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訪談 027 @ 20190306 論共產黨為何無法在美中貿易戰中讓步，論錫克教。

Interviewed on 2019-Mar-05
字幕與逐字稿將於週四上線。

摘要：

實際上任何美中貿易協定一開始就是不可能執行的，從技術上來講，只有經歷一場辛亥革命才能夠執行得了。

不確定對於出口商來說是非常致命的。重要的還不是具體的價錢是什麼價錢，而是一個穩定的出貨預期。東亞和東南亞出口的這些貨是典型的血汗勞工產品，它的附加值是很低的，利潤是極其微薄的，賺的錢是很少的，全靠價格競爭，沒有什麼不可替代性。所以，稍微波動兩、三塊錢就可以使生產地從一個地方波動到另一個地方，讓幾千萬人輕而易舉地失業，而消費者還從沒有任何感覺。

宗教上的親緣性根本不能帶來政治上的親緣性。政治上的親緣性是由演化造成的，演化會把所有的種子改造成最初的創始人根本不認識的樣子。錫克教最初創始的時候是典型的愛與和平的宗教，但它的演化環境是封建性的，所以它只能用封建式的方式去籌集它的武裝人員。

民族發明的最重要的動力之一就是階級的顛倒。偶爾的小動作造成的階級地位的顛倒會激起長期的仇恨。因為人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原來不如我的人騎到我頭上。

你說你要統戰我，現在大家都是中華民族了，那麼我第一件事情就是，你過去搶我的東西還給我呀。搶到的那些人願不願意還呢？所以我們必須給你另外一塊蛋糕，這塊蛋糕就是改革開放蛋糕。我們在不損害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情況下另外分給你一份改革開放蛋糕。改革開放蛋糕是誰給的？美國人給的。這就是一個共產黨無論如何沒有辦法向川普讓步的原因。它讓了以後，中華民族就發明不起來了。

普魯士人為了統戰巴伐利亞而得罪了英國人。只要德國人不放棄比利時，英國人就一定是德國人的敵人。但是如果不動比利時的話巴伐利亞人就不滿意，巴伐利亞人如果不滿意的話你就不能打法國。於是這就成了閉環了。巴伐利亞人不滿意，普魯士就不能打法國；巴伐利亞人滿意了，英國人就一定要打德國。為什麼德意志第二帝國在外交上沒有迴旋餘地？因為它發明了大德意志民族。普魯士王國就沒有這個問題。

小小的普魯士看似軟弱，但它在外交上是極其靈活的，可以立於不敗之地；強大的德意志看似強大，但它的四面八方都被綁死了，所有人都是它的敵人。它為了維持德意志帝國，就必須搞到英國人、法國人和俄國人全都是它的不共戴天之仇，因此它就非死不可。所以，發明大德意志民族這件事情就導致德意志帝國非死不可。

發明中華民族這件事情也是這樣的。發明了中華民族以後，為了照顧南粵資產階級、巴蜀資產階級的各種利益，特別是那些已經受到過共產黨一次損害、決不能忍受第二次損害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共產黨在貿易上是無法退縮的。

歷史上的霸權國家在它衰落的時候一般來說主要挑戰者都是不得好死的。一般來說，霸權總會轉移到主要的助手手裡面，像美國接替英國一樣。中國只要進入了挑戰美國的角色，那就很清楚它的結局了。它將來會像挑戰過英國的歐洲大陸列強一樣遭到瓜分，然後在這個瓜分的過程中間是大有可為的，原先押錯了注的那些人都會損失慘重，慘到難以形容，比1949年還要慘。

簡體文稿：

音頻連結：

20190312陳醫師訪談劉仲敬第27集整理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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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臺灣陳易宏醫師

發佈時間：2019年03月12日

整理者：三馬兄

[00:00:11]主持人：最近一次川金會在二月底的時候顯然是失敗了，沒有達成任何協議。大部分的人分析，北韓可能並不是很在乎，因為中國的壓力比較大。川普是告訴大家說，“No deal is better than a bad deal”。而且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在國會聽證會的時候也是非常鷹派的。他告訴我們說，結構性改革是達成協議的先決條件。但是您之前說川普想要搞好經濟的執念是非常強大的，可能是已經好幾十年都累積在他腦子裡面的事情，所以他可能很希望真的搞出一個美中貿易協定來應付明年的大選。這個風向看起來十分的混亂，可以請您分析一下嗎？

[00:00:52]劉仲敬：風向混亂大部分都是由有目的的新聞造成的。它想傳遞一些信息，造成股市波動之類的，達到一些短期利益，其他的東西對它來說並不重要。實際上協定一開始就是不可能達成的。即使真達成協定，中間牽涉的那些千頭萬緒要執行得花多少年。老實說，從技術上來講，只有經歷一場辛亥革命才能夠執行得了。否則的話，即使是簽署了而且有誠意執行，也執行不了，何況根本就沒有執行的誠意。如果只簽署一個原則性的、意向性的東西，以後慢慢執行，那跟不簽署是沒有區別的。這樣的協定沒有別的用途，它只會製造更多的糾紛。國際關係史上的基本常識就是，糾紛就是由於不完善的協定製造出來的，每一次新的戰爭都是由於以前的協定有漏洞或者是有待議條款而造成的。1860年的戰爭根本上就是由於1840年的條約把廣州入城問題、使館問題之類的留到以後待議，而待議的結果是大家又拖來拖去，拖到最後就只有依靠戰爭來解決了。如果開始沒有協定的話，互不接觸可能還更不容易起衝突。有了一個協定，無論是什麼樣的協定，就有了一個接觸渠道。有了一個接觸渠道又纏夾不清的話，那麼只會使衝突變得越來越頻繁，而且牽扯的範圍越來越大，使它捲入民主化的輿論場，有了更多的利用價值，使它變得更向黑白分明的方向去演化，使得小的妥協變得更不可能，最終通向大的決裂。所以，這樣的結局差不多在一開始就可以看出來了，中間的技術細節已經不重要了。這些事情早晚會放大到，在一般民眾中，對這些事情沒有明確利害關係的民眾占大多數，而有重大利害關係的人只占少數。結果，有利害關係的少數或者利害關係很大的少數不能左右局面，而利害關係不大的大多數民眾只能按照善惡站位的講故事方法來理解問題。於是事情就會順理成章、按部就班地進入它應有的狀態，最後就只有誰是壞人、誰是好人這種方式來解決問題，走到這一步就非得全面決裂不可了。然後在這種情況下，本來有利可圖的那一部分小集團整個就變成犧牲品了。

[00:03:31]主持人：我看到最近很多新聞一直都在分析說，美中貿易戰到現在半年，事實上幾乎所有新增的關稅都是美國消費者負擔的，中國借由匯率的改變和內部的結構性調整，其實並沒有讓出口的出超額度有任何的改變。所以您的意思是說，這樣子走下去到最後，真正在美中貿易中佔便宜的那個少數集團會被犧牲掉，以至於絕大部分的美國吃瓜群眾還是只能以善-惡以及民主-集權這種二分法的想法去看待中國。

[00:04:15]劉仲敬：消費者不會有意見，因為消費者從來不會有意見。世界上過於分散而沒有共同聯結的集團是不會對任何問題產生出共同意見的。對於他們來說，物價上漲一點或者降低一點是根本沒關係的事情。古巴糖拿優惠價格拿了這麼多年，後來古巴變成共產主義國家以後這個優惠條件被取消，但是從來沒有人關心過糖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它多漲一分或者幾分對普通消費者有任何影響。因為美國的經濟武器就是它有巨大的消費能力，所以這個消費能力是可以用來驅使生產機制改變的。美國消費者不會真正多付錢，因為很簡單，這些產品會自動轉移到越南去。情況就是這樣的：馬來西亞的產品賣100塊錢，廣東的產品賣98塊錢，越南的產品賣80塊錢。世貿組織協定簽署以後，它從馬來西亞遷到廣東，穩定了一段時間，然後再遷往越南。實際情況是，對於美國市場來說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只是中間有一點波動而已。

