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訪談 033 @ 20190416 論殘暴，論美國的行動自由，論歐洲建制派統戰伊斯蘭，論階級與權力的雛型。

20190423陳醫師訪談劉仲敬第33集整理文稿

主持人：臺灣陳易宏醫師

發布時間：2019年04月23日

整理者：三馬兄

[00:00:06]主持人：我這幾個月經常陪我的一個五歲的小孩子看電影，其中有兩部電影他都非常喜歡，但是我有完全相反的評價。第一是漫威的《猛毒》(Venom)，另外一個是DC的《自殺突擊隊》(Suicide Squad)。這兩部影片都是輔導級，有殺人和裸露的鏡頭。我很喜歡《猛毒》，但是很討厭《自殺突擊隊》，我看了一次之後就跟他講不准再看了。我當時不太清楚爲什麽有這種截然不同的反應，但是我後來仔細想想，這應該是關于，你如何讓一個有弱點在你手中、但是還有人性的壞人去做好事。簡單地說，《猛毒》的編劇是說，你要利用他的人性，尤其是要利用他的虛榮，讓他瞭解做好事就會很爽，會有粉絲；而《自殺突擊隊》不是，它說你要利用他的弱點，抓住他的弱點，告訴他，如果不服從命令，生不如死。我在情緒上和本能上是認同《猛毒》的編劇，但是我晚上想一想，發現《自殺突擊隊》的編劇說的也不完全錯。這兩個其實是底綫的不同以及建構和解構的差別。《猛毒》的底綫比較高一點，它是比較建構取向的；《自殺突擊隊》的底綫比較低一點，它是比較解構取向的。您最近(14 Apr 2019)發過一個推文說：“殘暴的意思就是資源劣勢而非要逆轉歧視鏈，必須使用比優勢方更加刻薄的動員手段。殘暴而勝利，是在雙方階級地位和資源基本盤相同的情况下。……文明如果是開放系統，依賴資源增量或技術創新超過依賴資源存量的分配利用，壞人總是輸的。”這是非常高深的洞見。我們從這兩部影片的故事設定就知道，漫威的宇宙是開放的，充滿邊疆；DC的宇宙比較陰鬱，好像大家都被困在一個資源匱乏的小世界。我想請您再稍微延伸討論這個概念。是不是可以說，殘暴其實只是一種演化策略，而且它通常不是在有優勢資源或者無盡邊疆的時候會勝出的演化策略？

[00:02:11]劉仲敬：是。人意識到的資源邊界和實際上的資源邊界不一樣，人可以因爲思維固化或者社會結構的固化而意識不到資源的存在。典型的就是所謂的複活節島現象。複活節島的居民搞到最後，在把山上的樹木都砍光了、用來修建神像以後就相互殘殺，人口急劇减少，肉食基本消失，最後進入食人狀態。但是他們如果有很高的航海技術、整個太平洋都可以自由航行的話，那麽這種現象是基本不存在的。

[00:02:49]演化上面，什麽策略都可以存在。應該說，它像是人體中的癌細胞一樣，總是有一些策略屬閾值下的癌前病變的存在，只是長不大或者做不大而已。人這個概念其實也是自己建構起來的，用自己選擇性的回憶，而且是不斷修改的選擇性回憶，製造出一個自我或者個性認同這樣的概念。認同之所以重要，是因爲它是一個像廣告標簽一樣的東西，把自我這個口袋裏面的不同成分不斷地重新整合，以及删除一部分。删除可能是主觀的。實際上可能不是删除，而是把它壓到水面底下，而它在水面底下的某一個陰暗角落裏面可能仍然是存在的。

[00:03:34]其實，同一個人在不同時間和不同地點，針對不同人，都會有N多種不同的策略。而且這些不同的策略，照我的觀察，還有時間綫的不同。同一個人在處理不同對象的時候，他的表現是取决于他自己自我成長的時間綫的。也就是說，他在小孩的時候是什麽人，成年的時候是什麽人，中年的時候是什麽人，往往不是同一個人。而他對付不同系列的人的時候，就像是你對付不同國籍和不同階級的人一樣，會使用不同的策略，而這些策略跟他自己在當時的實際狀態是非常相關的。比如說，像毛澤東和江青這樣的人，對待他們在年輕微賤的時候接觸到的人，會有兩種不同的反應：第一就是特殊的優容，所謂的年輕一代 — — 在我的統治下長大的人不能容忍的事情，我可以容忍；第二種反應就是斬盡殺絕的滅口，以免他暴露出我自己在微賤的時候所做的那些我後來不願意承認的事情。兩種反應都是極端的。

[00:04:54]這其實是一種屬人的習慣法的自然起源。不同的人，你要根據他不同的處境，以及更重要的是在那種關係網當中、在你跟他接觸的那條渠道當中所體現的你是什麽樣的人，本能地采取不同的做法。例如，一個小孩生活在兩種口音或者兩種語言的社會當中，比如說，家裏人講的是一種口音，外面人講的又是另外一種口音，那麽他會本能地在家裏面講一種語言，跟外面的小夥伴講另外一種語言。而且這種切換是自然無痕的，好像是兩個角色之間如果弄混了就會不好。而且，小孩或者是人在這種共同體認同方面的切換，嵌套性的層級上升和下降，是本能地掌握得非常准的。就是說，人天生就有這樣的內設性的層級掌握。

[00:05:49]所以，關于資源的問題其實也是這個樣子。你對資源的認知和你對資源以及相應行爲模式的認知底綫，可能隨著時代和空間的變化而發生變化。有些人會激發出他原來的那些非優勢策略，然後重新修改歷史。這在世界歷史上往往體現爲民族建構或者其他什麽政治建構。在中古以前就經常體現爲選擇另一個家族的君主用來製造一種新的認同；在近代就體現爲民族構建，重新製造自己的民族形象以及相應的策略。這個相應的策略，先不管它客觀上是怎麽樣的，從主觀上講都跟優勢和劣勢、資源的使用方式是有密切關係的，就是說你有沒有一個開放環境是至關緊要的。

[00:06:47]同一個生態區間，在它比如說剛剛開始利用的時候，顯得資源好像是無窮的時候，這時候很少發生戰爭或者諸如此類的事情。每一次技術升級或者開墾了新大陸之類的時候，都會出現這樣的時代。然後等到空間變窄、衝突開始增加的時候，就會出現軍事組織和政治組織的升級，對既有資源利用的精細化，密集地排列時間、精力和下層階級的勞動力之類的現象。然後接著下一步，這個通常是文明衰落的徵象，就會出現原來古人想像不到的破壞性操作，就是希臘人所謂的那種在戰爭中砍倒橄欖樹，在巴比倫就是在戰爭中破壞對方的水利系統。這是很有效的做法，但是做了以後你就收穫不到戰利品，你得到的也是一片荒土，所以以前的人是不肯幹的。但是以後的人就漸漸覺得，只要能搞死你，留下一片荒土也比留著資源給你來搞死我要好得多。然後底綫一步步降低，漸漸就會降低到，各方面的博弈策略集合起來，形成一個路徑積分解，而這個路徑積分解將會指向整個生態系統的崩潰和人類在生物學上的滅絕，這就是最後關頭。

