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銀翼殺手2049》（Blade Runner 2049）中，「複製人」對「生育、記憶與靈魂」的渴望，直接挑戰了未來社會的「權力」結構，特別是人類對複製人的主宰地位以及傅柯（Foucault）所描述的各種控制機制。
複製人能否生育，而非僅僅複製，是電影中顛覆現有權力結構的核心關鍵點。
從「被製造者」轉變為「人口」：
如果複製人能夠生育，他們將從單純「被製造」的人工生命體，轉變為一個擁有自身「人口」的群體。這種轉變意味著他們不再僅是「統治權力」的對象，而是會成為現代「生命權力」的對象。「生命權力」關注的是人口的健康、成長和福祉，旨在培養、規範和管理「生命」。
瓦解「服從」與控制：
電影的開場就表明，新一代複製人被設計為「服從」。然而，如果複製人能夠生育，他們的後代將不會被「程式化」以服從或受限於這種設計約束。這將從根本上瓦解現有權力賴以維持秩序的基礎。
引發「種族戰爭」的恐懼：
喬希中尉（Lieutenant Joshi）極力阻止複製人「生育」的真相被揭露，她認為這種真相會打破世界。她擔心一旦「複製人」能夠生育，就會引發一場「內戰」，或如她所說的「物種」間的戰爭，因為人類社會將無法接受複製人作為一個社群的平等地位。她認為她的職責就是「維持」種類之間的「牆」，以防止這種衝突的發生。
爭取「民族」地位與獨立權利：
「複製人」地下運動渴望獲得類似於「民族」（nation）的地位。他們相信，如果瑞秋（Rachel）的孩子被發現，當權者就無法否認他們完整的權利。這意味著他們尋求一種獨立於國家和經濟機制的集體存在和權利，從而進入一種「生命」政治秩序，而非僅僅是統治下的個體。
華萊士公司對生命權力的利用：
華萊士公司（Wallace Corporation）的目標是開發能夠「生育」的複製人。這是一種典型的生命權力驅動的渴望，旨在擴展人類種族到其他世界，並提高勞動力和人口效率。這種對「使生」的權力追求，與洛杉磯警局（LAPD）對複製人「處死」的統治權力形成緊張關係。
複製人對「記憶」的渴望如何挑戰現有權力結構：
「記憶」在電影中是被渴望擁有的東西，挑戰了對「複製人」自我認知的控制。
質疑「假記憶」的控制：
複製人被預設擁有「植入」的「假記憶」。主角K渴望更清楚地了解自己「記憶」的真相，並質疑其真實性。這種對記憶真實性的探索，直接挑戰了透過「記憶設計」來確保複製人服從的控制機制。
爭取自我認知與自我歷史：
電影強調了對「記憶」的渴望以及隨之而來的對自我歷史的渴望。主角K透過尋求記憶設計師安娜·史特林博士（Dr. Ana Stelline）的幫助，來驗證自己的記憶，這是一種對個人歷史和自我知識的追求，意圖打破被灌輸的身份限制。
歷史的威脅：
如果複製人擁有「真實」的、集體的歷史，這將對警察權力構成威脅，因為它會挑戰洛杉磯警局控制「複製人」的基礎。喬希中尉試圖抹去所有關於瑞秋或其孩子的記憶和記錄，正是為了防止這種「歷史」的出現。
複製人對「靈魂」的渴望如何挑戰現有權力結構：
複製人對「靈魂」的渴望，直接衝擊了人類定義與區分「人」與「非人」的權力。
挑戰統治權力的合法性：
在電影中，主角K將擁有「靈魂」等同於「出生」，而非「被製造」。人類社會普遍認為複製人缺乏靈魂，這成為洛杉磯警局對複製人行使「淘汰」(處死，讓其「退役」)權力（一種統治權力）的合法化理由。如果複製人被認定擁有靈魂，這種「處死」的權力將不再具有絕對的「正當性」，甚至可能面臨挑戰。
爭取「生命」權力的保護：
如果複製人被視為擁有靈魂，國家將有責任保護他們的生命，這與生命權力旨在「使生」(使他們活著)的目標相符，而非僅僅是「讓其死」(let die)。這將迫使權力機構將他們視為應受保護的人口，而非隨意處置的工具。