[00:05:30]而不確定性對於出口商來說是非常致命的。比如說三個月以後我訂的貨將要到達海關，然後要由我去領，我去提還是不提呢？我難道要把它留在海關嗎？但是留在海關以後我用什麼價錢領回來呢？答案是我不知道。三個月還可以，再過三年，任何出口商都會覺得我還不如找一個說的准能夠出什麼價錢的人。重要的還不是具體的價錢是什麼價錢，而是一個穩定的出貨預期。東亞和東南亞出的這些貨是典型的血汗勞工產品，它的附加值是很低的，利潤是極其微薄的，賺的錢是很少的，全靠價格競爭，沒有什麼不可替代性。所以，稍微波動兩、三塊錢就可以使生產地從一個地方波動到另一個地方，讓幾千萬人輕而易舉地失業，而消費者還從沒有任何感覺。如果越南的供貨商可以保持長期的價格穩定的話，那麼客戶肯定會雲集到它那裡去。

[00:06:41]像那種彈性的關稅機制的話，明顯就會趕走所有的出口商。這就是說，出口商不知道接下來三個月會發生什麼事情。也許原有的關稅取消了，也許會突然再加上25%，不知道是江蘇會執行還是廣東會不執行。這裡面的信息成本太大了，他不可能足夠瞭解到哪一部分會執行哪一部分不執行，然後再去合理地預測一下以後三個月或九個月會發生什麼事情。他為了省心起見，為了使自己能夠得到穩定的供貨源起見，唯一合理的辦法就是把它統統砍掉。於是這些產業就自動全都轉到越南去了，設立這樣的機制的結果必然就是這樣的。當然，不設立這樣的機制的結果必然也還是這樣的，因為如果連機制都設立不了的話，穩定預期就更不存在了。所以，這些圍繞著談判的大多數談論，一部分是新聞人為了給自己找飯碗，無論如何都需要寫一些純屬廢話的分析，另一部分就是有利益相關的各部門需要在這裡面找一點事情出來。

[00:07:52]這種事情等於是，只要鬧起來了，倒黴的一定是那些出口商，而他們除了吃啞巴虧、趕緊立刻止損、另外去找供貨源以外是沒有別的辦法的。動作越早損失越少，以後還可以有賺頭，動作越晚損失越大，結果必然是這樣的。談不談，談成什麼樣子，一點區別都沒有。用一個不大貼切的比喻來說就是這個樣子的：在男權時代，看重處女貞操的時代，假如鎮上的人都在爭論某一個姑娘是不是處女，那麼接下來的事情已經不重要了，你根本不必去問醫生或者是問其他什麼人檢查結果怎麼樣。你只要有醫生在那裡一天到晚檢查，大家拼命登廣告，有些人說她是，有些人說她不是，有些人說醫生在造謠，有些人說醫生不在造謠，接下來的故事就已經肯定了：那個姑娘唯一可以做的選擇就是，改一個名字，搬到其他地方去住。要不然，她即使請二百個醫生來，僅僅是她請醫生來檢查她是不是處女這件事情，就足以保證她嫁不出去了，結果肯定就是這樣的。這個原因不是由於醫生怎麼樣或者造謠者怎麼樣造成的，而是由於你在當地婚姻市場上的天然弱勢造成的。這個弱勢就註定了，你平時就在水位線上，稍微一不小心就會掉下去。

[00:09:18]主持人：關於宗教，我第一個想要跟您請教的是錫克教。它其實是一個近代宗教，是西元十五世紀才開始發展出來的，基本上是由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綜合起來的類似一神論的一種宗教。神學細節我們可以先不管，但是這群人後來參加了印度國家的誕生，經常有錫克教徒成為將領，在美軍之中也有很重要的地位，甚至印度前任的總理(Manmohan Singh)也是錫克教徒。請您談談看，錫克教是怎麼樣在相對短的時間內達到這麼好的組織度，甚至可以產生一個大國的總理，並且有軍事上的組織的？

[00:10:00]劉仲敬：這就說明政治和宗教是兩回事，宗教上的親緣性根本不能帶來政治上的親緣性。政治上的親緣性是由演化造成的，演化會把所有的組織改造成最初創始人根本不認識的樣子。錫克教最初創始的時候是典型的愛與和平的宗教，有泛神論、也有一神論的傾向。它的創始人是去過麥加的，對伊斯蘭教其實也並不反感。開始的時候也還曾經得到過莫臥兒的幾位皇帝的贊助，說明當時的穆斯林皇帝也並不反感他。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他有了一定的政治勢力和財富而又沒有足夠武力的情況之下，就變成轉向原教旨主義的莫臥兒帝國的反自由主義運動的一個適當目標了。你處在這種情況下，就變得像是印度的猶太人那樣，作為莫臥兒朝廷當中兩派鬥爭的對象。一派可以說是阿克巴的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在宗教寬容的背後當然也是有利益動機的，它代表的是阿克巴政府和拉傑普特封建領主的一個聯盟，包括他們之間的政治聯姻，背後是封建聯盟的武力。而奧朗則布的政府則是以上述聯盟為打擊對象的。為了打擊對方，它當然也需要有一個大義名分。這個大義名分就是，你們跟這些非穆斯林搞得這麼火熱，顯然是不純潔的，所以我們要純潔一下。而純潔的結果就要順便打擊到其他人身上，包括打擊到錫克教徒頭上。

[00:11:37]而錫克教徒在這個情況下自然而然會變得，愛與和平的那一部分就會被篩掉，而不愛與和平、使用武力的那一部分就留下來。在演化當中，儘管它在自身的體系和教義當中，按照現在的標準來看顯然是白左類的東西，但是在操作的過程中卻不得不產生出類封建性的東西。關鍵就在於它的演化環境是封建性的，所以這還是像鯨魚到了海裡面也會長得像鯊魚一樣是同樣的道理。它會跟馬拉塔聯盟和拉傑普特聯盟這些封建領主一樣，用封建式的方式去籌集它的武裝人員，結果使它自己的能戰鬥的那一部分變成典型的封建領主，使它的政權變成一個封建領主的聯盟。於是這樣的錫克教徒就變成封建國家了，在莫臥兒帝國衰亡和解體的情況下跟帝國殘留的藩鎮勢力和其他自發產生的封建勢力不斷地爭奪，特別是跟南方的馬拉塔人爭奪挾天子而令諸侯的權力。當馬拉塔人向德裡進軍、劫持皇帝、強迫皇帝任命他們為大臣、然後以皇帝的名義發號施令的時候，錫克教徒覺得這樣做是不行的，皇帝不能落在別人手裡面，他們就跑出去打馬拉塔人。然後接下來的爭奪漢獻帝的鬥爭就這樣迅速展開，他們自己自然就變成一方諸侯了。其實原始教義在編輯成冊、受到極大尊崇的時候也就是它被系統性地重新解釋的時候，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傳統的發明過程。而這樣重新發明出來的傳統，正因為它跟原來已經相去甚遠甚至完全不同或截然相反，才特別需要用原來的祖師爺的名義拿來發佈。