[00:08:18]當然，這個最後關頭只是就當時的技術和約束條件所說的。如果是按照另外一種技術或者在其他條件下，其實當地的資源可能還是有很多可開發的餘地。而技術本身是不可預測的，但是一般來說從歷史的經驗性現象來講，它不是産生在文明的最高峰和文明的最高峰以後資源表面上看起來很豐富的地方，而是産生于看上去有點野蠻的邊緣地帶。由于記錄者就像黑格爾所說的那樣，密涅瓦的猫頭鷹在黃昏以後才産生，它本身就是一個晚期文明的現象，所以最重要的發明創造往往是來自于分散的蠻族部落和小邦這樣的地方，而他們缺乏像宮廷歷史學家這樣的記錄者。只有等他們的發明已經進入高級歷史以後，大家才莫名其妙地發現這些東西不知道是從什麽地方來的。而被人認爲是高度文明的那些地方反而只能够産生細節的、技術性的發明，而不能從科技樹的底部重新生長一棵樹，只能在上面的細枝上細細結果。那時候的發展餘地已經不大了，而原來的科技樹甚至是文明樹的整體部分就要枯萎而死亡。一般來說，自然的物種演化也是這樣的。分化度很高的物種往往是在下一場大滅絕中整個滅亡，而從根部生長起來的其他分支整體性地取代它們，而不是上面的某一個分支再做進一步的細節性修定。

[00:09:55]所謂的殘暴，一般來說就是産生在越過那個砍倒橄欖樹的節點以後發生的事情。殘暴這個詞從主觀說來應該是有兩種解釋：第一種是移情，你假定作用主體跟你自己一樣而産生的移情效果。比如說，老虎是殘暴的，但是老虎吃獵物的動作大概跟人切蛋糕是沒有什麽不同的，其實沒有什麽殘暴的，只是你不會把自己帶入到蛋糕的角色裏面。第一種裏面，你是純粹的旁觀者。第二種殘暴就是，你的階級本能感覺到，這樣的資源使用方式破壞了原有的階級特權和階級再生産的途徑。這種現象通常是說明資源和時間的匱乏。如果你必須在短期內做一件事情，那你要拔苗助長。如果有長遠的、不確定的未來，那麽就跟有巨大的、邊界不確定的空間一樣。如果二十年也行，二百年也行，在這種情况下就不用著急。同樣，資源本身也是這個樣子的，資源的不確定性就是資源的開放。

[00:11:09]資源的確定性就像是，古代的馬裏國王要對游牧部落進行統治，于是就激起了一場叛亂，因爲游牧部落本能地感覺到，如果你的資源完全被國王掌握了，那你事實上就要變成國王的臣僕了，這會喪失他們傳統的自由。同樣，周宣王想要料民，料民就是戶口統計，他的大臣也說，周公以來的傳統是不搞這一套的，我們通過春季打獵之類的活動，自然而然就會知道我們的人民是不是繁榮昌盛，你清點戶口，恐怕戶口會越清點越少。其實，這兩者都是體現了原來的部落習慣法或者封建習慣法在面臨絕對君主企圖科學利用資源的情况下所表現出來的隱憂。有很多隱憂是以迷信的形式或者宗教譴責的形式表達的，像聖經裏面大衛王的統計就被說成是他不虔誠。但是這裏面背後體現的就是，如果你充分地掌握了所有的資源，那麽你下一步就要徹底地、不留餘地地利用這些資源，也就是儒家所謂的刻薄傷道。比如說，你把你田裏面的麥穗留給窮人去撿，那麽就是積德；如果你把麥穗全都撿光，科學利用起來，那就是不積德。積德不積德表面上看起來是有沒有救濟窮人的問題，實際上是說明，你的資源利用已經到了極限。如果你有充分的資源的話，你不會在乎這點邊角料；如果你感到資源極其緊缺的話，那麽就要把這點邊角料都利用起來。

[00:12:41]資源如果進入非利用邊角料不可的地步，那就預示著你可能要失敗了。一方寬鬆、另一方緊缺的情况下，緊缺的一方通常都要失敗的。不是說他因爲刻薄而失敗了，而是說刻薄是一個像頭疼這樣的症狀，它這個症狀的背後掩飾著，你的資源已經極度緊張。而且，別人還有剩餘資源可以利用、還沒有拿出最後手段的情况下，你就拿出這樣的手段來了，那就預示著你已經沒有辦法再升級了，而別人還有進一步升級的餘地。你可以想像，在進一步升級的時候，等到別人升級的時候，你已經沒有牌可打了，你提前把最後一張牌打出來了。就像法國大革命時說的那句話，法國人依靠自己的本金打仗，而盟國則依靠自己的利息打仗。這樣做，即使你開始打得很好，這樣下去也是不行的。

[00:13:32]通常所謂的邪惡，其實跟窮困或者階級地位低下有相當密切的聯繫。羅馬人一般的說法就是，富人和好人差不多是同義詞，而日本中古時期所謂的有德者也就是指的富人，這兩者是有密切聯繫的。窮和刻薄是連在一起的。資源匱乏，你就很容易傾向于使用極端手段；資源充裕，你就不那麽容易使用極端手段。極端手段的使用，可能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啓動的是一個達爾文式的感情算法，直覺地覺得這樣是不好的，感覺好像是刻薄。如果用理性的辦法來談論的話，實際上就是你已經過早地把你的最後一張牌打出來了，你已經沒有牌可打了。用宗教的或者習慣法的方式就是說，你這是褻瀆性質的。

[00:14:27]爲什麽是褻瀆呢？用理性的方式分析就是說，你侵犯了各種傳統的權利，把傳統上是用來儲存的或者不使用的資源，比如說女人是不用幹活或者不用打仗的，統統拿出來使用，這就是在打最後一張牌。或者照農民的說法就是在吃種子糧，吃種子糧是不得好死的前兆，接下來肯定會有更糟糕的事情發生。所以，使用理性而不是使用直覺和感情這件事情其實也是類似的現象，過多地使用理性或者什麽事情都使用理性是窮途末路的標志。一個人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大會使用理性的，而會像女人所說的那樣根據直覺和感情來做事。需要使用理性的就是，在一種很重要而輸不起、而且你的資源又沒有多到可以輕輕鬆松隨隨便便玩一下就能勝利的情况下，你才會使用自己的理性。越來越多地使用理性，那就是說你進入越來越緊張的狀態，什麽事情都要緊張地計算出來。在這種情况下，這樣一種“鼠竄競爭”(Rat race)的社會會有很低的生育率和極其脆弱的家庭。按照工程師的說法來講，它的安全冗餘是很低的。

[00:15:45]以前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以後，喜歡用槍指著工程師，命令你們給我完成五年計劃。而工程師按照他們從英國和德國學來的技術說是，我們要留冗餘，這件事情至少三年才能完成，而你們給的資源又是這麽少。然後在被槍指著之下，他們就硬著頭皮在一年之內完成了。于是布爾什維克就覺得，可見資産階級沒有什麽了不起，還是我們這套最管用。但是實際上這種大幹快上是以犧牲安全冗餘爲代價的，這就意味著事故率和出軌率要極大地增加。而且越過某一個閾值以後，一個小的出軌會引起連鎖反應，這時候你就沒法控制了，就是說系統的風險性極大增加了。系統的風險性像保險公司的保險一樣，你平時是用不著的，但是你真要用的時候，沒有的話，那就是非常致命的灾難。所以，你製造的這個高風險社會自然而然在你快死的時候就會體現出來，這是你必須支付的代價。理性計算的社會通常也就是這個樣子的，因此理性這個東西在迷信的原始人和習慣法的使用者眼裏面是跟刻薄、殘暴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的。理性和科學地認識資源的下一步恐怕就是徹底利用資源，而徹底利用資源差不多就是殘暴的意思。

