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也可以是政治的。
比較好理解的情況是,有種人講話習慣隔三岔五蹦一個單字,但這麼做的理由不見得是出於溝通需求、不見得是追求語言的精確與精準,而更有可能是--這讓他有優越感。
韓國影視產業在全球已經造成「文化殖民」現象,所謂文化殖民,就是這個國家不用武器軍隊,而透過散播自身文化,讓其他國家仿效、購買、追隨、學習。文化殖民的最基礎媒介就是語言(包括文字語言、影像語言)。
英文在二戰後成為傳播資訊的主要語言,當然和美國國力有關,當最高端的科技研究、好萊塢以至於哈利波特都透過英文紀錄、播送以及創造,英文自然穩坐諸多語言體系的龍頭。相對的,越南文、緬甸文、菲律賓文等等第三(或二)世界國家的語言,就一直不被認為「重要」(我指的是,比如國民教育的外語只有英文)。
所以語言當然政治,當你看到同樣一個人,講流利英文和講流利菲律賓文時,在你心中產生的印象落差,就是這兩種語言間的權力傾軋。英文是「文明的」、「先進的」、「優越的」、「有教養的」。
張愛玲赴美後,餘生都在用英文寫小說,並且在西方出版界屢屢碰壁受挫,和她在中文文學界的崇高地位極不相襯(這很有可能是因為在那個年代,對老美來說,中文就等同菲律賓文,中文作家能寫出什麼好東西?)。遺作《小團圓》、《雷峰塔》、《易經》也是用英文寫成,再由翻譯翻成中文出版。
對「語言天分」這四個字普遍有個誤解,比如我們常說誰誰「精通」八國語言,你知道「精通」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嗎?除了可以溝通以外,還要可以「寫作」。大家都知道語言就是聽說讀寫,而寫是最高層次的技巧,所以「精通」的意思是,這位天才可以用八種語言寫出一樣好的文章嗎?我的意思是,確實「轉譯」(也就是語言邏輯的切換使用)是一種極為罕有的天分,但它僅限於語言間的語感和邏輯的互通;換言之,要「寫得好」,你就必須一直用那個語言寫。
張愛玲晚年的追求,簡言之就是用「更高級」的語言創作。然而她卻忽略了,她用中文壘起的一座高樓大廈,如果餘生再焚膏繼晷向上攀爬,很有可能她可以寫出一座通天巴別;但她沒有,她選擇用語言邏輯和中文天差地遠的英文來寫作。這對她來說更容易或更困難我無法評論,而她在西方出版界的失敗,也絕非純然是因為作品不夠好。但時代與命運將她導引到那個方向……不過很好的思考點是,以她當時在華文文學圈的聲勢,幾乎可說她想在哪裡發表作品,絕沒有人會拒絕她,而她為什麼不做這個看來「性價比」更高的選擇呢?
寫作是大腦的極限挑戰,我的理解是,她不願做雞首。
如果只是將語言做為溝通的一種工具,其實用什麼語言都隨你高興。那為什麼我說能用中文,就別用英文呢?
因為我強烈地、毫無懷疑地,相信,中文是最美的語言。它的繁複、它極驚人的意義自我生長,在在展現了強大的延展性;中文是最好的材料,當你用正確的火侯和工具去鍛鑄,它可以成為藝術品,透射絕美光焰。
所以除了經典文學,我幾乎不讀翻譯作品,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身為一個寫作者,我當然是要從最擅長使用我使用的文字的創作者身上取經呀。再者,生也有涯,你知道台灣每年約有四萬種出版品嗎?你光讀各媒體選的年度TOP10(萬中選一),就可以很忙碌了,如果從常態分配圖的概念去看,前2%都值得一讀,四萬的2%是八百,你一年讀得到八百本書嗎?翻譯文學固然佔了其中大宗,但一本「好的」中文創作,只要讀進去,它就會是寫作最好的養料。
我對中共政權沒有好感,而中美貿易戰懲罰的到底是那些貧窮線以下的可憐老百姓,還是腦滿腸肥的貪官汙吏?文化力的展現當然不只是SHE「全世界都在說中國話」,文化力的展現,是我們可以站在曹雪芹、白先勇、張愛玲等等文學巨人的肩膀上接著寫下去,並且讓更多外國人喜歡我們的作品。
我的英文除了基本的溝通對話大概會愈來愈退化吧,因為,人的一生技能點有限,年輕的時候無腦亂點就算了,現在我決定,全押在中文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