[00:13:29]然後接下來的事情就是，錫克教徒是印度帝國內部的一個少數派，在十九世紀末期民主開始生長的時候發生了變化。我們要注意，這是有前後不同的。在民主觀念不存在的情況下，錫克教政權由於是印度帝國極少數還有抵抗力、能跟歐洲人打一仗的力量，所以它一度是英國人的主要敵人。而信德的費拉穆斯林面不改色地投降了，接受了英國人的保護，用他們的錢資助英國人去打錫克教徒。當然，絕大部分的印度教徒，特別是孟加拉的印度教徒，比穆斯林更加費拉，十分高興得到了一個比原來更好的保護者，把他們的錢獻給英國人。只有極少數能打的人不會這麼做，就是錫克教徒和馬拉塔人。他們從來源上來看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唯一的共同特點就是他們還有戰鬥力。凡是有戰鬥力的人，不打一仗是不會隨便屈服的，所以他們堅持到最後。這時候他們好像是英國人的主要敵人。

[00:14:35]然而到了十九世紀末期民主觀念開始產生的時候，在帝國內部處於少數派的各群體都站出來反對民主而維護帝國，因為實行民主的結果，無論是科舉式的民主還是選舉式的民主，都會使人口最多數的人上升。這時英國人開始感覺到，要求民主的運動，包括作為輝格黨激進派小兄弟而開始崛起的國大黨人，是不是都是印度教祭司復辟權力的一種陰謀呢？而這時，人口上居於少數的穆斯林和錫克人都反過來支持帝國。他們覺得，如果通過考試制度，最能考的那批人肯定是孟加拉人，而孟加拉人在原來的帝國結構中都是被征服的降虜。這種階級地位的顛倒太過分了，我實在是感到難以忍受。如果英國人騎在我們頭上，我還可以忍受；如果那些科舉知識分子、長期以來是專門舔我們的人也騎到我們頭上來，這就太過分了。本來英國人同時統治我們雙方我還可以忍受，現在呢，原先被我征服的人也跳起來騎到我頭上來，這是萬萬不能忍受的。所以我們必須站起來組織印度愛國者聯盟，維護英國人的統治。公開宣佈，推行平等的公務員制度和民主制度將是印度帝國的災難，我們要堅決支持帝國統治。由英國貴族統治很好，堅決不能搞任何把政權轉移給本地人的民主化改革。這種改革唯一的意義就是使沒有政治德性的印度費拉翻身，讓他們當領袖還不如我們自己當。

[00:16:15]當然，等到英國人在1935年以後決心撤退的時候，他們就改變策略了：印度人要發明民族，我們也要發明民族，我們要發明巴基斯坦、達羅毗荼斯坦、錫克教國家諸如此類的。既然你們英國人非要搞民族不可，那麼我們就要求實行單獨的選區。如果實行普選制的話，那麼結果是，我們在每一個選區都是少數，每一個選區都是印度教徒是多數。那麼我們要改一下選區制，印度教徒搞一個選區，穆斯林搞一個選區，錫克教徒搞一個選區，諸如此類。當然，這樣做的結果會使印度巴爾幹化，前途是大大的不妙。但是寧願是這樣，也絕對不能搞什麼總選區，那就使所有的蛋糕都讓印度教徒分去了。而印度教徒過去是被我們征服的賤民，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但是錫克教徒在這方面又跟穆斯林發生了一點點衝突。穆斯林在十九世紀末期是保王黨人，錫克教徒也是保王黨人，他們積極地捐款支持英印帝國的各種戰爭，包括攻打大清帝國的那些戰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當中也是積極出力的。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雙方的立場發生了分歧：穆斯林在得到了他們想要的巴基斯坦以後就變得全力支持巴基斯坦了，英國不再是他們的祖國了；而錫克教徒仍然覺得英國是他們的祖國，所以他們堅持到最後。他們最後發現，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夾縫當中沒有辦法搞出一個沒有出海口的錫克教國家，於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歸順了聯邦主義特色更強的印度，同時在印度內部不斷地搞事。

[00:17:58]結果就是，在印度的各個族群當中，錫克人和拜火教徒是最親英的派系。這個親英的特色，使他們跟緬甸的克欽族人一樣，大批地移民英國。然後又由於他們在英國軍隊中有戰績的緣故，移民英國很容易，結果他們遷移到英美的人相當多。嚴格說來，錫克教的教義顯然比伊斯蘭教的教義更東方化。如果按教義來說的話，肯定是伊斯蘭教更接近於基督教，至少比起錫克教和印度教來說是更接近於基督教的。但是錫克教徒作為一個政治力量，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後就顯然是比穆斯林更親西方的一個政治勢力。因為他們同時受到印度和伊斯蘭勢力的壓力，像克欽人這樣受到緬甸佛教徒壓力的小團體那樣，更加感到英國人是他們曾經有過的最好的保護人，所以懷著孤臣孽子那種感恩戴德的忠心，而真正的英國人和美國人不一定會有那樣的忠心，於是就造成了現在的在英美的錫克教社區這樣的政治感情。這種政治感情完全可以用政治博弈和演化環境來解釋，而用宗教上的來源和教義上、神學上的親和力卻是根本解釋不了的。

[00:19:14]順便說一句，民族發明的主要動力之一就是階級鬥爭，最重要的動力之一就是階級的顛倒。階級鬥爭在階級地位最相近的兩種人之間表現得最激烈。而外來人不大清楚，偶爾的小動作造成的階級地位的顛倒會激起長期的仇恨。人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原來不如我的人騎到我頭上；原來一直比我高而且高很多的人繼續騎在我頭上，我對他卻是毫無怨恨的。東歐的民族發明跟這一點很有關係，它是一層套一層的，例如立陶宛的民族發明就跟顯克微支相反。你要是看顯克微支的小說，拉齊維烏公爵是賣國賊；但是立陶宛的民族發明中間，拉齊維烏公爵是立陶宛的愛國者。顯克微支那個時代，波蘭和立陶宛都被俄國統治了，於是他企圖發明一個大波蘭。大波蘭當然是根據歷史上的波蘭-立陶宛聯合王國，是既包括波蘭又包括立陶宛的，立陶宛自古以來就是波蘭的一部分。你想把立陶宛從波蘭當中分離出去，當然是波蘭的賣國賊了。但是立陶宛民族發明家則認為，立陶宛不是波蘭的一部分，而是在波蘭、瑞典和俄羅斯之間的小國。三者當中誰的逼格最高呢？波蘭比俄國要高一點，但是還是不如瑞典的。拉齊維烏公爵幹的是什麼呢？他把立陶宛從波蘭中間劃出去歸順瑞典去了，這顯然是脫亞入歐的壯舉，所以他當然是我們立陶宛的愛國者了。

[00:20:39]涉及到現實政治的問題上，在蘇聯最虛弱的時代，畢蘇斯基曾經把蘇聯紅軍打得很慘的時候，差一點要把立陶宛完全吃下。他老人家只要做得到的話，是很高興按照十九世紀大多數波蘭愛國者的做法，把立陶宛變成波蘭自古以來的一部分的，把立陶宛的傳統首都維爾紐斯都占去。這時，如果不是蘇聯紅軍的干涉的話，立陶宛就要完蛋了。而立陶宛依靠蘇聯紅軍，才從波蘭第二共和國的魔爪中間逃脫出來。當然，蘇聯紅軍只要做得到的話，如果它有斯大林那麼強大的話，是要把波蘭和立陶宛一起吃下的，但是由於一個都吃不下，它寧願讓立陶宛人反抗波蘭人，而不願意讓畢蘇斯基建成一個包括波蘭、立陶宛和烏克蘭的大波蘭，這樣一個大波蘭將是俄國人的心腹之患。如果又有立陶宛、又有烏克蘭、又有小波蘭，對它的威脅還要小一些。因此它非常積極地支持，既然立陶宛共產黨扶不起來，那就像是共產黨扶不起來就要堅決支持蔣介石抗日一樣，因為日本人可怕得多了。既然畢蘇斯基是最可怕的，與其支持立陶宛共產黨顛覆立陶宛，導致立陶宛被波蘭吞併，波蘭變得更加可怕，那還不如支持立陶宛的民族主義者鎮壓共產黨，讓立陶宛從波蘭中間獨立出來，立陶宛跟波蘭結成世仇，所以他們就這樣做了。所以，立陶宛的獨立是蘇聯紅軍的功勞。