[00:17:13]主持人：最近（4月10日）是美國國內法《臺灣關係法》40周年，臺灣和美國都有很多的紀念活動。裏面有一個新聞我覺得特別值得討論，關于前美國駐台大使司徒文先生(William Stanton)。他前幾日參加一個活動叫做“變動世局中臺灣的機會與挑戰：《臺灣關係法》40周年的省思”。他表示說：“我不認爲統一符合臺灣和美國的利益，但如果這就是臺灣的選擇，那美國也只能予以尊重。但最重要的是，這是由臺灣人民出于自己意志所選擇的……”重點是，他是前美國駐台大使，以這麽高的位階來說臺灣和中國統一不符合美國利益，而衆所周知，天下無敵的美國海軍就是爲了保護美國利益而存在的。聯想到您最近(11 Apr 2019)發的一個推文，就是說，“不要指望依靠宗主國速勝，”（簡單地說，臺灣的宗主國是美國）“自古以來沒有附庸國犧牲能够低于或遲于宗主國的先例，凡事都要做好最壞的準備才不會吃虧。”簡單地說，臺灣現在已經被推到中美貿易戰的前綫上面去了，在接下來幾年必然會發生，臺灣的資産、房地産和對外貿易一定會受到相當的損失。所以，作爲附庸的基本義理是怎麽樣？我們在什麽情况下才會說“如果君不君則臣不臣”？

[00:18:43]劉仲敬：附庸和宗主的關係是不對稱的，就是說你的損失要大于他的損失，你不效忠而使他受到的損失較少，他不保護而使你受到的損失較大，所以這是一個對等而不平等的關係。對等而不平等的關係就是說，處在更不安全的這一方需要更多的保障，所以它更冒不起風險。錯誤的選擇，損害自己信用的選擇，是危害極大的，可能意味著你將來要在極其不利的情况下一切都要依靠自己，而自己又處在因爲犧牲了一方的信用而得不到另外一方的信用、可能會兩頭落空的狀態。一般來說，實質的安全保障是像銀行信用那種空氣一樣的東西，它不需要實際使用出來就能够起作用。你借了這個勢以後，就像是順風開船的時候不覺得風是存在的；但是你如果要把方向調一下，你立刻就會感到逆風的存在。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比較一下兩邊的成本了。你不能把原來的順風當成是零成本、天然存在的，其實它就是所謂的“格局”或者“勢”自動體現出來的一種柔性的、隱形的、像是重力場一樣的東西。順勢和不順勢，差別是很容易測試和實驗出來的。但是問題在于，爲什麽要拿自己去做實驗呢？自己做了實驗以後，一般來說自己就會殘缺不全了。一般來說，高明的策略家是會事先就做出判斷，看出勢在哪一個方面，然後加以利用的。

[00:20:16]美國人這種說法的含義就是，他是要讓你自己選擇，幷且自己承擔相應的後果。自己選擇的結果就是自己承擔相應的後果。如果你自己願意承擔相應的後果，其實你是什麽都可以幹的。例如，蔣介石是可以反攻大陸的，但是如果美國人不幫他的話，他反攻失敗以後怎麽辦，這個事情是他自己要考慮的。陳水扁也是可以獨立的，但是獨立以後如果他自己的軍隊不願意跟著他打的話，情况怎麽辦，那又是另外一方面的事情。所以，不符合美國利益而讓你自由行動的意思就是說，美國人要恢復它的行動自由，來自己保護自己的利益。自己保護自己的利益就要涉及到這個問題：二戰之前，德國人對意大利人有這樣一個估計，就是說，保護它需要十二個師，消滅它只需要六個師。所以，要讓它做盟友還是做敵人，哪一個有利還是很難說的事情。所以，對于相對意義上的强國（像德國和意大利，德國就是相對意義上的强國）來說的話，恢復自由行動是一個極大的利益。例如像是川普重新修改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那樣，它取消了一個負擔，可以獲得更大的行動自由，對它來說本身就是一種利益。它如果要在顧及你的利益之下束手束脚，像德國帶著意大利走那樣，是一種預算；它獨立行動，單方面地維護自己的利益，那又是另外一種預算。

[00:21:46]他說這話的意思就是，你可以這麽做，但是美國也要自由地維護自己的利益。自由地維護自己的利益，就是要包括如果意大利投靠了英國、德國要用六個師把它打垮的這種做法。後來的情况也確實是這樣。意大利叛變了以後，德國人用駐扎在意大利北部的凱塞林(Albert Kesselring)的集團軍，很快就解除了意大利軍隊的武裝，而意大利人未能把他們的資源投送到盟軍那一邊去。事實證明，解除意大利軍隊武裝的整個操作像是警察行動一樣的簡單，基本上是根本沒有打。而相反，意大利人在希臘和利比亞打了一場爛仗，最後把英國人引了進來。本來在地中海方向是沒有威脅的，結果德國人還不得不出動比意大利更多的軍隊去維護地中海的局面。這就是意大利造成的負擔。他說這話的意思就是，臺灣可以做出自己的選擇，然後美國就要自由地維護自己的利益。而美國僅僅維護自己的利益，比起要背著臺灣這個包袱，對美國來說很可能是更有利的。這就是意味著，它實際上可以輕而易舉地解除臺灣的武裝，比起你半心半意、搞不清是盟友還是敵人的情况下給它造成的負擔反而要更輕一些。它只需要封鎖海路，就能輕而易舉地做到這一點了。

[00:23:05]所謂“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這是一句在外行聽起來相當平淡無奇、其實實際內容非常可怕的話。而且因爲一般的宣傳家把英美宣傳成爲維護國際法或者自由民主的典型，一般人不知道這話的實際意義是什麽。照丘吉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中說的那句話，戰爭沒有法律，他指的是什麽意思？就是指的英國軍隊逮捕伊朗國王、把他流放到南非這一類的行動。當他采取這個行動的時候（這件事情是他自己做的），他就說了一句話：戰爭權力不受法律約束。這就是英國按照自身利益行事的結果。埃及和伊朗名義上都是英國的盟國，但是實際上是盟國的准殖民地或者附庸國。伊朗國王和埃及軍官團都有利用德國和蘇聯的勢力背叛英國的傾向，但是埃及人沒有做出來，而伊朗國王就做出來了，于是英國人就把他流放到南非。這就是，解除盟約義務以後，英國可以自由行動。按照自己的利益自由行動就是說，它可以做符合戰爭需要或者戰爭所必需的任何事情，不受任何約束。在它有盟約義務的情况下，很多事情它是不能做的；然後它就可以做一切事情了。

[00:24:30]英國軍隊本來也是打算侵犯挪威的中立，搶先占領挪威的，只是由于德國先占了一步，所以大家都在譴責德國破壞了挪威的中立。其實在德國軍隊占領挪威的時候，英國軍隊已經登船，只是慢了一步。它的目的也是要侵犯挪威的中立，以免挪威被德國先占領了。但是由于德國人先下手了，所以大家很快就忘記了這件事情。維希政府投降以後，開到英國去的法國軍艦都被英國擊沉了。英法本來是盟國，但是法國既然跟德國單方面締約，也就是撕毀了英法盟約當中“未經對方同意，雙方誰也不得單方面締約”的條約，于是英國可以自由行動。自由行動的結果就是，它還沒有能够把德國海軍消滅，但它却把法國海軍給消滅了。這就叫做“按照自己的國家利益自由行動”，就是想怎麽做就怎麽做的意思。

