板印象中的形象，他們個性更複雜、更強大，但也更具獸性，能夠實施真正的殺戮。他們不再尋求妥協，而是迅速而殘酷地做出決策。例如，《神鬼戰士》中的馬克西姆斯為了復仇變成殺人機器；《特洛伊：木馬屠城》（Troy, 2004）中的阿基里斯為了替表弟報仇而殺死赫克特；《300壯士》中的列奧尼達寧願戰死也不願妥協，甚至犧牲可能擾亂軍隊運作的成員。
「暴力宗教」與馬基維利思想：
專家指出，美國電影中流傳著一種「暴力宗教」的思想，一種帶有武裝和野性的德性，重新連結了美國西部殘酷的創建精神，偏離了「和平」非暴力的上帝。
強權崇拜與對「溝通」的輕視：
這一時期的電影常將議會（如《神鬼戰士》中的元老院，或《300壯士》中腐敗的顧問）描繪成無效或腐敗的，解決問題的唯一方式來自於少數人的勇氣、能力和力量。這與美國不顧聯合國意見對伊拉克開戰的邏輯相符，反映了其霸權意志、對強權的崇拜和對「溝通」的輕視。
《300壯士》的強烈「意識形態」：
這部電影被許多專家認為其意識形態色彩特別濃厚，甚至有與「納粹」意識形態相似之處，例如對領袖的偶像崇拜、對肉體力量的尼采式執著、對個人的輕視以及對「美好死亡」的美學化描繪。《300壯士》很可能是自1945年以來，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希特勒式電影。
電影中斯巴達戰士喊出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戰吼，且海軍陸戰隊員們強烈認同影片中的斯巴達意識形態，將其與在伊拉克的戰鬥聯繫起來。
電影原著漫畫作者法蘭克·米勒（Frank Miller）明確表示，他認為美國和西方世界正與一個「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的敵人作戰，並將敵人描述為「6世紀的野蠻行徑」，這些言論與911事件後的「反恐戰爭」語境相呼應。
「反戰」聲音的延續與轉化：
儘管多數作品傾向於「暴力」，但《特洛伊》中赫克特和阿基里斯的對話，批評士兵為從未見過面的「國王」而戰，並質疑「戰爭」的無用性，這可被視為越南戰爭影響的延續，反映了對戰爭暴力的譴責。
奧利佛·史東的《亞歷山大帝》（Alexander, 2005）雖然曾被批評為支持喬治·W·布希，但他本人強調電影是對布希「伊拉克」戰爭的批判，認為亞歷山大帶來和平而非衝突，不為私利剝削東方，與布希政府在中東奪取石油的行為形成對比。「如果你的首要目標是賓拉登，你就不會在伊拉克開戰。」
電影在社會「意識形態」傳播中的作用
- 將電影視為「單純娛樂」：掩蓋意識形態的滲透
觀眾往往將這些電影視為單純的娛樂，可能忽略了其中所傳達的強烈「意識形態」訊息，這也引發了對大眾文化產品潛在「政治」影響的擔憂。
對「製作過程」的無知：
這種反應揭示了大眾普遍忽略了電影製作是一個漫長且深思熟慮的過程，其中沒有任何事物是「偶然」的。劇本經過多次修改，以滿足導演和製片人的要求，並且進行精確的研究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失敗風險。例如，《300壯士》的製作就花了六年時間。
- 「國際」社會對戰爭敘事的反彈：凸顯意識形態的衝突
伊朗對《300壯士》的強烈譴責：
當《300壯士》上映時，伊朗透過網路和媒體強烈譴責這部電影，認為其將他們的祖先「波斯人」描繪成人類的所有罪惡，是「西方的心理戰」和「偽造歷史」。伊朗總統和最高領袖都對此表示不滿，並威脅將採取行動回應。
揭示意識形態的「攻擊性」：
這種強烈的國際反應揭示了電影中的戰爭敘事並非中立，而是可能承載著具體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目的，並被他國視為一種文化攻擊。它迫使人們意識到電影不僅僅是娛樂，更是國家間意識形態鬥爭的工具。
- 「政治人物」對電影成功的利用：印證意識形態的傳播
喬治·W·布希的政治話語：
在《300壯士》上映幾天後，美國總統喬治·W·布希將希臘獨立日，定為國家民主慶祝日，並在演講中將美國與希臘的友誼，建立在共同價值觀和對自由的熱愛之上，同時將其與「全球反恐戰爭」聯繫起來。
電影意識形態的政治轉化：
這表明政治人物會利用電影的成功，和大眾對其敘事的共鳴，將電影中傳達的意識形態轉化為實際的政治話語，並為其政策尋找歷史和文化上的「正當性」。這種利用進一步證實了，電影在社會意識形態傳播中的作用。
- 對戰爭「暴力」的審美化和商業化：反映社會心理
暴力場景的吸引力：
2000年代的電影，如《神鬼戰士》（Gladiator）和《300壯士》，對暴力描繪極為血腥，充滿斬首、截肢和大量血漿，這種極端視覺化的暴力成功吸引了觀眾，並在全球票房上取得巨大成功。
社會對暴力的反應：
這種對戰爭暴力的吸引力是否反映了我們的社會，如同《神鬼戰士》中競技場上的羅馬觀眾，英雄越暴力，越受歡迎。這種對「暴力」純粹美學化、壯觀化和商業化的趨勢，揭示了電影意識形態可能在無形中將暴力「正常化」、甚至「美化」，並利用其作為有效的商業手段。這也讓研究者擔憂，大眾可能因此被意識形態上準備好接受「衝突」甚至「戰爭」。
結語
從1960年代到2000年代，好萊塢電影中對「戰爭與和平」的描繪，反映了美國意識形態從二戰後的理想主義、宗教和平訊息，以及作為世界「和平」守護者的自我定位。轉向「911」事件後更為激進、復仇導向、崇尚武力解決問題、且帶有強權和國家主義色彩的意識形態。這種轉變不僅體現在電影內容中對「暴力」的視覺化和英雄形象的塑造，也與當時的全球政治局勢，特別是冷戰、越南戰爭以及反恐戰爭等重大歷史事件緊密相連。
大眾對電影中「戰爭敘事」的反應，從單純的娛樂視角、特定群體的深度認同，到國際間的強烈反彈，再到政治人物的巧妙利用，都清晰地揭示了電影意識形態在形塑個人和集體「世界觀」上的影響力。這種影響不僅僅是表面的，更可能深入到人們對戰爭與和平、正義與邪惡的理解中。
參考書目： Pallares, Florent. “Représentations de la Guerre et de la Paix dans le cinéma à sujet antique hollywoodien.” Images de guerre, Guerre des images, Paix en images, édité par Martin Galinier et Michel Cadé. Perpigna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Perpignan,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