[00:22:06]按照現在的國粉的理論來說的話，立陶宛都是共產分子，二二八事件是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陰謀，諸如此類的，你馬上就可以看出這個故事的相似性了。如果民進黨對共產黨造成了足夠大的威脅、而國民黨可以被統戰的話，那麼國粉肯定要說二二八事件全是共產黨的陰謀，所以你們這些反共人士絕對不能支持民進黨，否則就幫了共產黨的忙。但是反過來，如果民進黨弱小，像1987年以前在蔣經國時代那樣，共產黨必然要支持民進黨，希望民進黨和本土派削弱了國民黨的勢力以後給它製造機會。而這樣做也是有經驗的，至少在蜀、滇、黔、桂這一帶都是這樣。在蔣介石勢力占上風的時候，劉湘和龍雲都曾經跟共產黨合作過，曾經共同拆蔣介石的牆腳。你可想而知，假如有朝一日大蜀民國搞成了以後，他們肯定要說，劉湘是共產黨的匪諜，大蜀民國之所以會創立出來，完全是為了分化海外的反共勢力，因為他們都是在蔣介石反共的時候曾經幫著共產黨整過蔣介石的。但是這個關係其實不過是政治上的合縱連橫而已。誰是我眼前最大的敵人，那麼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但是反過來，如果共產黨的勢力超過了國民黨，那時候國民黨就會變成次要敵人而共產黨變成主要敵人，1949年以後的狀態就是這個樣子的。1935年的情況也是這樣的，你如果看四川那些本土派的勢力，他們在1935年張國燾快要打進來的時候，儘管他們以前一直是堅決抵制蔣介石入川的，這時候他們被打急了，就急急忙忙地懇求蔣介石快來幫忙了；但是紅軍被打跑了以後，他們又做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急轉彎，派代表到延安去聯繫紅軍，聯繫馮玉祥，聯繫李宗仁，企圖建立一個包括紅軍、馮玉祥、李宗仁在內的川、滇、桂、紅大聯盟來抵抗蔣介石入川；然後到1949年蔣介石頂不住的時候，他們又做了一個急轉彎，又來統戰國民黨的殘餘勢力，企圖利用這些殘餘勢力 — — 特別是借用蔣介石從西昌和臺灣空運過來的武器幫助他們打共產黨了。

[00:24:31]這些人到底是通共還是反共呢？答案是，他們都不是，他們都是政治上的機會主義者。因為他們本身是四川本地的地主，所以他們沒有辦法像蔣介石要求他們的那樣離開四川到臺灣去。到了臺灣，他們的政治勢力就會化為烏有了。一旦離開本土，他們就什麼也不是了，所以他們必須留下來。而留下來呢，任何外來勢力對他們都是敵人。袁世凱是敵人，孫中山也是敵人，曹錕是敵人，吳佩孚也是敵人，唐繼堯是敵人，蔣介石也是敵人，張國燾是敵人，毛澤東也是敵人。誰是主要敵人，看當時是誰打過來了。凡是主要敵人打過來的時候，原先的敵人和其他的敵人就統統變成次要敵人，然後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土豪勢力都是這個樣子的，他們離土不離鄉，離開了鄉土，喪失了政治生命，那就跟死了沒有什麼區別，還不如死在原地，所以他們就只能這麼做。這就是政治上合縱連橫的結果。當然，在相應的意識形態上可以做一些宣傳。比如說我要跟共產黨聯合起來反對蔣介石，我就會提出民主，民主的意思就是說把那些親共的知識分子釋放出來，送給共產黨作為見面禮，希望共產黨得到這個見面禮以後幫我打蔣介石；但是反過來，在共產黨打我的時候，我就要把原先放出來的那些人統統抓進監獄裡面，然後把原先我抓進監獄裡面的那些國民黨人放出來送給蔣介石作為見面禮，這些人是1928年以後蔣介石在四川建立黨部的時候被四川地方軍閥派人砸了報館以後以尋釁鬧事的罪名抓起來的。諸如此類的把戲，他們連續耍了好幾次。

[00:26:13]當然這是政治上機會主義的表現，但是你要注意，政治上的弱者必定是機會主義者，因為他沒有別的選擇。他要維持自己的生存，就只有這樣拉一派打一派，使他盡可能地爭取短期內的生存空間。如果短期都爭取不到的話，那就根本沒有什麼長期了。那麼你根據他在不同時期的意識形態，看他一會兒親蔣，一會兒親共，一會兒親日，他到底是親哪一派呢？答案是，都不是。這些東西都不是通過理論脈絡搞出來的。我上次提到馬克思就說到，康德的學說，因為康德根本不參政，他一輩子就是一個隱士，所以他的理論是完全按照他自己的理論脈絡推導出來的；但是馬克思是一個不斷參政、不斷有敵人而且敵人不斷轉換的人，所以他的理論就沒有脈絡，他的理論是受政治形勢橫向拉動的結果。你把他的理論當成前後一貫的整體，不考慮他在不同時期是跟誰結盟反對誰的，那就會得出極其荒謬的切割性的東西。共產黨和國民黨的理論，劉湘、李宗仁和錫克教徒的政治理論，都是這個樣子的，都是受當時的政治需要橫向拉動的。這一點是政治上的弱者共同的特點。政治地位穩固的人一般是保守派。保守派跟當時的主流派是一致的，他的地位非常穩固，他不需要考慮自己安全不安全的問題，所以他能夠保持理論上的一貫性。政治上的弱者，一般來說激進派通常是弱者。但是弱者不限於激進派，像是所有的民族發明家在其早期都是弱者。所以他在理論上是沒一貫性的，是取決於他在政治上合縱連橫的需要的。政治上的盟友是誰，他就必須在意識形態上向誰靠攏。

[00:28:02]例如，像劉湘和閻錫山，他們都一度在某一個時期說自己是日本人的好朋友和泛亞主義者，在另一個時期說自己是堅決抗日的勇士，而且這兩個時期相隔的時間都不超過一年，原因就是因為政治上的交涉的結果。劉湘在跟日本人談判、企圖反蔣的時候，他就是泛亞主義者；但是跟蔣介石談判反日的時候，他就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他到底是哪一種人？答案是，他是一個小俾斯麥式的外交家，他同時在跟多方面討價還價，看誰能夠最有效地保全他的地方勢力，那麼他就會擁護誰。最後他被日本人拋棄，其實是偶然的結果，是被國共兩黨聯合坑害的結果。當然，他這樣東食西宿的結果是會讓國民黨和共產黨都不滿意的。在1936年這個至關緊要的年份當中，共產黨的代表是要他反蔣抗日，國民黨的代表是要他擁蔣抗日，而日本人的代表是要他聯日反蔣。當然，日本人在所有各方當中是最強大的。在日本人眼中，共產黨那幾條槍還算不了什麼，你只要反蔣就行了。然後劉湘腳踏幾條船。在陳濟棠在廣州起兵反蔣的時候，他就下令要把蔣介石在成都和重慶的代表抓起來。他的顧問鄧漢祥說，我們要不要先等等，看他能不能打贏。結果過一段時間陳濟棠打輸了以後，劉湘就對他說，幸好當初聽了你的話，要不然現在我沒法收場了。這就是他的首鼠兩端的政策。

