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文學】從韓愈與逝者的關係看其墓誌銘的尚奇風格

2022/04/28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正文

文起八代之衰，中唐古文運動發起人之一的韓愈，主張文以明道，提倡儒家正道。他好古道不好古辭，主張「師其意，不師其辭」[1]，反對抄襲剽竊前人之辭。他提倡散文，要求文體復古，卻不要文辭復古，文辭要創新。[2]他在〈答劉正夫書〉說「若皆與世沉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睹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3]指出創新怪奇比平庸流俗更有傳世價值，更能引起時人的關注，所以韓愈十分重視文章的獨創性。他在〈答李翊書〉總結自己學文二十多年的經驗，提倡學習前人作品並兼通其辭後，務去陳言，堅持詞必己出，能自樹立，形成怪異、不同俗的尚奇風格。[4]韓愈為文追求創新，秉持奇特的散文風格，善於打破常規，體現在墓誌銘上，其變體得到後人極高的評價。李塗在《文章精義》稱讚韓愈的墓誌銘「一人一樣」，篇篇不同，絕不重複。[5]吳訥認為，在墓誌銘的古今作者中，惟韓愈最高。[6]茅坤曾言，「世之論韓文者，共首稱碑誌」，他認為韓愈的墓誌銘多有「奇崛險譎」的風格。[7]可見，韓愈的墓誌銘以奇特和創新的風格見稱，其文學性享負盛譽。

墓誌銘的本義是「按誌者，記也；銘者，名也。」[8]起源於「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於世，歿則後人為之鑄器以銘，而俾傳於無窮。」[9]隨著時代演變，書寫對象由功德之士轉為一般亡故者，書寫者由亡故者後人轉為當時文士。[10]墓誌銘是亦史亦文的載體，跟史書著重的實錄精神不同，宗旨是「以弘揚為本」。[11]雖然唐代前多重視墓誌銘的真實，如曹丕在《典論‧論文》認為「銘誄尚實」[12]，但也強調以優美的文辭讚美逝者的作用。[13]唐代時期多由逝者親屬邀請文士撰寫墓誌銘，當中不乏韓愈、皇甫湜這些一字千金的大手筆，加上唐代應酬饋贈文字風盛，墓誌銘所載之事的真實性存疑，難成有參考價值的史料。[14]韓愈的墓誌銘打破常格，形式多樣，然而也有潤筆太過的「諛墓」之譏。究其原因，黃自鴻認為，墓誌銘文體本身強調讚美又重視真實而產生衝突；墓誌銘「稱美而不稱惡」的文體特色，來自於墓誌銘的作者、文本與讀者的特別關係：後人子孫希望祖先事蹟流傳後世，而委託撰寫者多寫溢美之辭。撰寫者也因自身與逝者的關係，抒發自己對逝者的哀思，其議論和抒情可使其失去真實性。[15]綜上所述，韓愈的墓誌銘篇篇不同，一人一樣，跟韓愈的身份、與逝者及其家屬的關係大有關聯。以下本文將從韓愈與逝者以及家屬的關係出發，以〈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和〈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為例，分析其墓誌銘突破常規的奇特風格。

墓誌銘「其為文則有正、變二體」，正體唯敘事實，內容「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卒葬年月，與其子孫之大略」，「變體則因敘事而加議論焉」。[16]可見，一般墓誌銘詳述逝者的家世、生平、後代、身後境況等等。但韓愈打破常規，跟據逝者的經歷和形象特點及其與韓愈的關係，不是減省闕漏就是沒有交代逝者的生平事蹟。[17]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一文，少有著墨在逝者的背景生平。逝者是韓愈的兄孫女婿，簡單概述逝者的生卒年和家屬後，韓愈就詳述逝者因遇見方士，迷信服食丹藥而亡之事。韓愈就其死因發出慨嘆，不解為何世人如此迷信服食說：「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18]然後就此大發議論，列舉相識的朝廷官員如工部尚書歸登、刑部尚書李遜等人吞藥而亡的事例，道出「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19]的常態，勸諭世人切勿誤信此迷信之說。由於這是韓愈耳聞目睹之事，加上所寫全是他相識之人，顯示其文不是根據家屬行狀杜撰出來，而具有一定的真實性，使其墓誌銘書寫達到徵實的效果。[20]逝者是韓愈的後輩，而韓愈例舉的事例又是相識之人，可見韓愈寫此文的理想讀者是他在生的親友，勸諭親友引以為戒，切勿重蹈覆轍，輕信方士，服食丹藥。還有，韓愈又是當時撰寫墓誌銘的大手筆，名聲響亮，其文有流傳後世的價值。而他不滿服丹的社會風氣，從「皆有名位，世所共識」[21]的朝廷命官，任憑如此高位也會服藥身亡之事，道出服藥之惡，警惕世人勿存僥倖心理，應以常道養老而非迷信服丹。韓愈試圖糾正此歪風，不願再見到這種「可哀也已」[22]之事，於是寫下此文「以為世誡」[23]。此文不多寫逝者之生平事蹟，更以逝者死因為誡，打破了墓誌銘「稱美而不稱惡」的常規，但韓愈沒有直斥逝者的過錯，而歸因到當時盛行服丹的社會風氣，為因此而死的人感到痛心。[24]這種寫法既保存逝者的顏面，又加強警惕世人之效果。

