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是達茨彭茲克先生，這是台灣來的謝先生跟簡先生。」
初抵烏蘭巴托的第二天，巴特就為我們介紹一位翻譯。
巴特說，蒙古年青的一代懂中文的不多，所以只好找位上了年紀的。
「叫我老達就可以了。」
對方知道，咱們一下子不太容易念得出，那長長的蒙古名字，所以主動把稱呼縮短。
比我們年長，總不好意思直接叫人家老什麼老什麼的。
所以，謝老師跟我決定：「稱呼老大，總比老達還尊重些。」
身材高大硬朗，穿著一套退了色但相當乾淨的舊西裝，看起來，有點像第一次到民間企業求職的老榮民。
飽經風霜的臉上，透著慈祥與些許謙卑。
每天一大早，到宿舍接我們上班，晚上，陪我們回抵宿舍後才獨自離去。
一個月才一百塊美金而已，我跟謝老師過意不去，叫他不必接送。
「沒關係！超過六十歲，坐公車免費，反正，我也沒其它事。」
出發前以為，這趟來輔導的主題是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所接觸的官員或學生們，應該可以用英文溝通。
沒想到，這兒的人，第一外國語是俄文，英語並不靈光，市面上也幾乎完全使不上英文。
於是，整整四個半月的期間內，無論公事與私事，老大就成了我們的秘書、翻譯兼褓母。
原先準備的教材，都是英文，來了這兒才知道，英文講義對蒙古人而言，的確有點困難。
所以，只好把英文教材用口頭翻回中文，再請老大翻成蒙文。
許多艱澀冷門的財經術語，老大都仔細地一問再問，直到確定自己能明瞭其中含意，才放心地翻譯，並且重新製作投影片。
漸漸混熟了，知道老大是邊防軍上校退役下來的。
配了一幢公寓，領一個月相當於美金二十塊的終身俸。
女兒還在念大學，兒子剛從軍校畢業，正等著分發部隊。
偶而在外頭用餐，老大都會搶著幫我們擺刀叉湯匙。
謝老師有幾次要替他把可樂罐子的拉環打開，他都急忙說：「不用不用，我自己來。」
不過，直到用餐完畢，也沒見他拉開罐子。
幾回下來，老大感覺出，我們已注意到他並不喝可樂，才訕訕地告訴我們說，太寶貴了，捨不得自己享用，想帶回去給女兒。
有一回，在宿舍裡聊天，謝老師順手遞給他一片箭牌口香糖，他也帶回去給女兒。
宿舍牆上空空蕩蕩，我們想掛衣服，問老大哪兒有工具可買。
他極力勸阻：「你們才住四個多月而已，不必花這種錢呀！」
隔天，馬上從家裡帶鋃頭和幾根鐵釘來，幫我們解決。
蒙古物資蠻缺乏，到商場買食物和日用品，要個塑膠袋，必須另外付四十塊蒙幣，相當於五分錢美金。
老大總是隨身攜帶著一個棉布袋子，連塑膠袋的錢都幫我們省下。
有一次，我眼鏡上的螺絲釘鬆脫，老大從口袋裡掏出一把小刀，兩三下就修理好。
還有一回，我帶了煙忘了帶火，不抽煙的老大，居然口袋裡有打火機。
「老大，您好像神仙一樣，什麼都變得出來。」
「到底，您的口袋裡有多少寶貝？」
老大笑笑，把口袋掏給我看。
乖乖！除了筆、鑰匙、記事本、小刀、打火機、手帕、棉布袋之外，還有細鐵線、細麻繩、一片塑膠布和一個放大鏡。
「當兵慣了，有時候在野地裡沒這些玩意兒，很難活下去。」
七月下旬，我趁著回台北的機會，在香港機場免稅店，買了把瑞士六用刀送他。
老大用雙手，把禮物頂在額頭致謝，你可以體會出他那衷心感激之情。
前幾次送他可樂、口香糖的時候，也是行這種大禮。
有天，我忍不住好奇問：
「老大，您的中文在哪兒學的？」
這才知道，原來老大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
「我五三年去了北京，先念兩年中文，後來再念了四年正式大學。」
「當時我的啟蒙老師是山東人，所以，我講的普通話不太標準。」
難怪，一口濃濃的山東腔。
也怪不得，日常的習慣用語，跟我們不太一樣，稱愛人、稱領導、稱同志。
北大畢業後回蒙古，被分配到邊防軍。
在與內蒙接壤處駐守兩年，再調到北邊老家附近，俄蒙邊境的斯林格省。
後來，又奉派到蘇聯，在莫斯科大學中亞近代史研究所念了兩年，再回邊防軍服役。
「老大，您有沒有打過仗？」
我喜歡端詳他那魁梧的身材，試圖找尋成吉思汗大軍的影子。
「沒有啦！」
善良的微笑帶著一抹羞澀：「打嘴戰而已。」
有人或牲口越過邊境，或發生什麼小糾紛的時候，邊防軍的主要任務是交涉跟協商。
林彪逃往蘇聯時，在蒙古摔飛機，老大正是處理失事現場那批人員之一。
他講了許多書本上所讀不到的內幕故事給們聽。
老大不喝酒，但時常為我們解說蒙古人喝酒待客的習慣跟禮節。