[00:29:46]然後他的代表正在天津跟日本人的代表談判的時候，國民黨和共產黨聯合起來坑了他一下。通過派進他內部的匪諜，召集了一幫群眾起來運動。理論上是群眾，但是實際上都是秘密特工。跑到成都去打日本人，結果打死了兩個日本人。於是日本人向他興師問罪，就像對待殷汝耕一樣，你到底是站在哪一邊的，你這樣做對皇軍如此不尊重，我們沒法信任你，就把他的代表給趕回來了。當然，這也是因為日本人處在最強的一方，他們覺得有你沒你差不了多少，所以我們實在是懶得費心思甄別你到底是站在哪一方面的。但是站在共產黨這一方面來說，當然也包括國民黨，對於像殷汝耕這樣的華北地方勢力和對於像劉湘這樣的四川地方勢力，你不知道他是站在哪一方面的，他很可能倒向日本人一方面，那你合理的辦法是什麼呢？就是挑撥離間。日本人強大，強大的人都傲慢，因此他不在乎你效忠不效忠。讓他引起對你的忠誠的懷疑，就足以讓你無家可歸。就像梁山泊好漢的故事一樣，梁山泊好漢化裝成霹靂火秦明去放火，然後朝廷也不查真相，就說你私通梁山了。其實秦明當時還處在猶豫不決、不知道該忠於朝廷還是該上梁山的這種狀態。於是這樣一來他沒有退路，就只能上梁山了。

[00:31:12]我之所以提這一招，是因為我估計接下來共產黨馬上會對臺灣用這一招。臺灣的保護人是美國和日本，比如說假定有一些臺灣本土派的代表在臺灣打美國人或者日本人，或者搞出什麼得罪美國人或者日本人的事情，給美國人和日本人造成一個印象，就是說臺灣已經倒向中國，會把美國和日本的機密出賣給中國。甚至可能是這樣，比如說臺灣的一個高級軍官帶著美國的什麼機密投靠了中國，然後美國人向蔡英文大興問罪之師：我們拿軍事機密來援助給你，結果卻送給了中國，以後我們還能不能援助你？我們不援助你了。不援助你，然後你就沒有辦法，就只有投共了。這個故事劇本就是劉湘和殷汝耕的故事。著名的通州事件就是這樣的，通州事件是軍統通過它的特務張慶余聯合共產黨的地下党策劃的，派殷汝耕的部下去殺害通州的日本平民，然後殷汝耕在日本人面前就是一百張嘴也說不清楚了。成都的大川飯店事件是通州事件的一個翻版，又是軍統跟共產黨地下組織聯合策劃的，以四川民眾自發抗議為目的打了日本人，使劉湘在日本人面前沒法交待。就是通過這樣的手段，抗日聯合統一戰線才得以建立。

[00:32:42]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地下特工人員的關係，在1936年是非常奇特的。一方面他們是相互殘殺的，另一方面在某些地方是合作的 — — 就是在他們聯手發明中華民族、但是當地還不一定願意做中華民族的地方。具體說是這樣幾個地方，首先是上海，其次是滿洲，然後才是四川、雲南、華北這些地方。滿洲和上海是最重要的，我剛才講的那些地方都是這兩個地方被基本搞定了以後接下來的事情。最初國民黨搞情報系統的時候，它採取的是非常奇特的政策，一方面它在南京和它自己的控制區殺共產黨，另一方面它用叛變的前共產黨和明知是共產黨的共產國際匪諜來組建它的情報系統，因為國民黨沒有人才。在1930年代，全世界匪諜學的最高造詣肯定是共產國際，全世界的所有其他國家中哪一個國家都鬥不過它。很多國家，像美國，根本就沒有特務工作這個概念。國務卿還在那裡理直氣壯地說，紳士不會偷看他人信件，搞情報工作就是不道德的。當然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共產國際把它給偷得一塌糊塗。而美國戰略情報局剛剛初建的時候，到西班牙和其他地方去招募情報員，前來投靠的人有一多半都是共產國際的人。所以這方面也不是只有國民黨才這麼幹的。

[00:34:03]國民黨一方面在南京殺共產黨的地下黨員，另一方面，到上海租界和張作霖的滿洲去，是依靠共產國際引路，跟共產國際合作的，為了打擊英日帝國主義勢力，到劉湘和龍雲這些軍閥統治的勢力範圍裡面去，它又是依靠共產黨的那些手段。國民黨搞這些手段，照共產黨的解釋方法就是小資產階級激進分子的軟弱性，意思就是說，你雖然已經開始流氓了，但是你還是流氓得不夠，其實就是這個意思。總是那種又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就是說我要享受中華民族的果實，為此而幹的一些髒活我希望共產黨去幫我幹了，但是共產黨幫我幹了髒活以後勝利果實都歸我國民黨。共產黨很高興幫他幹髒活，但是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英明地指出的那樣，我們下了山而讓你來摘桃子，這是絕對不能容許的，所以最後成果也要歸我們，你過渡一下就行了，然後你還是要滾出去的。於是雙方的遊戲就是按照這種方式展開的。

[00:35:17]但是這個已經有點扯遠了，最重要的就是，對於錫克教徒這樣的少數派和對於劉湘這樣的人，對於他們來說，劉湘到底是儒教徒、佛教徒還是什麼信徒根本不重要，錫克教的政治勢力到底是信什麼教的也不重要。老實說，錫克教就算是改成巴哈伊教（錫克教早期跟現在的巴哈伊教是一樣的，是一個典型的白左教，愛與和平的知識分子宗教），只要它在當時的政治博弈中間和階級地位中間處於類似的地位，它既不能容忍原先被他們征服的印度教徒騎在他們頭上來，又不高興原先是他們敵人的伊斯蘭教徒騎在他們頭上來，他們走現在的政治路線都是必然的，只要他們有這樣的階級意識。放棄階級意識，索性跟大家大同，這是很痛苦的事情。你只要稍微還有一點殘餘的勢力，都不會願意放棄自己的階級地位。

[00:36:11]像波蘭、立陶宛和東歐國家的情況就是這樣的，一個都不服一個。波蘭和匈牙利是東歐大國，他們自己對於被德國和俄國征服絕對不能容忍。他們要借著法國人的支持，把德國人和俄國人打倒，自己複國。但是在波蘭統治下的立陶宛人和烏克蘭人，在匈牙利人統治下的斯洛伐克人和克羅地亞人，把德國人和俄國人當作自己的救星。靠著德國人和俄國人，他們才能夠從波蘭貴族和匈牙利貴族的統治下解放出來。他們各有各的民族發明，不同的民族發明反映了他們層次性錯雜的階級地位。就是說，各人都把離自己最近的壓迫者看成最大的敵人，而把較遠的壓迫者看作自己的朋友。蔣介石製造的這個中華民族觀念要把四川算成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共同反對共產黨，然後國粉肯定會說，劉湘是國民黨勢力的一部分，都是被共產黨壓迫的，你們應該跟著國民黨來反對共產黨；但是劉湘自己肯定不會這麼認為，他認為國民黨和共產黨是兩個敵人，他交替地運用這兩個敵人相互反對，企圖保全自己的勢力。而我在發明民族的時候也要考慮，怎樣發明民族才能有利於我自己的階級地位。