內在衝突與解放的潛能：
主角K對「靈魂」的渴望，表明他渴望掙脫人類機構的控制。這種渴望暗示著他可能不再滿足於被「程式化」的服從，並希望探索一種「人類式」的生命關係，包含生育和「成長」的可能性。這也意味著他可能不再單純地執行任務，而是會質疑自己的行為是否阻礙了複製人的未來發展。
對「何以為人」定義的顛覆：
「靈魂」的概念代表著一種內在的主觀經驗或無形屬性，被「出生」的人類所擁有。複製人對靈魂的渴望，挑戰了現有社會中「並非所有人都認為自己擁有靈魂」的權力話語，迫使觀眾思考何謂「人性」的根本問題。
電影透過傅柯提出的不同「權力」模式來描繪社會控制：
統治君主權力：
這是一種前現代的權力形式，其核心是君主擁有「生殺大權」。在《銀翼殺手2049》中，洛杉磯警察局（LAPD）對複製人行使著這種權力，例如「淘汰（處死）」年老的、不服從的複製人。複製人的生命由資本主義公司「創造」，因此警察對他們的「統治權力」顯得更為絕對。
規訓權力：
這種權力模式視「身體」為機器，偏好空間的合理組織，並傾向於標準化、監控和層級化。在電影中，主角K每次完成任務後都必須接受心理測試，以確保其心理沒有「出格」，沒有產生情感或遭受創傷。這種「創傷後基線」測試旨在確保複製人以「正常」且優化的方式運作，不產生或發展任何會妨礙其「服從」的慾望。這顯示了對複製人「身心」能力的最大化控制。
生命權力：
這是一種現代政府系統，關注「人口」的健康、成長和福祉，旨在培養、規範和管理「生命」。最初，生命權力主要針對「人類」，體現在將人們從地球轉移到外世界的運動中，以保護人類物種的健康。然而，如果「複製人」能夠生育並形成一個「人口」，那麼所有的生命權力關係都將適用於複製人，而不再僅限於人類。這將意味著複製人的「服從」將不再有保證，因為他們的孩子不會被「程式化」為服從。華萊士公司（Wallace Corporation）的目標就是發展出能夠生育的複製人，這是一種典型的生命權力驅動的渴望，旨在提高勞動力和人口效率。這與警察對統治控制的渴望形成了緊張關係。
天主教會神父的牧靈權力：
傅柯的「牧靈權力」概念，涉及權力從教會權威向國家領域的逐步轉移，關注「慾望和靈魂」，以及靈魂的慾望。在電影中，記憶設計師安娜·史特林博士（Dr. Ana Stelline）體現了這種牧靈功能。華萊士公司希望複製人擁有植入的「假記憶」，這可能是為了讓他們相信自己擁有「人類」的生命體驗，並透過長時間的記憶來確保服從性。這種權力試圖影響和控制個體的「記憶、自我認知和主觀經驗」，使其符合統治者的期望。
《銀翼殺手2049》描繪了一個反烏托邦的未來社會，其中政府權力與市場力量交織，透過對慾望的操縱、對族群界限的嚴格維持、以及多重權力（統治、規訓、生命和牧靈）的部署，來維持其對人口的控制與管理。電影的核心衝突點在於複製人可能獲得「靈魂」和「生育能力」，這將徹底顛覆現有的控制體系，引發關於「何以為人」以及社會秩序未來的深層焦慮。
複製人對「生育、記憶和靈魂」的渴望，並非孤立的個人情感，而是對《銀翼殺手2049》所描繪的、以傅柯「權力」概念為基礎的多層次控制機制（統治、規訓、生命權力，和牧靈權力）的直接顛覆。這些渴望一旦實現，將徹底改變複製人的社會地位、挑戰人類的「特權」、並可能引發社會秩序的全面崩潰或重塑。
參考書目： Ferrier, Sean Gerard. “Objects of Desire and Biopower in Blade Runner 2049”. Objets De désir Dans La littérature Et Les Arts De l’image, édité par Cécile Meynard et Gérald Préher.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