[00:25:27]你要搞清楚，如果你處在維希法國的那種局面，你投降了德國的話，德國人可能還救不了你，而英國人首先已經把你消滅掉了，英國在法理上已經獲得了自由行動的資格。而一個被敵人劫持的維希政權對于英國這樣的强者來講的話，一個曖昧的朋友是很麻煩的事情，一個直截了當的敵人却增加不了多少負擔。如果維希法國在德國人手裏面的話，它的那支艦隊，英國人要消滅掉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它是一個靠不住的盟友的話，一支不能作戰的艦隊還需要英國出更多的船去保護它，那比消滅它還要麻煩。消滅它，是一天晚上就可以做到的事情；保護它，它自己又不能作戰或者不想作戰，同時它的那些資源又不能落到德國人手裏面，你還得派出比擊沉它更多的艦隊，而且不是一天，而是好幾年去保護它。所以從資源使用的角度來看，立刻擊沉它是最好的選擇。所以在關鍵時刻，在短兵相接的情况之下，强者或者下定决心要做某件事情的人對曖昧者的做法就是，設置苛刻條件，寧可你做敵人，也不要做朋友。做敵人，我可以迅速地殺掉你，吞幷你的資源；如果要做朋友的話，我保護你或者說服你需要的時間和資源相當大。

[00:26:44]緊急情况的特點就是，時間作爲資源，是極其緊缺的。所以在這個時候，曖昧者策略是一種非常危險的策略，可能同時遭到雙方的打擊，而把自己的資源全部喪失掉。在這種情况下，管用的策略就是拔苗助長的策略。無論你的資源多麽少，你都可以用迅速的行動使它顯得相當大，甚至可能像《三國演義》裏面袁紹吞幷韓馥的冀州那樣。袁紹只有很少的兵力，但是他行動果斷；韓馥是冀州牧，兵力很多，但是他在董卓和關東諸侯之間曖昧不定。于是，袁紹拿著討伐董卓的大義名分，在反董卓情緒非常强烈的冀州下層市民中得到了很多支持者。由于對方的優柔寡斷，無法利用自己的資源，于是他長驅直入地奪取了韓馥的資源。孫策也用同樣的方式奪取了王朗的資源。韓馥和王朗都是東漢時期的文官，他們習慣于天下太平時期官場的那一套不明確表態的做法。誰明確表態，槍打出頭鳥，失敗的責任都推在你頭上；而說“哈哈哈，今天天氣多好～”，最後不承擔任何責任，最占便宜。但是在戰爭時期，這種策略會使你很容易被行動堅强果斷的人吞掉。

[00:27:59]當然，在博弈發生改變的情况之下，原有的博弈成功策略的行使者多半都要被淘汰掉，因爲同一個人和同一個集團是很難改變自己長期形成的成功經驗或者習慣的。同樣的成功經驗或者博弈策略隨著演化環境的改變，就會變成致命的失敗策略。但是實際上大多數人都是只會同一套策略的，改變策略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同時拿出幾套策略，可能是哪一套策略都不精。像丘吉爾這樣的人，如果在天下承平的時候，基本上是一個極端派的半瘋子；而他被認爲是偉大的領袖，是因爲他運氣足够好，算是趕上了他這套策略能够用得上的場合。但是，我們的時代裏面有很多被認爲是瘋子的人，其實很可能就是生不逢時的丘吉爾式的人物。

[00:28:48]所以這個事情，第一你要看你對生態場的整體把握；第二就是，在生態場發生突然變化的時候，原先那些領袖人物可能都要被淘汰，然後就會出現所謂的時勢造英雄，在你原先認爲無足輕重的角落裏面涌現出新的領袖人物，因爲他們能够實行極端策略。例如像在以色列成立的之前和之後的幾年之內，原來在殖民時期的墾殖區的那些領袖人物，基本上就是在獨立那一天露了一下面，在以後的幾年就完全消失了。後來的本-古裏安、沙龍這些人，當時還不是什麽重要人物，但是他們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就是在同樣的需要打仗的情况下，他們突然顯示出自己有用兵的才能。以後，沒有打過勝仗的人當不了以色列的總理，幾乎是成了定例了；然而在墾殖時期、魏茨曼時代的那些真正舉足輕重的大佬，金融家和領袖人物，全都被踢到一邊去了。這基本上是一個自動的選擇。當然你也可以想像，如果在當時選擇的情况下出不了這樣的人，以色列人就被阿拉伯人整個滅亡了，然後大家都會忘掉世界上曾經有過這樣一件事情。

[00:30:02]所以，這個事情就是一個奇點現象。奇點是規律的創造者，奇點現象的路徑約束在以後的發展之中等于憲法或者自然定律。比如說物理學有這樣的看法就是，我們稱之爲自然定律的東西也不知道有多少是奇點時刻、宇宙大爆炸時刻的環境約束條件所造成的。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它創造和發展的路徑對于它來說是比寫在文本上的憲法更重要的實質憲法。文本上的憲法不一定執行得了。如果跟實質憲法有衝突的話，反而是多增加了麻煩。所以這就是一個奇點時刻了，奇點時刻的環境約束是异常重要的。按照原先的經驗或者是另外一種環境形成的經驗，那都是沒有用處的。這就是爲什麽統治者的博雅教育要求有歷史教育的緣故。因爲人的生命太短，歷史上很多你沒有經歷過的環境可能會落到你頭上。而你要爲下層人民負責，你必須知道在這些你沒有親身經歷過、而下層民衆根據自己的經驗完全不知道怎麽應付的情况之下，你要怎樣做才能够發揮領導作用。你發揮得好了，能够找到感覺了，那麽你肯定就是下一代的領導人；發揮得不好，你自然而然就會被淘汰掉了。

[00:31:36]主持人：歐洲面臨著現在這個狀况，雖然跟臺灣面臨的狀况本質上不一樣，也就是您之前說的，他們高層的政治建築還非常完善，但是基層的組織已經慢慢在雕零。您之前(27 Mar 2019)看到現在德國正要創造德國自己的穆斯林社團之間的沙裏亞法統合機構，您就說這個等于是一百多年前統合社會民主黨的統戰過程（原文：“這是社會民主黨以剿匪換入閣的開端”）。您又說(25 Mar 2019)，在一百多年前要徵收所得稅基本上在任何一個國家聽起來都很有違憲的意思，而現代人把這件事情當作理所當然，覺得爲什麽不能讓政府知道你一年收了多少錢。（原文：“未來人看待沙裏亞，就像二十世紀人看待所得稅一樣，完全忘記了十九世紀自由主義者認爲所得稅跟搶劫毫無區別。”）您可以稍微預想一下，經過在德國和法國這樣的演化，未來會有什麽很重要的伊斯蘭的概念或者現象成爲未來人的常識？