[00:37:33]照共產黨發明中華民族的概念，骨子裡面階級鬥爭的心理是這個樣子的：“其實照我的意思，我們無產階級應該把你們這些資產階級統統消滅掉的。無論你們是亞洲的資產階級還是歐洲的資產階級還是全世界的資產階級，我們就是要消滅你們的。但是由於革命進行得很不順利，我們已經落到這種田地了：我們一度以為我們已經可以用不著你們，可以把你們消滅掉了，在1960年代我們已經準備這麼做了，但是現在看來你們還有一定的利用價值，消滅你們是做不到的，我們就撿起蔣介石的發明“中華民族”，統戰你們一下，我們建立一個乾隆皇帝的明清聯合帝國。滿洲人剛入關的時候，明朝士大夫是敵人；但是到乾隆朝的時候，實際上是滿洲貴族和前明的士大夫聯合起來統治費拉順民。”1978年以後，共產黨員重新變成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是怎麼樣呢？原來作為征服者、打倒了包括我在內的這些舊的各種資產階級勢力的前征服者對我們說：“現在蘇聯已經不行了，而且蘇聯已經變成我們的敵人了，我們團結起來吧。你們像明朝士大夫一樣，雖然以前是我們的敵人，而且被我們征服了，被我們整得很慘，但那是過去的事情了，我們向前看。我們現在聯合起來，我們給你官做，我們大家一起做官，我們滿洲人和明朝士大夫一起做官，聯合起來對付日本人、英國人和其他海外敵對勢力。等到中華民族強大起來，我們大家一起分蛋糕好不好。這個蛋糕現在是我們大家的蛋糕了，不再是我們搶你們的蛋糕了，所以以後我們在中華民族這個統戰口號之下實現階級大和解好不好。”

[00:39:12]這樣做確實搞到了很多人過去。當然，這樣做的實際上的效果是削弱了這個新中華民族外交上的回旋餘地，這個也是有先例的。吃虧的一方肯定要尋求補償，而占了便宜的一方總是不高興把自己占的便宜吐出來。那麼這個辦法是怎麼樣呢？你說你要統戰我，現在大家都是中華民族了，那麼我第一件事情就是，你過去搶我的東西還給我呀。搶到的那些人願不願意還呢？要還給我，是不是說共產黨從滿洲帶的那批技術員要滾回滿洲國，把你們的位置交出來，重新交給我們四川的資產階級？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恢復了在劉湘時代的地位，我們就滿意了。但是人家高興回去嗎？你讓在臺灣的國民黨人回南京去，他們願不願意回去？既然不能回去，那麼我們四川的資產階級就要說：TMD，你是在騙我，老子不跟你混了，我們不要中華民族，我們發明一個巴蜀民族怎麼樣？這樣好像也不行。那麼我們必須給你另外一塊蛋糕，這塊蛋糕就是改革開放蛋糕，我們在不損害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情況下另外分給你一塊改革開放蛋糕。改革開放蛋糕是誰給的？美國人給的，但是我們要說是共產黨給的，於是共產黨就變成我們大家的好朋友和好保護人了，大家都在改革開放這個蛋糕裡面分了一筆錢。但是這樣來說的話，比如說四川的資產階級就一定要從改革開放中間拿回更多的損失。比如說，共產黨人帶來一批人搶了我一百塊錢，我一定要拿一千塊錢回來，要不然不足以體現我的補償。這樣做，共產黨就必須到世貿組織裡面去坑蒙拐騙，一定要拿五千塊錢回來。有五千塊錢，我才有辦法分四川的舊資產階級一千塊錢，然後我自己還有四千塊錢賺頭。如果我只能拿五百塊錢回來，我就不夠分了，雙方就擺不平。這就是一個共產黨無論如何沒有辦法向川普讓步的原因。它讓了步以後，中華民族就發明不起來了。

[00:41:11]這在外交上是有先例的，我舉一個非常具體的例子：德意志第二帝國。德意志第二帝國建立在普魯士及其盟友對巴伐利亞和南德天主教各邦的征服之上。天主教各邦原先一直是討厭新教的普魯士的，他們的傳統盟友是天主教的法蘭西和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帝國。巴伐利亞曾經N多次跟著路易十四和拿破崙去打普魯士。對於它來說，天主教才是最重要的，德意志民族算個屁。然後俾斯麥發明了德意志民族，就是說，民族比宗教重要，講德語這件事情比共同的天主教信仰更重要。而巴伐利亞還要堅持巴伐利亞在法國、羅馬和其他地方駐的公使館。德意志帝國有一套外交系統，巴伐利亞王國有一套外交系統，而且雙方的外交系統還不一致。然後接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要爆發了，你就得再統戰一下巴伐利亞。巴伐利亞人說：這是普魯士人的戰爭，跟我們有什麼屁關係，我們要不要出兵？不出兵不要緊，我們把我們的土地開放給法國人，諒你普魯士人也吃不消，所以你必須給巴伐利亞人開一個好價錢。於是普魯士人拍了拍腦袋說是：怎麼辦呢？普魯士容克占去的那些巴伐利亞土地我們不可能還給你，因為普魯士容克是我們戰爭的主力，但是要讓巴伐利亞貴族滿意，只有一個辦法：我們答應巴伐利亞人，我們從比利時和法國割一大片土地來割給巴伐利亞人，一旦戰爭結束，我們就把德意志第二帝國改組成為三元帝國，讓巴伐利亞國王跟普魯士國王平起平坐，把法國和普魯士的土地分給巴伐利亞，讓巴伐利亞跟普魯士一樣大。於是，巴伐利亞人拍了一下腦袋，可以啊，按照這個條件，我們參戰吧。

[00:42:56]但是這一參戰不要緊，英國人發怒了。英國人說是，比利時中立是英國的國家利益所在，只要不能維護比利時的完整，英國人永遠不會停戰。於是，普魯士人得到了巴伐利亞而得罪了英國人。只要德國人不放棄普魯士，英國人就一定是德國人的敵人。如果德國人只打法國的話，英國人不一定這樣。英國人跟法國人在殖民地問題上有很多矛盾，而歐洲內地誰多占一點土地誰少占一點土地，這跟英國人根本沒關係。但是比利時看守英吉利海峽的門戶，任何人都不准動比利時。但是如果不動比利時的話巴伐利亞人就不滿意，巴伐利亞人如果不滿意的話你就不能打法國。於是這就成了死循環了。巴伐利亞人不滿意，普魯士就不能打法國；巴伐利亞人滿意了，英國人就一定要打德國。於是，德意志第二帝國在這個死循環當中，為了統戰巴伐利亞人而得罪了比利時人，因為得罪了比利時人又得罪了英國人，因為跟英國人結成不解之仇又得罪了美國人，最後在全世界的圍攻之下整個打滅了。

[00:44:02]為什麼德意志第二帝國在外交上沒有回旋餘地？因為它發明了大德意志民族。普魯士王國沒有這個問題。如果只有普魯士王國的話，它連巴伐利亞都可以割讓給法國，就更不要說是比利時了。比利時哪一點違反了普魯士的國家利益？普魯士人自古以來，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一個東歐國家。普魯士跟比利時往日無怨近日無仇，將來也是只有共同利益沒有共同仇怨。為了比利時而得罪英國人，按照舊普魯士貴族的角度來講，那一定是極其發瘋的舉動。巴伐利亞人和西歐人可能跟比利時人有矛盾，但是普魯士人絕對沒有矛盾。普魯士如果不到萊茵河以西去發展的話，巴伐利亞人跟比利時人有矛盾對普魯士人只有好處；但是占了萊茵河以西的土地以後，為了統戰巴伐利亞人而發明大德意志民族，大德意志民族的外交回旋餘地就一點也沒有了。小小的普魯士看似軟弱，但它在外交上是極其靈活的，可以立於不敗之地；強大的德意志帝國看似強大，但是它四面八方都被綁死了，所有人都是它的敵人。它為了維持德意志帝國，就必須搞到英國人、法國人和俄國人全都是它的不共戴天之敵，因此它就非死不可。所以，發明大德意志民族這件事情就導致德意志帝國非死不可。

