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諾貝爾獎得主做學問：談Claudia Goldin

2023年諾貝爾經濟獎的得主是Claudia Goldin。關於她的研究有許多報導了，我就不多說了。想談談我跟她相處的經驗。

我在哈佛一件相當幸運的事情，就是莫名其妙的跟Claudia Goldin結了緣，這緣份當然跟我老闆跑不掉，因為我老闆Melissa Dell跟Claudia都是哈佛經濟史學群的faculty sponsor，而經濟史學群的領頭人物就是Claudia，但會跟她變熟，主要有三個機緣。

另一個機緣是參加了系主任Edward Glaeser跟Claudia的經濟史讀書會，我斷斷續續地報告了三篇文章，一篇是滿洲國，一篇是日本江戶時代，一篇則是有關美國法律經濟學運動，由於長期待在Claudia的讀書會裡頭，所以跟她多了很多聊研究的機會。

另一方面，則是Claudia年初給了一個talk---"Why Women Won"，我把那文章一字一句讀了，碰巧那時候我老闆跟她出去吃飯，聊到了我，我寫信跟她談了一些想法，就跟她開了幾週的會。我當時在準備去UC San Diego給演講，在飛機上寫了一份十二頁的note，討論如何利用深度學息跟AI來協助她未來的研究，她不只把我的note讀了，我們一來一往針對好幾個可能的方向深度討論了好幾次。她是最資深的教授，但對於新事物跟新技術的好奇心，卻像是個初入大學的新鮮人那樣赤誠。

後來在我老闆叮嚀之下，我也開始唸美國經濟史的東西。當時就想到，Claudia應該是就是當今美國經濟史第一人了，便直接請教她。跟她聊天的時候常亂七八糟聊，一度不曉得怎麼聊的，聊到她大學時代跟前男友的感情生活（！！ 當然她先生在外頭溜狗。）但提到美國經濟史時，她就嚴肅起來了，她開了一個二十幾頁的書單給我，還有暑假作業---先從Brad Delong的那本書開始唸，然後還有許多電影要看。奇妙的是，電影來不及看，書倒是唸了好幾本。她常說，文學反而是認識歷史最快的途徑，她的書單裡不乏有《憤怒的葡萄》這類的小說。

她有一次問我有沒有認識什麼有趣的人，我便介紹了Princeton一個跟我們lab一起做研究、做Empircial IO的朋友介，在信裡我是這樣介紹她的：「她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經濟學家跟經濟史家之一」，她總是說「紹鈺啊，你人太nice了」。不過，諾貝爾獎今年還了我一個公道，非我愛說好聽話，實為其如是。

Claudia基本上就是一個「箱子」外頭的人。你跟她聊什麼，你不要預測她。她時而像暴風，有時像川流，但如果能夠跟上她思考的節奏，就是發現她其實像一條大河。這有點抽象，但這是Claudia給我的感情。基本上她所有的研究都不小挑戰了許多既定的假設。

她1960年代參加Civil right movement的社運的時候，曾被說女人不要出來搞社運。她在Princeton的六年，系上沒邀過她給seminar talk。她在哈佛當教授時，銀行不給她房貸。這些亂七八糟的性別限制，卻沒限制住她思想的自由。上次她講到這些，突然說到「It's because I am Claudia。」

比方說，她今天讀書會的時候，坐到我旁邊，送了我她的新書---Career and Family的英文版跟簡中版。這本書我之前就跟圖書館借來看過了。這本書挑戰1960年代最盛行的說法：高學歷的美國女性一代不如一代，戰前的女性會去工作，戰後的女性一畢業就回歸家庭。Claudia說，不對不對，戰後的女性其實比戰前的更有野心，因為她們想要同時有家庭跟工作----如果你用追蹤資料繼續調查下去，會發現過幾年後，戰後高學歷的美國女性陸陸續續回到了職場。

又有人說，隨著經濟發展，女性地位會自動上升，Claudia在1990年代的一本書裡，也挑戰了這說法。其實從英美的資料來看，隨著工業革命帶來的經濟發展，女性勞動參與率反而是下降的（葉高華老師在日治時期的資料有觀察到類似的現象）。

Claudia所到之處幾乎都有創新。是為什麼呢？除了她思想總是「在箱子之外」，除了她對於新技術的追求，還有她對於資料的近乎苛求。

你很少見到一個經濟學家對於資料的「質」與「量」兩方面都有瘋狂的堅持。對於量化分析的苛求好懂，但對於「質」的部份的堅持，則是來自她傳統歷史學家的訓練了-----你如果用Difference-in-differences提出一個因果推論，Claudia會問你能不能舉出一個真實的例子來佐證你看到的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如果你引用了一個田野的案例，她則會問你與附近的幾十個鄉鎮相比，你的田野個案有什麼代表性。這也是我在追求的Two-way scholars。

總之，今天收到了諾貝爾獎得主Claudia的禮物。是為記。之前的暑假作業讀完了，Claudia叫我往書單裡的其他本書繼續讀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