[00:32:43]劉仲敬：這個不完全是壞事。首先，德國是封建殘餘很多的地方。例如，它的司法系統是系統很多、互不從屬的。像在中國就不能理解這種現象，其實這都是過去封建時代政出多門、司法系統多元化留下來的殘痕。但是從第二帝國、到魏瑪共和國、到希特勒的德國、到今天的聯邦德國，實際上中央權力是大大加强了。原先第二帝國號稱專制所不能行使的很多權力，今天的聯邦議會和聯邦政府是可以輕而易舉地實施的。尤其是福利國家加强以後，國家的權力已經侵蝕到社會的核心層面。而我們要問，爲什麽穆斯林社團能够成長？這個道理其實跟羅馬帝國晚期基督教爲什麽能成長的原因是一樣的。它的沙裏亞社團在法外，它自己辦理福利，因此它的人口有生育能力，它有小共同體的自治；而德國一般的居民已經把他們一半的收入交給國家，而把他們原有的教會和社團的功能都虛化了。

[00:33:51]希臘羅馬城邦爲什麽滅亡？因爲羅馬帝國的憲法把它包括進去了，它的元老們承擔了出錢支持羅馬軍團的同盟義務，而這個財政負擔隨著羅馬軍團的擴大而越來越大。羅馬軍團的擴大是被動的擴大，跟現代福利國家的擴大一樣。主要是由于羅馬以外的其他盟邦像今天的德國和法國逃避義務那樣，“因爲我們反正也打不過，也起不到什麽作用，我們不如少費點事”，因此羅馬軍團必須越來越大。然而反過來，你們既然不肯出兵，那你們總得多出點錢來養我們的兵，于是稅收越來越重，元老要爲稅收負責，城邦的財政經濟日益雕零。甚至元老爲了逃稅而逃亡，帝國必須像今天川普所幹的那樣，要發布法律說是，你們在付清對聯盟應付的稅款以前不得辭職，辭職了以後我們要追你，像是追欠債逃亡的人一樣。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那麽這是一個惡性循環：你追得越厲害，人家逃得越厲害，願意當元老的人就越少，而城邦的經濟也就越來越雕零。

[00:34:59]然而人口到哪裏去了？人口歸于伊西斯、大母、基督教這些新的宗教。這些宗教在原來的城邦制度當中，法理上是不存在的。城邦本身就是一個宗教機構。例如，雅典娜是雅典城的保護神，祭祀雅典娜就是雅典公民的宗教義務和國家義務。可以說，雅典公民本來就是雅典娜神教的信徒，他不存在去信仰其他什麽宗教 — — 信仰羅馬的神、羅德島的神、猶太人的神或者埃及人的神的任何可能。但是實際上加入了基督教會、大母教會或者其他諸如此類的教會就會有這樣的結果：你不再去祭祀城邦的神，不再去出席城邦的公民大會，不再跟原來作爲城邦選舉團單位的氏族組織發生聯繫；而你通過慈善捐獻的方式，用你的捐獻（比如說在基督教會裏面）等于是換得了你的孤兒寡婦或者你在其他困厄的時候有權要求基督教會救濟和保護的權利，實際上是另外製造了另一層共同體的關係。

[00:36:22]古典時代的人憎惡基督教會，我們不要以爲是神學的原因，它涉及到非常具體的財政方面的原因。從馬可·奧裏略這樣的賢王的角度來講，基督教會不是幹別的，它偷走了我們的公民、壯丁和財源。而基督教會幹了這些事情以後，它承擔了社會的福利責任，但它是和平主義的，它認爲打仗是羅馬人自己的事情，基督教徒是熱愛和平的。而且因爲早期基督教徒不向羅馬皇帝下跪的緣故，而你要在羅馬帝國做大官，特別是做大將，皇帝就是元戎，是軍隊的統帥，你不能不向羅馬皇帝行禮，所以你根本做不進去。結果，他們不承擔軍事義務。于是在羅馬皇帝看來，你們是一撥搭便車的人。你們能够傳教，實際上還是因爲羅馬帝國的存在，統治了世界，所以你們才能够很消停地從西班牙一路跑到叙利亞，到處去傳教，建立你們的社團。然而保衛國家的沉重負擔全都壓在了希臘羅馬异教城邦的頭上，沒有在你們的頭上。它采取的最初手段就是，丫的，把你們統統搞死，把你們統統拉回到原來的各個城邦裏面，恢復我們往昔的太平盛世。然而，忠誠已經形成，基督教徒的忠誠指向教會本身，而不是指向城邦和帝國，他們是寧願殉道也不願意叛教的。

[00:37:45]搞到最後的結果就是，儘管開始時法理上是衝突的，漸漸的，事實的需求超過了法理。最後我們在戴克裏先的破壞中發現，羅馬帝國的宮廷當中已經有很多暗通基督教徒的宮廷侍從，使得戴克裏先的政策難以推行。從君士坦丁父子的經歷看來，高盧總督的士兵和軍官當中也有大量的基督教徒。而且在李錫尼迫害轄區基督教徒的同時，他們有能力像美國庇護德國猶太人那樣，庇護從其他地方逃來的基督教徒。以至于就像是羅斯福總統發現在美國支持猶太人的事業可以得到很多選票一樣，精明的政治家君士坦丁發現，如果在別人迫害基督教徒的時候他喊出保護基督教徒的口號，在政治上能使他在高盧得勢，于是後來的情况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00:38:39]這其實發生的是什麽呢？就是沒有承擔原有重負的小共同體能够迅速成長發育起來的現象。但是這個演化性現象還只是第一波。基督教接管了帝國以後，它也感到了帝國的沉重負擔。而羅馬教會按照帝國的方式組織起來以後，也感到這方面的沉重負擔。同時，邊界之外還有一些蠻族，傳教士也會進入到這些蠻族的領地裏面，而這些蠻族在政治上不受帝國的控制。比如說他信奉了某種异端的教派，或者說他自己得出了某種神學解釋，這種神學解釋很可能是他企圖擺脫拜占庭藩屬地位的一個政治宣言。那麽在拜占庭實施的鬥爭方式往往是，某一個教派認爲我的解釋是對的，然後我就聯絡宮廷和皇帝來打壓對方。這樣的手段用到蠻族地區就變得很可怕了。拜占庭皇帝本來是打算利用共同的基督教信仰來使你們做我的外藩的。他信奉了某一個异端，而你打壓他，他不聽，他乾脆就根據這個异端來反過來說你才是异端，然後就形成了政治上的獨立，而皇帝無力打壓他，于是就形成了不同系統之間的衝突。

[00:39:50]這個衝突，使拜占庭的統一的教會和拜占庭皇帝所無法控制的被蠻族征服的西部帝國的西部教會之間形成了不同的博弈策略：西部教會漸漸感到，皇帝其實幷不能統治我，我執行他的命令實際上是損失很大的，我跟那些蠻族部落酋長各種打交道，雖然辛苦，但是因利乘便，也還是有一定利益的；而東部教會就必須根據它原來的走帝國路綫的方式進行博弈。博弈下來一千年的結果證明，東部教會和東部帝國日益萎縮，而西部那些被東部教會認爲念經念得姿態非常不對、就憑你劃十字的方向不對就該下地獄的人不知不覺之間却越長越大了，最後此消彼長。這個跟最初基督教會和東方宗教繁盛而帝國衰微的邏輯是完全一樣的，就是多中心化的體系戰勝了單中心化而且負擔過重的强大國家。多中心化的勝利幷不是說僅僅多中心化就是勝利，而是說你完全忘記了失敗的那些人的存在。它是四面八方撒種，那些撒錯了種的人自動被淘汰掉了，撒對了就長起來了。而你呢，你所有的鶏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裏面，一般來說你放不進那個最正確的籃子裏面，所以你總是競爭不過多中心化體系最後淘汰出來的最優品種。