[00:45:25]發明中華民族這件事情也是這樣的。發明了中華民族以後，為了照顧吳越資產階級、南粵資產階級、巴蜀資產階級的各種利益，特別是那些已經受到過共產黨一次損害、決不能忍受第二次損害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共產黨在貿易上是無法退縮的。而它無法退縮這件事情會在普通的美國吃瓜群眾中間引起這樣的感想：共產黨永遠是共產黨，這都是共產黨壞。他們不知道，這些事情其實是共產黨原來的敵人 — — 現在的改革開放幹部搞出來的事情。真正的老共產黨，延安知識分子和延安幹部，其實如果共產黨只有延安的話，他才不在乎什麼狗屁資產階級貿易。貿易都是資產階級的事情，我又賺不到錢，我只需要潘漢年搞一點匪諜活動就行了。你們廣東資產階級賺不賺錢，這筆錢是不是讓越南資產階級分去了，這跟我有什麼關係？越南資產階級發財了，廣東資產階級破產了，資產階級狗咬狗，有我什麼關係？共產黨會淪落到為了維護廣東資產階級的利益跟美國人翻臉、而讓越南資產階級佔便宜這件事情，對於延安的知識分子和共產黨老幹部來說，那絕對是普魯士東方貴族看到普魯士不得不為了巴伐利亞而跟比利時和英國開戰一樣荒謬的事情。但是現在他們不得不這麼做，因為他們已經走到這一步了，除非他們肯放棄中華民族。如果不放棄中華民族的話，這些事情都要變成他們的罪惡了，他們要為此而得罪越南人、日本人和美國人，這都是發明了中華民族的惡果，被綁上了中華民族這個戰車的結果。

[00:47:02]而改革開放幹部基本上就是過去被打倒的舊地主舊資產階級的舊人，他們在這方面是特別沒有回旋餘地的。他們的地位像什麼呢？因為我出身於這個階級，我知道這個階級所有的弱點。他們是頭腦不清的人，他們認為共產黨打倒了他們，共產黨就是無所不能的，所以現在可以靠著共產黨去爭霸世界。他們完全不知道，共產黨的勝利是靠著蘇聯和日本這些各種活動，不斷背叛、不斷鑽空子的結果。這個看法就很像俾斯麥快要下臺的那幾年德國殖民協會的那些德國新資本家、反英運動和海軍運動的主要提倡者對普魯士容克地主的看法：我是知道的，普魯士容克地主雖然有一定的戰鬥力，但它主要是東歐國家，它能夠變成西歐強國，主要是靠當英國人的馬前卒，以及拿英國人的貸款去打法國人、打奧地利人、打俄國人，漸漸成長起來的，主要是靠外交上鑽空子。

[00:48:07]普魯士能夠被英國人利用的主要原因就是，它沒有海軍，也沒有海上野心，它是一個純粹的陸上國家，只有陸地上的野心，這樣的盟國對英國來說最省心了。英國人的敵人是什麼呢？英國人的敵人全是海上強國，荷蘭、法國、西班牙之類的，陸上強國對英國不構成任何威脅。如果一個國家像普魯士那樣只有陸地野心而在海上毫無勢力，沒有勢力，想有野心也是不可能的，那麼這樣的盟國對英國人是太理想了。它無論打誰，都是在打英國人的敵人。在英國人的支持下，它的實力不斷脹大。但是普法戰爭使被托馬斯·曼(Thomas Mann)和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以及德國人文知識分子罵成是市儈的那一批新資產階級完全不知道普魯士是怎樣起家的，他們以為普魯士連強大的法國都能打贏，它是無所不能的。是他們，而不是普魯士的舊貴族，要求普魯士走殖民擴張和海軍擴張的路線。這條路線使德國取代法國變成了英國的主要敵人，註定了德國的毀滅。這條路線是俾斯麥和德國舊貴族堅決反對的。而普魯士舊的容克貴族是只對東歐有利益，是根本不高興搞海上利益的。但是英美的民主的公眾對這一點是不明白的，他們看到普魯士容克貴族這麼能打，以為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容克貴族搞出來的，反而把普魯士當作罪魁禍首，在二戰以後果斷地解散了普魯士邦。

[00:49:36]其實普魯士在這件事情上很冤枉，是犧牲品，但它也不冤枉，誰讓你不發明普魯士民族而去發明大德意志民族呢。發明大德意志民族的結果是，產生了一個依靠大德意志民族發財的新資產階級。這批資產階級對容克貴族的態度，就是德國文學經常描繪的那種市儈態度：無限崇拜容克貴族的武力，因為他們自身沒有軍事政治經驗；另一方面，正因為他們沒有軍事政治經驗，所以他們真的以為容克貴族在過去一百多年連戰連勝就是無所不能的，下一次打英國人也一定能贏。以前幾次我們靠搭容克貴族的便車，我們贏了，勝利果實由我們這些資產階級分了，現在我們再唆使綁架容克貴族去打一仗，我們再分一份勝利果實好不好。於是，他們就落到了集體毀滅的下場。他們的做法就很像是袁世凱身邊的袁克定。袁世凱還不怎麼想當皇帝，而袁克定很積極。袁世凱是具有政治經驗的，他知道當皇帝沒那麼容易，而且萬一失敗了，好不容易得到的總統都不一定能保得住。而袁克定呢，他什麼代價都沒有出，出力的全是他老爸。如果當上了皇帝，他順利當太子，免費午餐。所以，他瘋狂地要袁世凱當皇帝，而袁世凱還要各方面試探一下。最後袁世凱當皇帝不成功的時候拼命罵袁克定，說你害了老爸。世界上這種事情都是這個樣子的。

[00:51:00]現在共產黨黨內的改革開放幹部，就是袁克定和德國資產階級這種人。而且他們還要加上一層巴伐利亞因素，因為他們是1978年以前被共產黨整得死去活來、險些沒有斷氣、但在1978年以後因為共產黨搞市場經濟以後突然有了利用價值的這一批人。他們既是共產黨搞共產主義革命的主要受害者，又是共產黨搞改革開放的主要受益者。搞改革開放雖然共產黨也是受益者，不搞改革開放共產黨可能現在已經死了，但是共產黨的老幹部，一部分是共產國際訓練出來的那批黃俄匪諜，他們搞恐怖主義是特長，而搞經濟他們並不擅長，做生意他們不懂，搞經營他們不懂，另一部分是1949年以後提拔起來的貧下中農幹部和工人階級幹部，他們在舊資產階級統治下是打工仔，他們懂個屁，這兩種人在改革開放的情況下也就是給他們漲漲工資而已。而改革開放幹部是誰呢？是舊地主舊資產階級出身的。他們過去是幹什麼的呢？他們過去是侍候大英帝國、大日本帝國的，在這些人的保衛之下做生意，他們本來就會做生意。所以，現在換了一個主人，他們繼續做生意，發財大部分發到他們口袋裡面了，尤其是黑金、半黑半白金和各種主要金。你知道，要漲工資，固定工資肯定是有限的，但是黑金則是無限的。你如果當共產黨的正式公務員，再怎麼給你漲工資也就是那麼幾千塊錢了；如果你在共產黨的保護之下去搞什麼全球公司之類的，幾百萬幾千萬要多少錢有多少錢。於是共產黨老幹部憤怒地發現，改革開放養肥了他自己的階級敵人，而且是跟他們講仇的階級敵人，他們不可能不擁護習近平來打倒這些階級敵人。