〈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也是一篇減省闕漏、沒有詳細記載逝者生平的文章。韓愈先寫逝者妻子求銘的經過，再補敘逝者簡略的身世，嘗讀書而不順遂的仕宦經過，以至死亡，遺下其妻與子女。[25]逝者的生平和家世並非重點，而是透過逝者要求妻子求銘的過程，塑造逝者的獨特形象。逝者跟韓愈素不相識，但知道韓愈文名大盛，「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26]。逝者生平不得志，又被貶官又得病將亡，仕途不順，然後想到請韓愈撰寫墓誌銘，籍由韓愈之文流傳後世，達成「爾與吾不朽」[27]。這段請銘的過程全由逝者與其妻子的對話交代，寫法特別。而且，開篇以「有女奴抱嬰兒來」[28]，結尾以「嬰兒汴也」[29]收結，既有首尾呼應的效果，又銜接請銘過程和逝者家世生平，以象徵傳承世系嬰兒串連兩段文字，使結構變得完整。韓愈以史傳筆法敘述請銘的事由，也有炫耀自己的文學才能之用。韓愈特意寫請銘的過程中，由逝者妻子之口轉述逝者對韓愈文才的肯定，反映韓愈對其墓誌銘書寫的自負，擁有使逝者及其親屬名永長存的文名，有文人炫才的意味。[30]不但如此，墓誌銘對委託者有甚高的傳播價值，請大手筆撰寫墓誌銘也是因為家屬希望提升在親友之間的名聲。[31]而此文的逝者請韓愈銘，也有提升妻與子之名聲的意味。這種「請銘」的寫法，既達成墓誌銘記載之人的不朽，也能為韓愈揚名，確立大手筆的地位。由此可見，韓愈的墓誌銘書寫創新，突破前人的框架，因韓愈文才卓越的名聲而生的「請銘」寫法，實在奇特，在墓誌銘書寫中難得一見。

總括而言，韓愈提倡文體創新，不因循前人之文辭，樹立自己的風格。在墓誌銘的書寫中，韓愈因應他與逝者以及家屬的關係，寫出的墓誌銘一人一樣，篇篇不同。韓愈的墓誌銘變體省略了墓誌銘正體重視的逝者生平背景，打破常規，體現尚奇的文風。從〈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中可見，韓愈與逝者相熟，所寫之文有徵實的效果。他不僅抒發對逝者的哀思，更以逝者的死因為鑑，大發議論，勸諭時人勿服食丹藥，試圖改變這種歪風。而〈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一文的「請銘」寫法別具一格，韓愈自覺地運用請銘書寫，既凸顯韓愈的文名之盛能流傳後世，所寫的墓誌銘使逝者及其家屬之名長存於世，又能使加入對話體，結構變化多端，豐富墓誌銘的書寫形式。由此可見，韓愈的墓誌銘書寫創新獨特，體現出他散文的尚奇風格。

註釋

[1] [唐]韓愈著，屈守元、常思春合編：《韓愈全集校註》（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2050。

[2] 羅聯添：《韓愈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1年），頁 217。

[3] [唐] 韓愈著，屈守元、常思春合編：《韓愈全集校註》，頁2050-2051。

[4] 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香港：達文社，1978年），頁419-420。

[5] 吳文治編：《韓愈資料彙編》（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年），頁 468。

[6] [明]吳訥、徐師曾著，于北山、羅根澤校點：《文章辨體序說‧文體明辨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頁53。

[7]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15。

[8] [明]徐師曾著，羅根澤點校：《文體明辨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148。

[9] 同上。

[10] 謝佩芬：〈刊落陳言，探出新意——宋祁碑誌文析論〉，《成大中文學報》，總第39期（2012年），頁53。

[11] 余曆雄：〈汉唐碑志辨体与韩愈「以史为碑」〉，載《馬來西亞傳統漢學研討會論文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05年），頁107、114。

[12] [魏]曹丕著，宏燦校注：《曹丕集校注》（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 313。

[13] 黃自鴻：〈為生者而創造：唐宋墓誌銘文體特徵一隅〉，《東華漢學》，總第32期（2020年），頁185。

[14] 余曆雄：〈汉唐碑志辨体与韩愈「以史为碑」〉，頁107。

[15] 黃自鴻：〈為生者而創造：唐宋墓誌銘文體特徵一隅〉，頁185。

[16] [明]徐師曾著，羅根澤點校：《文體明辨序說》，頁148-149。

[17] 陳秋宏：〈試論韓愈墓誌銘的抒情性書寫〉，《世新中文研究集刊》，2010年第6期，頁122。

[18] [唐]韓愈著，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卷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 554-555。