[00:41:18]德國的問題，福利國家和官僚國家造成的問題，其實也是一樣的。它在官僚國家統轄的區間之外留下了一個自由空間，而穆斯林進入了這個自由空間。在這個自由空間中，他們顯然首先已經體現出了：第一，低成本的統治；第二，低成本的、不容易破産的私人經營的福利機構。這種福利機構幷不是伊斯蘭教徒的特徵，因爲它在歷史的各個時期，伊斯蘭教以前的多神教時期（穆罕默德有一個叔父就是做這門生意的）、意大利各城邦和奧蘭治親王時代的英國，都是經常存在的。福利和國家機構綁在一起的這種現象，反而是跟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總體戰結構有非常密切的聯繫，跟福利本身沒有直接聯繫。結果就導致，伊斯蘭教的家庭規模和生育能力超過了福利國家 — — 幷不是超過了基督教的生育能力，而是超過了福利國家的生育能力。這是自然而然的，因此導致了他們的人口不斷擴張。而德國人現在面臨著，需要收編他們，以免這些野教會鬧出什麽其他事情。漸漸他們就會納入政體內部，然後變成國家資源補貼的對象。但是與此同時，同樣的事情又會發生，體制外的野草的生命力會比體制內的家猪的生命力要强。

[00:42:45]所以，這跟膚淺的右派批評家所謂的伊斯蘭教擴張不一樣，它是自發秩序和計劃管制的永恒鬥爭、是自由和計劃的永恒鬥爭的一部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標簽在這方面幷不重要。在這方面，就可以産生出自發秩序具備的某些特徵。假如你要在沒有人提供無限保護的情况之下生存，你製造出來的東西會有某些今天我們稱之爲基督教保守主義的特徵。但是這些特徵是博弈策略，它完全可能比如說存在于加拿大的伊斯蘭黨當中。這些口號我們聽起來很熟悉，就是重視家庭、反對淫穢讀物毒害青少年諸如此類的話。加拿大最近成立了伊斯蘭黨，它看上去比加拿大的保守黨似乎更符合保守黨在理論上提出的那種理論，也很符合另類右翼因爲不滿左翼和傳統右翼（例如基督教民主聯盟）而自己提出的那些口號。所以我估計，像戈登現象（注：George Gordon，詳見訪談第15集）那樣，就是說，極右翼黨派的領袖以反對伊斯蘭教、不滿主流右派政黨對伊斯蘭教的綏靖政策而起家，然後在某一天他們突然發現伊斯蘭教的保守黨很符合他們的口味，有很多都會投奔進去的。這種現象跟羅馬帝國末年很多保守派的家庭最後投入了基督教當中，或者是跟基督教競爭的其他什麽伊西斯宗教的家庭爲了聖母的緣故或者其他什麽緣故投奔到基督教當中，邏輯是非常相似的。就是說，我的那一套主張在符號跟我一樣的組織當中實行不了，在符號跟我對立的組織當中反而是實行得了的。

[00:44:37]而這一套主張其實是博弈性的。它體現的是什麽？它體現的是一個自負盈虧的社會團體實行的最佳博弈模式。福利國家實行的那個博弈模式不是能够自負盈虧的，它必須假定你背後有無限的資源供給。這就意味著，承擔了供給這個體系任務的那批選民實際上從長遠看來要漸漸破産和萎縮。而在自發秩序當中摸索産生出來的那套福利和社會安排體系，必然在福利國家和開明知識分子的眼中看來，他們是不開明的，他們歧視同性戀者，他們反對自由放任、實行杯水主義的知識分子，他們歧視婦女，要求婦女從屬男性主權的家庭，諸如此類。但是如果博弈單位是小共同體，是家族和社區的話，那麽按照這種模式組成的家族和社區的成本低而效益高，像聖經所謂的那樣，他們很容易繁榮昌盛、生養衆多而布滿大地。作爲一個博弈策略來說的話，作爲一個高度穩定的ESS（進化穩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只要産生了，就會不斷地排擠其他策略。只有在積累的資源足够多、可以消耗很長一段時間的情况下，福利國家的策略才能够暫時勝利。資源壓力出現的情况下，它又會漸漸重新萎縮下去。

[00:46:07]我們想一下，在“迦勒底的吾珥（烏爾）”，也就是亞伯拉罕的父親和祖父在烏爾港口像現在的倫敦和紐約搞自由主義那樣拜月神狄安娜和多神教的時候，亞伯拉罕本人創造他的新宗教的時候，差不多就是這麽一回事。他帶走的那一撥人實行了我們非常熟悉的那種，略有男性家長制痕迹，同時堅决反對濫交，還有一套包括反對吃猪肉在內的（後來有人認爲這是伊斯蘭教的特徵，其實在猶太人這個名詞還沒有出現以前，是由兩河文明的宗教改革者首先創立出來的）衛生法則。衛生法則就是後來新約裏面耶穌所反對的法利賽人的那一套。但是我們要注意，耶穌要反對你，不是說你壞，而是說你的檔次相當高。你的檔次相當高，才够資格跟耶穌辯論。就好像說是，朱熹要反對陸九淵，這不是說陸九淵是壞人，而是說他已經高明到够資格跟朱熹辯論了。如果是三家村的學究的話，根本沒資格跟朱熹辯論。跟耶穌辯論的那些人就是當時的頂級思想流派。

[00:47:20]法利賽人的那些主張就是，你不能用俗手吃飯，就是說飯前你首先要洗手。這是他們的一整套教規的一部分，這些教規中間有一大部分其實是衛生法則。它針對的就是烏爾那種貿易大城市，各方雜處，各人拜各種神。這就是後來以色列先知最討厭的那種不斷地去拜外方的神和外方的意識形態。對于一個商人來說，顯然來的都是客，客戶越多越好；但是與此同時，傳染病流行，風俗混亂，同性戀、麻風病、各種性病流行得非常厲害。而古代的宗教是把這些防禦措施和針對异邦神的憎惡，至少在以色列的先知那裏是算在一回事的。憎惡异邦神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反對他們自由主義的性風俗，而這些性風俗跟危險的傳染病是聯繫在一起的，是烏爾和很多兩河流域的大城市敗壞和滅亡的根本原因。反對不潔，宗教上的不潔和衛生意義上的不潔幾乎是一回事。而法利賽人所總結出來的那一套（法利賽人是宗教學者），等于是亞伯拉罕以後猶太宗教改革者不斷地反對异邦神、不斷地推行他們內部的純潔性所形成的一整套規範。這一套規範包括男性家長制，包括淨水，包括後來約伯因爲生了皮膚病而被衆人排斥的那一套隔離措施，包括鼓勵多生育多子女的家庭，諸如此類的東西。這使得這種家庭模式通過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後來的世界上占據了主流地位。

[00:48:59]等于是，這種博弈模式産生以後，它很難被消滅，因爲它在灾難時刻，在瘟疫和戰爭時刻，它的抵抗力是很强的；而自由主義的博弈模式在繁榮時刻做出的成就是最多的，但是在灾難時刻的抵抗力却是非常薄弱，因此很容易一次又一次遭到滅絕。結果就出現了這種現象：我們知道的幾個主要文明都是這個樣子的，它們是有兩層的，上層是自由主義的，下層是類似猶太基督教傳統的那種嚴格的原教旨主義。這個下層和基層使它在不斷發生的大滅絕當中，總有一部分像聖經說的那樣，總會有人在上帝選擇的期限內幸存下來，然後他們又可以成長爲新的上層階級。而這個自由主義的上層使它在資源過剩的情况下能够産生出最高成就，能够擺脫各種各樣的束縛，能够以最自由、開放的方式去吸引各種五方雜處的思想流派和各種資源，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種資源和各種思想碰撞所得到的利益。但是它的危險很明顯，它經不起既是隱喻又是實指的瘟疫的侵襲，它很容易變成周期性大滅絕最容易侵襲和最容易破壞的那一部分。這裏面顯示出來的基本博弈模式就是這個樣子的。