五零年代的中國，正處於共產世界對外最封閉，而對內整肅與鬥爭又最劇烈的時期，那時老大在北京當學生，我當然會好奇，想從他口中聽一些當時鐵幕裡的種種往事。
老大好像文的、武的、粗的、細的什麼都懂，但什麼都謙虛，什麼都想學，而且可以學得很快。
聽他講歷史故事或政治改革，經常令我著迷，可又從沒聽他使用過任何激情字眼。
他學不會的事情，大概只有做生意一樣。
九零年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現象變了許多。
烏蘭巴托開始有一些小偷、倒帳、迪司可、色情、賓士五○○等，從前做夢都不可能想像得到的事和物。
老大一直沒法適應這些新玩意兒。
四十多歲的年青一代，很會利用政商關係賺大錢，老大不但不懂，我看他根本不想學也不羨慕。
時代不同囉。
從前，沒有人跨欄杆踩草皮抄近路，現在，草地上被大家走得露出一條條歪歪斜斜的便道。
老大似乎比較懷念，共產時代的秩序與倫理。
如同大多數開發中國家一樣，許多蒙古人，無論是官員或商人，見了台灣客，就認定你是腰纏萬貫的金主或企業家，第一次接觸，就迫不急待想跟你做生意。
而且，動不動就端出一大堆需要資金的開發案子，極力慫恿你，投資這投資那。
不管你到底是來講課的，還是來觀光的，也不管你的行業，跟他所提的案子，相差十萬八千里。
那些一廂情願而且突兀的話題，有時候，令我不知要怎麼回答才好。
老大似乎也覺得他們的人猴急得有點失禮，翻譯時，不得不小心翼翼，挑選一些不卑不亢的說詞，又要充分表達當地人的建議，又要顧慮，別在外國人面前顯得太膚淺。
真難為了他。
兒子軍校畢業，家長必須去面談，填寫分發志願。
老大說，孩子的第一志願，是回去斯格林省當邊防軍，結果，被分到第二志願，駐守烏蘭巴托機場。
我送了一支手錶給他兒子當軍校畢業禮，信口開個玩笑道：「將來萬一不幸跟漢人打仗，拜託手下留點情。」
老大居然把這句話帶到。
去年，台灣方面派了一些專家，去輔導蒙古的中小企業。
我們的專家，幫當地政府完成了包括肉類加工、皮草、包裝、飲料、木製家具等三十幾種小型工廠的發展計劃，在技術、市場、管理、資金等方面，都擬就具體可行的方案。
可惜，這些建議案都用中文繕寫，蒙古政府把它束之檔案櫃，一直沒有付諸實行。
老大看不過去，花了半年時間，把這些中文報告翻成蒙文。
我問他，賺了一筆翻譯費的外快吧？
他笑笑。
「沒有啦！當義工，反正我也沒什麼事做。」
我跟謝老師說：「如果是我的話，起碼也要回答一些，為國效勞人人有責之類，自我神聖一下。」
蒙古市面上，可以找到的中文書不多，懂中文的人，也許一本書可以念好幾遍。
這讓我想起一個從前讀過的故事，說有位刑期頗長的獨居犯人，曾經生病被送醫，病好回牢房時，身上藏一張某瓶藥劑的使用說明書，以後，幾年的孤寂生涯中，這張唯一的字紙，遂成了他最寶貴的精神食糧。
有一回，老大問我晚上在宿舍會不會無聊。
「當然囉！天一黑就沒地方去，電視講的都是蒙語，又看不懂。」
隔天，他就拿了兩本中文書，讓我排遣時光。
那是北京新出版的，講當年中共跟蘇聯在珍寶島衝突的事件始末。
簡體字讀起來蠻吃力的，但是，無聊嘛，好歹我也把它讀了兩遍。
之後有一天，老大請我們去他家作客，用完餐在喝茶時，老大給我看一疊手稿，原來他把那兩本書都翻成蒙文了。
我問為什麼不出版？
他又笑笑。
「沒錢印刷呀！再說，誰有興趣買？」
說得也是，蒙古兩百二十萬人口，四分之一在烏蘭巴托，市場太小了吧。
其實，我內心交戰了很久，才硬壓下掏錢支助他印書的衝動。
三百塊美金，對我們說來不多，只是找不到好藉口，怕講出來太冒昧。
有一回，去拜訪牧民，老大穿傳統服裝與我們同行。
這才第一次讓我看到，他那英挺威武的一面。
平常，只覺得他像我們家巷子口賣饅頭那位老師傅。
到了草原上，那架式，簡直就是叱吒歐亞大陸的王爺。
更沒想到，坐在蒙古包內，老大琤琤瑽瑽彈起馬頭琴，居然唱得一手好歌。
離開蒙古的前一夜，又去老大家中叨擾。
他愛人特地盛裝接待我們，平時滴酒不沾的老大，也破例陪我喝了一盅伏特加。
臨告別時，把剛剛喝酒時用過的傳統銀製酒杯跟筷子，用餐巾紙包好，讓我帶回。
感激之餘，我沒忘記學他把禮物高舉到額頭。
送我去機場的途中，老大還特地下車，買了包保加利亞的香煙送我。
一包合台幣十二塊，我又高舉至額頭，用手遮住噙在眼眶的淚。
每當台北有寒流，或在電視上看到季節轉涼，候鳥從北方飛來時，總不禁在腦海裡浮現老大親切的笑容，和那草原上的英姿。
真想接老大跟他愛人來台灣走一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