[19] 同上。

[20] 蔡慧崑：〈作者介入文本——論韓愈冢墓碑誌文的創作主體性〉，《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總第37期（2019年），頁35。

[21] [唐]韓愈著，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卷7）》，頁 554-555。

[22] 同上。

[23] 同上。

[24] 陳秋宏：〈試論韓愈墓誌銘的抒情性書寫〉，頁123。

[25] 柯慶明：〈「碑」「銘」作為文學類型之美感特質（I）〉，《清華中文學報》，2013年第9期，頁71。

[26] [唐]韓愈著，羅聯添編：《韓愈古文校注彙輯》（臺北：鼎文書局，2003年），頁1786。

[27] 同上。

[28] 同上。

[29] 同上。

[30] 蔡慧崑：〈作者介入文本——論韓愈冢墓碑誌文的創作主體性〉，頁41。

[31] 黃自鴻：〈為生者而創造：唐宋墓誌銘文體特徵一隅〉，頁193。

引用書目

（一）專書

[魏]曹丕著，宏燦校注：《曹丕集校注》。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
[唐]韓愈著，屈守元、常思春合編：《韓愈全集校註》。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
[唐]韓愈著，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卷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唐]韓愈著，羅聯添編：《韓愈古文校注彙輯》。臺北：鼎文書局，2003年。
[明]吳訥、徐師曾著，于北山、羅根澤校點：《文章辨體序說‧文體明辨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
[明]徐師曾著，羅根澤點校：《文體明辨序說》。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吳文治編：《韓愈資料彙編》。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年。
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香港：達文社，1978年。
羅聯添：《韓愈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1年。

（二）論文

余曆雄：〈汉唐碑志辨体与韩愈「以史为碑」〉，載《馬來西亞傳統漢學研討會論文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05年），頁107-122。
柯慶明：〈「碑」「銘」作為文學類型之美感特質（I）〉，《清華中文學報》，2013年第9期，頁47-79。
黃自鴻：〈為生者而創造：唐宋墓誌銘文體特徵一隅〉，《東華漢學》，總第32期（2020年），頁183-212。
陳秋宏：〈試論韓愈墓誌銘的抒情性書寫〉，《世新中文研究集刊》，2010年第6期，頁115-142。
蔡慧崑：〈作者介入文本——論韓愈冢墓碑誌文的創作主體性〉，《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總第37期（2019年），頁33-48。
謝佩芬：〈刊落陳言，探出新意——宋祁碑誌文析論〉，《成大中文學報》，總第39期（2012年），頁49-86。

2023年9月17日評：

此文花了約一天想題目和蒐集資料，然後動筆用了半天完成，在截止日期前十幾分鐘遞交。截止當日中午仍未動筆，內心不斷喊叫，壓力十分大，有時不禁感嘆當時我是怎樣撐過這段精神狀態非常糟糕的時期。

當年我的功課堆積如山，又有很多考試，已經不能再拖了，先交了這一份功課。此文完成得十分隨便，不乏闕漏之處。本來想寫三個例子，後來因時間不足，刪減了〈女挐壙銘〉這一篇墓誌銘。

在中國古典文學裡，韓愈的散文算得上是比較有趣的材料。文章有很多世俗觀念，例如炫才心理，比較平易近人，少了文人的清高傲氣。

綜觀韓愈所寫的墓誌銘，如〈扶風郡夫人墓志銘〉、〈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志銘〉，老年女性亡者所記載的事蹟不外乎是相夫教子，娘家的家世背景，夫家家族姓甚名誰，有何光宗耀祖之事，所嫁之人和生下的子女有何成就。這些銘文多著墨在女人的身邊人，不在於女性亡者身上。

這些女人幾十年的人生，最大的成就是做個賢妻良母，相夫教子。對於丈夫而言，就是個管理家務事的賢內助。對於兒子而言，就是培育自己長大的母親。她們的成就依附在男人的成就上，永遠是丈夫的妻子，兒子的母親。丈夫升官和兒子考中科舉，她們以這些男人成就為榮，視為自己的努力而來的結果。她們終身困在家庭內部，沒有屬於個人才能的光輝事蹟，養出一個光宗耀祖的好兒子就是她們最值得炫耀的成就了。可悲矣。

韓愈墓誌銘所選取的女性事蹟，正反映了父權社會下的男性敘事，只看重女人的妻子與母親身份，生育價值與照料功能。反過來看，女人想要被父權歷史記載，就是要當個賢妻良母，並且丈夫與兒子有一番成就，這樣才有被記錄下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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