[00:50:19]德國人采取的那種模式等于是一戰以後收納社會民主黨的那種模式，但是社會民主黨現在也枯萎了，其實也就預示了即將被國家收編的那些伊斯蘭教派將來早晚會面臨的局面。當然，他們在這一代人和以後幾代人當中享受了以前他們在野生狀態中積累下來的秩序紅利，他們的上升期還沒有走完；等到他們在體制內的地位達到最高點的時候，就是他們的上升期走完、開始走下坡路的時候。然後，仍然是在荒野之中，能够把自己的家庭、社會生態以及傳宗接代和培養下一代的這整個機制跟國家脫鈎的那些社區團體，才是未來的繼承者。而這些人是什麽樣的人，我們現在不會知道。他們甚至可能已經存在，但他們一定是知名度很低，是外國人和遠方人看不到的。外國人和知識分子看到的，都是草已經長得相當高的時候才會出現的。而他們不會是平白無故出現的，他們一定已經成長了很久很久。他們有極大可能是偏執的、像阿米什人一樣的宗教信徒，在好像是如果投靠了當時占主流的系統能够得到很大物質好處的情况之下，他們居然會堅决地不去投靠，而堅持要維持自己的系統；但也有可能是由于地理隔離、習俗隔離或者其他什麽方式不得不隔離的諸如此類的小團體。

[00:51:54]主持人：所以我們幷沒有辦法從現在主流的伊斯蘭文明的樣貌中預測未來有哪些元素會被吸納進後來的統戰機制，這是一個動態演化的過程。

[00:52:10]劉仲敬：嚴格說來，哪些元素可以稱之爲“伊斯蘭元素”呢？認真說來，除了堅持“穆罕默德本人是先知”這一點，我們認爲是伊斯蘭教特徵的很多東西：第一，不是伊斯蘭教獨有的特徵；第二點更讓人尷尬，特別是讓那些自認爲是基督教維護者的右派尷尬，就是說，它們其實是基督教在歷史上某個時期作爲基督教特徵而聞名于世的特徵。是現代的基督教忘記或者放弃了這些特徵，才使人認爲它們是伊斯蘭教的特徵的。

[00:52:55]主持人：您之前(1 Mar 2019)說過，“任何不滿意的現狀應該由自己以外的因素負責這種思維方式，本身就是無産階級的特徵和産生loser的主要原因。上等人的思維一般是把自己看成驚濤駭浪中一條小船的駕駛員。”您可以再稍微發展一下這個概念嗎？

[00:53:25]劉仲敬：你看，階級是怎麽産生出來的？階級是逃避責任的産物。原始人在下雨下不下來的時候就去找他們的祭司求雨。如果祭司求不下來雨，他們就把祭司燒死，然後再換一個新的祭司。這樣，責任就不在他們身上了。而祭司是什麽人呢？他就是對下雨和五穀豐登應該承擔責任的人。軍事首領或者打獵隊的首領是什麽樣的人呢？他要爲成敗負責。而在他之上，除了神明以外就沒有其他的責任承擔者了。承擔責任的人和要求別人承擔責任的人，他們的心態是根本不一樣的。而主觀和客觀是相互轉化的。如果你總是認爲責任應該由別人承擔的話，那麽漸漸的，决策的地位和權力就被推到別人身上了。在最好的情况下，你像英國國王一樣，只保留一點名譽上的權利；在最壞的情况下，你就徹底完蛋了。

[00:54:24]民主的理論家，包括現在美國的大多數作家，都以爲（這話是亨廷頓說的，我只是引用一下），權力是銀行保險櫃裏面的一塊黃金或者其他值錢的東西，有一些陰謀家要把它搶走，但是不是這個樣子的。權力像是威望一樣，是一個不斷生長、動態平衡的東西。你躺在自己的威望當中睡大覺的時候，不知不覺之間，你已經不是知名人士，更年輕一代的人已經不知道你是誰了。這種現象是不斷發生、不斷更替的。一個僵化的權力結構實際上是依靠吃老本過日子的。他們依靠過去開國之君積累下來的信用點爲生，他們不知道這個信用點已經被他們透支得差不多了。而江湖之上的關二爺桃園三結義諸如此類的人，雖然還不是皇帝，但是江湖人士覺得，他們說出來的話的信用比金口玉言的皇帝的信用更高。他們只能說，皇帝說的話總是不算是因爲身邊有奸臣，而關二爺說的話却總是算數的。在這個時候只要稍微風吹草動一下，朝廷就塌下來了，各路英雄就會紛紛稱王稱帝了。世界總是這樣運行的。

[00:55:35]承擔責任這件事情，照我自己的體會來說的話，是源于一種本能的感覺，是一種不愉快感。就是說，你成功地采取了賴別人而得到利益的做法，而成功了以後你又感覺到心裏很不愉快、很不痛快。這個很不痛快的感覺就像是，小孩子學會了翻筋斗，雖然翻筋斗沒有任何用處，但是他要連翻二十個筋斗，直到他翻到累爲止。如果你不讓他翻，他不會高興，因爲他覺得他要把精力發泄完才高興。人有這樣的傾向，如果覺得自己有兩下子的話，不發泄出來，覺得好像是手淫打飛機沒有打到女人體內而是打到被單上一樣，有一種空虛的、不滿的感覺。這種不滿的感覺使你覺得，單純的利益幷不重要，你一定得把它發揮出來。于是，你就在原有的體系之外自動創造了一套體系。

[00:56:33]實際上，它已經是權力的雛形了，因爲威望就是權力的雛形，而威望來自于你的擔當。一個自發秩序的行動，比如說春游之類的行動，總會碰上某些困難，而總會有人跳出來說是，這個困難我能解决，然後別人鼓鼓掌他就滿意了。這就是權力産生的雛形。世界不斷變化，超出任何有形結構的預測能力。任何結構或者體制都只是針對著過去幾代人所面臨的問題，總會有新問題産生出來的。然後總會有人跳出來，以這種方式積累出非正式的權力。而這些非正式的權力早晚會在他們的某一代接班人身上變成正式的權力，等于說像路易十四接收聖路易的遺産一樣，像後來的董仲舒這些人接收孔子的遺産一樣，通過這些遺産把他的組織漸漸地建制化。正式的權力結構和非正式的權力結構，它們的區分不是絕對的。一個萎縮，一個長大。有些停滯不前，有些不斷生長。像生態系統中不同的野草和不同的動物一樣，幾代人以後，原先的格局自然而然地就面目全非了。

[00:57:43]至于爲什麽總會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傾向于把責任攬到自己頭上，儘管他們明明知道責任是有風險的？那麽這裏面起作用的恐怕主要就是聖經裏面說的血氣之類的東西。就是說，你不這麽幹的活，你的血氣不能容許你。而這些東西很可能跟血清素或其他什麽激素水平有關係。在這方面，可能印第安人那種睾丸酮理論 — — 就是酋長天生性欲過人、所以他勇氣過人的理論是有一定關係的，而且也跟你周圍的環境有關係。

