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史的自我經驗--讀《文藝春秋》

《文藝春秋》引起共鳴與同感並不意外。而且這種共鳴，所招喚起的情懷，在很大的程度上屬於「同代人」。就算不是標準文青——其中作者展現出一種承襲前代的廢材氣息（例如駱以軍？），卻也正是是這種「廢材」與「偏差」散出的寂寞氣息，形塑起這一代，甚至前溯與後推鄰近世代文青臉譜——，在接觸「漢聲小百科」、「林強」、「迪克森片語」、「楊德昌」等關鍵字，也難以抗拒，在作者誠心以純熟技藝召喚下（從戒嚴特務到未來電影博物館，甚至到火星，不同的風格操演，彷彿宣示著要為「每一份記憶創造出一個獨屬於此的『說話主體』」），拿出自己的記憶比對，重新閱讀自己內在的「記憶之書」。

引起共鳴自然是創作者的美夢、成功的創作實踐。同時卻是成熟創作者該警惕的。勾起懷舊情緒之後，恍然面對現世，轉瞬發現「情懷」不僅不合時宜甚至貶損（或廉價），而略感尷尬。那麼作為專注於這個小說世界創作者，在途中所承受的困惑，必然是多上好幾倍，而且是在創作間就出現了。最容易產生的疑慮，正是「消費」。這是年輕作者對偉大創作者們的消費嗎？弔詭在於，作者幾乎完美化解疑慮，在貫串諸篇的「靜觀之眼」（是否有點站得略遠些？）所呈現的視野，反倒證成，令人眷戀的人事物，不論是私人的、甚或世代、集體的價值，其實都「無法消費」。

也許正在於創作者的自覺裡，對於「材料」的審慎，小說的基調中，沒有讓情懷凌駕於「對象」本身（譬如某些骨灰級玩家，玩起數十年前畫面尚粗糙的古老遊戲時，會淡淡對地說：「哥玩的不是遊戲，是回憶本身。」），反倒使讀者面對起種種「主題」時（經常是第一人稱的、我們得面對這些人物話語與意識，譬如開篇的廢文青開啟、爾後潛伏在各篇裡低吟的話語），無法不察覺當中的尷尬。彷彿尷尬感是一路上留下的線索，看起小說，不論閱讀怎樣時空與角色（譬如令人眼睛一亮的阿桃），尷尬在哪，創作者心緒本身就藏在哪。

作者清醒著：在擁有越來越成熟的技巧後，作者並不必要去窩匿自己，尤其不易面對的部分。這並不容易。如同一個純熟的面具製作師，如何抵禦就此戴上各種面孔，再也不必面對自己真正的面孔的誘惑。不躲、不藏，但同時也不自戀與不自溺，創作者在此思考，不斷地誕生自己。若說《文藝春秋》首先讓閱讀感到慰藉，是因為創作者與其話語，已經找到一個地方得以共處。作者與他的作品未必不尷尬，然而在此，已經可以面對尷尬時安然而不尷尬了。即使這平衡可能不是永久的。只是在踏向下一步前，總還算有暫時借取來的幸福時光。

我們能夠揣想，用各種不同的聲音說話（已有若干讀者指出其中不少第一人稱的使用產生的效果如何），背後真正的動機，還真的可能單純無比：想找到自己的面孔，與自己的聲音，說自己的故事。所以，也或許我們能夠理解，這些偽裝背後，我們所讀到的，可能仍是那個最初受文學感動的卻懞懂無自信的，那個蒼白文青。因此首章與末章的安排，廢材文青面對令他嚮往又同時惶恐的文學世界，那份貫串整本書的倉皇失措，尤其最後複寫上的「這樣也挺好的」，終將默默認份起擁抱書寫的命運：不論如何，作為「這份文學史」當中，即使只是小小的塵埃，也未必不幸福。

同理，本書的諸篇跨度，不光是時空場景，甚至包括語言風格，一再的展演下來，卻準確地讓這本書定位了（如果有注意過作者過去對於定位的思考與焦慮的話）。如同前述的面孔，這樣銘刻出的，是一個「此時此地、屬於這個世代」才能誕生的作品。如果後來我們承認，「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那麼當然，所有的文學史，也就只能是當代的文學史了。顯明的，作者擁有的野心，還是書寫起我們的當代。但，真的只是如此嗎？小說既是虛構的力場，就不可能無視，被書寫的、以及書寫者本身都在這種力量中。或以羅蘭巴特的觀點，小說的寫作，是在主動與被動（作用與非作用）之外的，它屬於「中動式」。簡而言之，就是「透過寫作當中，對寫作本身作用」。關於此，《文藝春秋》（書評已有「史」意）裡，以各種不可能出現在文學史當中的話語（尤其第一人稱的使用），所隱然寫出的「文學當代史」（而且甚至是史學上的「個人史」），其最大的意義，莫過於對自身產生作用。換句話說，修正了、甚至可能消解了這個一次存在的歷史（即「在此的」文學當代史）。於是懸置在虛構與對虛構的否定上，當代與對當代的否定上，履踏在輕盈與沈重、空虛與充實間。虛構文學史，亦即虛構文學當代史，完成在「文藝春秋」名字下，對於自己經驗的虛構。

所謂經驗是什麼呢？即文學經驗。不斷爬梳資料，指向的是內心文學經驗心靈史。經驗，如阿甘本所說：「如今要探討經驗的問題首先必須承認我們再也無法得到它。任何想在今天恢復傳統經驗的人都將面臨自相矛盾的境地。」無法再得到了，重複地去觀看，譬如瑞蒙卡佛、聶華苓、黃靈芝、袁哲生。對於他們的人生，我們都無法再多做什麼，甚至遺憾的，對於他們的「文學經驗」，能否藉此多瞭解一些，我們都得保守以對。但最終，我們仍可藉由反覆閱讀，去取捨形塑記憶，以及，繼續寫下去，於是我們有了這個作者與這本書。

回過頭來，《文藝春秋》執著的「創作者意識」，若讀者願意在閱讀後多停留一些，不難遇上同樣一堵牆：作為創作者，或更窄仄一些，台灣的創作者，宿命地遭遇各種挫折與貧脊環境，卻又因此開出的美麗花朵。但問題在於，以各種構思，重述了這些「牆」與在此緣邊掙扎、擠迫、拗折、頑強、遺憾的身影，進而感知到小說的說話主體自身在碰觸材料時所碰到的「牆」，那麼，這本書，想說的還有什麼呢？意思是，無論多次重述了各個作者珍視的創作者的牆，或是最終整本書構成了作者的牆（一種萬里長城？），有沒有之外的，關於可能性的存在，在如此細膩巧思的展現各種不可能之後？

我們或許就能去期待，末尾借取的「這樣滿好的」，投射在將來不得不繼續的書寫畫布上，會有什麼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