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學者錢穆針對清季學者研究兩漢經學時區分今古文經,在反應這方面發展的著作之一〈兩漢博士家法考〉中,指出漢代古人所謂的「古文」,指涉了兩種意涵,分別是:
漢代是一個國祚頗長的帝國,從西元前202年從楚漢相爭最後一場大戰勝出的高祖劉邦,算到西元後220年曹丕稱帝,橫跨420多年。狹義的歷史也才3、4個千禧年,420多年幾乎是半個千禧年,兩漢之間的古代社會變遷再怎麼緩慢,這樣漫長的時間都足以讓任何地方的人類社會有所演變,漢代這420多年期間的古人口中的「古文」,涵義有所演變也是合理。
這樣的變遷,跟兩漢的經學學術研究發達有關。
司馬遷寫史記當時,當代的經學尚未興盛,錢穆說這時的人所謂的古文「統指詩書六藝」,所指涉者特定於詩經、書經、春秋等六經的一門學問,而到了東漢,情況已不同,錢穆指出東漢人所謂的古文,「僅指文字」,後來的漢代人指涉的古文,僅指古文字,這也是兩漢時讀書人研究從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的「壁中書」這批以六國古文書寫的古本經書的研究成果。
以下分別介紹之。
史記作者司馬遷是西漢初期的人,接觸到的止於漢初的材料,故第一種可以說是西漢初期的漢代人所謂的古文。
司馬遷在《史記》提到好幾次古文,像是《史記.太史公自序》:「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太史公自述十歲開始背誦「古文」,錢穆指出,司馬遷這裡所說的「古文」,指的是詩書等六經。
詩書等六經這批「古文」,對司馬遷有什麼意義?《史記.五帝本紀》說:「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
司馬遷在寫作史書時,考究當時所知的遙遠上古史,當時五帝這樣的說法已經是通說了,但保存最早紀錄,也就是尚書,記載從堯開始,而百家言,也就是民間的各種「民科」的說法,又有「不雅馴」這樣的問題,包括他在內的高級讀書人比較難以採納,於是他「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古文是他寫史記本紀的偏好材料。
說到先秦民科百家言,舉例來說,秦朝竟有「占夢博士」,看名目就滿滿的民科味了。
除了「雅馴」這兩個字帶有的偏好因素之外,司馬遷說:「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他在各地所做的上古歷史的口述歷史,趨近於古文。顯示他並未流於個人偏好。
其他如《史記.吳太伯世家》又說:「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他讀了春秋的古文,才知道地處中原的虞國跟被視為荊蠻的吳國,背後的歷史淵源。《史記.弟子傳》記載:「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他寫孔子弟子的歷史時,出處還是孔氏古文。
可知,司馬遷作為歷史學家,在寫他之前的歷史時,對六經的古文這套文獻,優先於民科的百家言,也就是他說的:「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
關於西漢初期人所謂的古文,根據司馬遷:「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歷史學家的司馬遷,認為這歸功於孔子。
所以,當西漢初期的古人在談論「古文」時,他們在談的是俗稱古文、圍繞六經及孔氏傳承的一門學問。當時人稱為古文,以跟民科們的百家言有別。
兩漢之間的學術研究,當然不可能是科學、科研這樣的東西,基本上是文科(古代稱文學)研究,主角則是官方還有民間的經學研究。
錢穆〈兩漢博士家法考〉說:「自漢武置五經博士,說經為利祿之途」,功名利祿吸引兩漢讀書人前仆後繼投入經學學術研究。
這方面的榮景,舉例來說,《漢書》記載西漢有個叫夏侯勝的經學家講課時常跟學生講:「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紫青比喻高官。上課時老師直接說了,經書讀通了,當上高官跟撿地上雜草一樣,可看出,那時讀書人大家也沒在裝的。
《漢書·藝文志》有一段記載:「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五個字的經文原文要能生出二、三萬字的長篇大論;圈子裡面,後浪一波又一波,有些前浪一個主科(五經的某一經)從小時了了讀到滿頭白髮,老大不小了,才勉強在圈子裡講得上話。
當時讀書人做學問環境之「內捲」景象可想而知。古文在西漢到東漢人之間,從六藝演變成古文字,正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演變而來。
兩漢之間的文字研究當然首推東漢人許慎跟他的重磅巨著《說文解字》。許慎在現代人看來當屬「內捲」無誤的兩漢讀書人的「學術典範」中出人頭地,在經學跟文字的學術研究都做出成果,故成書於西元後100年到120年之間的《說文解字》這本書說它是迄當時為止200多年來的漢代讀書人的學術研究結晶之一,應不為過。
對於研究經學主科有用的文字研究,許慎在《說文解字.序》提到:「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可以看出,對一個在「內捲」環境中,還能出人頭地的東漢讀書人而言,文字研究的地位與定位。
《說文解字.序》提到東漢時人所謂的古文時,說:「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
這兩段話蠻明確說明作者許慎認為他當時所謂的「古文」定義,就是西漢初期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到的壁中書;而書上的字體跟西漢初期當時從其他出處獲得的文獻,如北平侯張倉(秦末漢初的人)獻的書、地方上的鐘鼎舊物上面的銘文相近。
《說文解字.序》又提到:「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日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
既然六經這套古典叢書的文本通過秦書,也就是隸書在內的各種秦系文字傳承,一直是連續存在的狀態,並未絕矣,可推知東漢人許慎在此處所說的古文,是指「古文『字』」無誤。
所以,當東漢的古人談論「古文」時,他們在談的是古文字。
現代的學者認為壁中書是一批戰國晚期作成的竹簡,上面是東方六國當中的齊魯系文字。關於這批壁中書有個小典故。
東漢人班固所著的《漢書.藝文志》說:「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另外時間稍早、西漢末年新莽時期的學者劉歆在〈移讓太常博士書〉指出,這批書是「天漢以後,孔安國獻之」。
天漢是漢武帝執政後期、西元前100年到前97年使用的年號,劉歆說這批竹簡從出土後,由孔安國獻給武帝的朝廷典藏,但這批文獻在被學術界發揚光大之前,遇到武帝末年的巫蠱之禍,大環境急轉直下,就不了了之了。這段歷史描述經過後人考證後稍有修正。
起因是孔安國主要是文帝景帝時代的人,根據《史記》:「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他雖活到武帝時而且也在武帝朝當官,但沒有活到武帝晚期。因此清初學者閻若璩根據另一本東漢末年的史書、荀悅的《漢紀》提到:「魯恭王壞孔子宅,…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認為應該是《漢書》漏掉一字,其實是在孔安國死後,由他家人,也就是子孫,將壁中書獻給朝廷的。
在認識兩漢的學術時,孔安國這位老兄沒留下什麼成果,但包括被數百年後的晉代人偽託為偽古文尚書作者等諸般事蹟在內,戲分倒是一直沒少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