[00:58:17]我經常發現有一種現象（這是我提出東亞窪地理論的源泉）：所有二十四史當中，人數極少的蠻族或者諸如此類的外來人發揮的作用是不成比例的，像鮑羅廷一樣的不成比例。每一次風吹草動的時候，不是伊朗商人跳出來，就是突厥番將跳出來。而編戶齊民的廣大農民，除了被縣太爺打板子和伸出脖子供張獻忠屠殺以外，他們好像是什麽也不能做似的。而那些伊朗來的人，像花木蘭諸如此類的人，他們往往會像是來到印度的巴布爾一樣，其實他們在自己的老家往往是失敗者，跑到這裏來流亡的。像賀拔岳跑到梁武帝麾下，像王僧辯這些人一樣，他們是北朝的失敗者，到南朝却變成了中流砥柱。

[00:59:07]所以我高度懷疑，比如說在高度競爭性的環境當中，他們的某些因子（假定它是某些生物因子）的普遍水準比起低度競爭環境（比如說費拉農民的水平）要高一個檔次，就好像是瑞典人普遍比意大利人要高一個頭一樣。我們可以假定瑞典人這麽高是因爲，瑞典人如果長得跟意大利人一樣高的話，可能就沒有女人嫁給他。但是瑞典人當中的矮人到意大利去，就可能有很多女人覺得他是一個英俊的高個子了。東亞窪地這些番將諸如此類的人物好像就是這樣的人，他們在自己的家鄉其實是失敗者。所以，不同的生態環境當中，你的反應取决于你對周圍人所做出的相應反應的預期。就是說，你如果覺得你周圍的人都是孬種、你如果不顯擺一下簡直對不起自己的話，你顯擺一下的動機就會特別强；如果你預估你周圍的人都比你强的話，你會傾向于躲在後面，讓早已被歷史經驗證明過的高手或者好手去打頭陣。

[01:00:19]封建時代的宗主和附庸關係基本上就是這樣形成的。爵爺和一般附庸之間的區別也無非是，阿拉伯海盜從那不勒斯殺上岸來、大家爲了逃命的時候，突然有幾個人跳出來跟海盜打了幾仗，那些逃命的人回來以後就覺得我們可以擁護這些人當領主，就是說讓他們下一次去繼續送死，然後這些人就會說是，你們應該送點糧食或者其他什麽東西給我們做酬勞，這兩種人就會分化成爲貴族和農民。然後等到各地都有了這樣的貴族以後，誰是宗主誰是附庸？開始中世紀早期的時候也是, 阿爾勒國王，倫巴第國王，人人都稱王，但是過了一段時間就漸漸分出等級來了。有一些小領主總希望靠聖路易這樣的大領主保護，而他們的領地也不比聖路易的領地小。那就是說，聖路易的勇敢、武力和號召力一下子能够號召到很多騎士，而你只能號召出自己手下的家丁，那就不一樣了。能號召出騎士又有一個原因就是，你可能是虔誠的基督徒，名聲特別好，因此這就不僅僅是武力的問題了，這跟公共形象有密切關係了。

[01:01:26]但是總之，經過了這樣的博弈以後，階級分層首先逐漸形成，同時不斷細化。而階級分層體現的就是你承擔風險的能力。在小的風險中，例如阿拉伯海盜的風險，可能産生出卡拉布裏亞的一群男爵；更大的風險，日耳曼皇帝的大軍出來，那就産生出那不勒斯的公爵了。十字軍東征使那不勒斯國王覺得，自己最好是自稱公爵，讓最虔誠的基督教國王 — — 法蘭西國王領頭。分層就這樣一步步展開，一步步細化，然後又産生了更細節的各種紋章、格言、家庭傳統、騎士培訓方式諸如此類的東西。

[01:02:10]而這跟基督教文化有關係。越是到上層，越是跟宗教有非常密切的關係。這個也跟風險度有關係，因爲宗教是人類應對風險的一種反應。不確定性越高，你就越需要宗教。風險越大就是說，你越有可能因爲不是自己的錯誤而遭到失敗。在這種情况下，你是特別需要上帝的。然後你會發現，像希臘人普魯塔克說的那樣，凡是宣布“我的勝利是歸功于自己”的人運氣都不好，凡是說“我的勝利是歸功于神明”的人運氣都好，于是你會越來越虔誠。這當然可能是幸存者佯謬的緣故，或者跟幸存者佯謬無法區分，但是結果是，幸存的勝利者跟那些失敗者相比都是更加虔誠的人。

[01:03:01]于是，宗教和高風險相互支持，宗教爲高風險的承擔者提供了保護。就是說，上帝的意義是至高無上的，如果你失敗了，可能是因爲你自己不够虔誠，上帝用阿拉伯人來懲罰你，就像用亞述人來懲罰猶太人那樣。這樣就有一個很明顯的好處。古代部落的巫師在這種情况下，巫師是無所不能的，太陽不出來，不下雨，都找巫師。巫師可以讓你吃飽，也可以讓你餓。他殺掉你或者賣掉你的孩子都有可能。但是與此同時，如果雨下不下來的話，那肯定是巫師心懷惡意，這個壞人非殺不可。而國王失敗了或者被俘了，那可能是上帝要通過敵人來懲罰你們這些不虔誠的人，國王本人是沒有錯的，甚至可能是聖徒。因爲有了宗教的緣故，國王和騎士的安全度是大大提高了。

[01:03:48]于是在這種相互支持的情况下，階級制度變得進一步細密化和複雜化了。複雜化的階級制度就是一種政治生態體系。生態體系的網絡越複雜，相應的聯繫越多，它就越穩定。越簡單的生態系統越容易崩潰，越複雜的生態系統越容易在它一部分遭到毀滅的情况下能够彌補損失而不整體崩潰。所以，這就形成了一種自然而然的反饋和篩選。階級制度是文明得以存續的主要原因。沒有階級制度或者階級制度極其簡單的，都是抗風險能力很弱的原始部落，很容易被複雜的文明吞幷或者消滅。凡是持續時間長的複雜文明，一定有複雜的階級結構，而且通常這些階級結構是包括宗教因素在內的。這個現象是有其博弈選擇的意義的。同時，在不同文明當中，階級複雜度、社會層次複雜度的高低本身就是脆弱性强弱的比值。特別容易發生人口滅絕，一般就對應著特別簡單的階級結構。

[01:04:57]例如，秦始皇以後的階級結構就比孔子那時候簡單得多。孔子的時候是周天子和各路諸侯；以後就變成了皇帝、縣官和順民，縣官和順民一樣，都是皇帝可以隨便殺的。這麽簡單的階級結構，完全可能因爲皇帝是一個昏君或者其他什麽原因而整個垮下來，于是廣大的只能依靠皇帝保護的順民全都變成了張獻忠屠殺的對象，整個人口替換一空。但是歐洲封建制度之下幾乎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春秋時代也不會有這種事情。階級結構的簡化是文明退化的一個標志，它本身不是一個好現象。社會組織的複雜化才是文明演化進步的傾向。當然，福利國家和官僚國家是不利于文明演化的，因爲它是簡化，它是一刀切的。所以自然而然的，一個複雜的文明會在這種體系産生的同時，在體系之外補償性地産生自留地性質的非正式體系。這些體系的生長，才是文明本身生命力的體現。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