[00:52:50]但是問題在於，這些階級敵人是共產黨主要的財政資源，而且跟1978年的情況不一樣，他們現在在黨內已經有了自己的代理人，不見得就會束手就斃，於是就產生了中華民族這個怪胎。看上去能夠使黨內矛盾和國內矛盾得以解決的唯一手段就是，中國走納粹道路，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主，用國外搶來的更多蛋糕，比如說到臺灣去把臺灣的技術和資本拿下來，再分給大家，各人都有好處，那麼原先這些看上去是不解之仇的矛盾就可以解開了。德意志第二帝國在1914年也處在這種情況。如果得不到英國的殖民地、法國和比利時的土地的話，那麼普魯士和巴伐利亞的矛盾擺不平，普魯士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矛盾擺不平，資產階級和容克貴族的矛盾擺不平。這些矛盾要擺平，只有德意志帝國征服世界。而征服世界的結果是，所有參加征服世界的各方落到了共同毀滅的結果。現在，你面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時此刻就面臨著這種情況。貿易戰不可能解決。貿易戰如果按照川普的條件或者按照任何條件來解決，都意味著改革開放幹部跟黃俄老幹部和無產階級幹部之間本來就有的矛盾立刻重新爆發。不解決的結果，共產黨就要走納粹道路，必然會跟以美國為首的整個世界體系 — — 就像德國當年跟以英國為首的世界體系一樣發生正面衝突。

[00:54:24]當然，這個聯盟本質上也是建立在不正義的基礎上的，是建立在苟且和曖昧的基礎上的。本來從巴伐利亞人的角度來講普法戰爭就是不正義的，你加入到不正義的這一方去分法國人的勝利果實，等於就是像共產黨以前經常做的那樣，用你親戚朋友的肉來養你。這種事情共產黨幹過很多次，比如說它打進四川的時候（我相信它打進上海、滿洲和其他地方也都是這樣的），有一部分人會投共，然後共產黨就會獎勵這些人，獎勵他的東西是什麼呢？不是共產黨自己的東西，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它是一無所有的，它會拿它敵人的肉來獎勵給你。於是這樣做有好處，一方面是打擊了敵人、獎勵了走狗，另一方面在原先的異己勢力內部激起了不解的深仇。比如說，像我的家族就是，有一部分人投共了，他得到的那些好處是從誰手裡面來的呢？是從因為反共而遭到迫害的那些人手裡面得到的。於是，原來是一夥人的，現在彼此之間的仇恨比起他們跟共產黨的仇恨還要多。這個仇恨保證他們失去了反抗共產黨的力量，但是社會空氣被整個毒化了。分化瓦解，就是用你的姨太太來反對你，發動你的兒子來反對父親，發動老婆來反對丈夫，這是共產黨一貫的解構手法。

[00:55:46]這些解構手法當然也等於是甄別。例如像《桂河大橋》這部電影就有一個情節就是，日本人要被俘的英國軍官一起幹活，英國士兵站出來說，我們英國人的規矩就是軍官永遠不幹活，殺了我們，我們也不會幹活。請問，這些英國士兵是在幹什麼？他們是在維護英國軍官的階級地位。因為英國貴族軍官是他們的領袖，英國貴族軍官在，英國人的勢力就在，沒有了以後，他們就全都是一樣的降虜了。當然日本人自己也是貴族，所以他們不會真的搞階級鬥爭。如果是共產黨的話，它就會說，你們英國士兵，特別是如果你有黑人士兵的話，共產黨對於美國黑人士兵就會說，你們是被白人和貴族壓迫的，我們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反對你們貴族。如果他們聽了的話，你們的組織就解體了，你們的共同體就解體了，然後它就可以順利前進了。所以，共產主義擴張就是一個甄別。如果貧下中農、姨太太、兒子、紅衛兵真的站起來反對他們的領袖的話，那麼你原來的體系就解體了，你就被共產黨征服了；如果你像《桂河大橋》裡面的英國士兵一樣，英國無產階級堅決支持英國貴族，那麼你無懈可擊，共產黨就失敗了。這就是一個甄別，它能夠解構得動的，就是共同體建構得不太好的。建構得不太好有很多方面，大義名分是一部分。比如說，國民黨要策動一批青年党來投靠國民黨，它可以這麼說：青年党是什麼？青年党是“中國青年黨”。雖然四川的青年党實際上是四川軍閥和地方勢力的一面旗幟，但是他可以說，你們青年党只不過是主張聯省自治，聯省自治是要四川自治，還沒有讓四川獨立，所以你們還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所以，你們青年党的一部分帶著你們的軍隊去投靠我們國民黨，這不算不忠不義吧。因此，他心理上的抵抗不大。然後共產黨又來了，它說國民黨和共產黨是內戰的一部分，你們原先是青年党，而且你們已經叛變過一次了，叛變第二次就更沒關係啦。

[00:57:53]你想，明朝末年的時候叛投滿清的那批人誰叛投得最厲害呢？是首先投降李自成的那一部分人。為什麼呢？他們當初投降李自成的時候以為，TMD，投降一次也就足夠了，李自成能夠建立一個二百年長治久安的王朝，我們可以當開國功臣，沒想到李自成過了兩天就垮了，清朝人入了關。這時候他們的節操已經一文不值了。這時候他們就算是反清反到底，殺了全家去反清，他們也是貳臣了。他們已經投降過李自成了，將來的任何歷史學家都不能說他是大明的忠臣了。相反，投靠清朝至少還可以有眼前的榮華富貴。如果清朝成功了，面子已經沒有了，我們只有追求面子了，所以我們就為清朝忠心地服務吧。當初拒絕投靠李自成、千辛萬苦從北京南下逃到南京、企圖抵抗李自成的那批人，清兵南下的時候他們可以抵抗清兵，為什麼？沒有裡子至少還有面子，就算我被清兵殺了，就算大明朝滅了，我知道的，將來的歷史學家是要編明史、清史的，我肯定是大明朝的忠臣，我雖然輸了，但是我的節操是完整的。例如我自己家族裡面的事情，我以前曾經講過，我家族裡面就是三個黨派，青年党、國民黨和共產黨。國民黨和共產黨其實是同一撥人。就是投降了國民黨的那些人，順利地投降了共產黨。為什麼？因為你反正做不成忠臣了，做不成忠臣，那我還不如追求成功。可以做忠臣的那一部分，面子還是很重要的，我就算失敗，我可以失敗得很有面子，所以我就要面子了；面子已經沒有份了，我就要裡子吧。故事就是這樣展開的。

[00:59:31]共產黨在改革開放以後發明中華民族，實際上就是要把1928年以前反對國民黨的那些人、1928年到1949年之間跟著國民黨反對共產黨的那些人、以及1949年以後跟著共產黨的那些人統統統戰起來。大家向前看嘛，過去誰坑了誰，誰害了誰，誰有理誰沒理，現在先不要說了，不要錯過眼前悶聲發大財的機會呀。你們過去的時候在袁世凱同志和大正天皇在的那些年代掙的那些錢說起來也不過就只有幾百幾千塊錢，美國人這方面的錢可有幾百萬幾千萬呢。你們為了幾百幾千塊錢的舊仇舊怨而把這幾百萬幾千萬都給錯過了，是不是很可惜呀。接受了這個統戰的人，那就算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了，以後我估計你就很難下船了，這就是一個代價。然後他們就像是當初投靠了李自成的那些北京士大夫一樣，改革開放的路走不通以後被迫以中華民族的名義跟美國決鬥的時候，他們就只能像巴伐利亞人、普魯士人、德國資產階級和容克地主一樣全部同歸於盡了。而我在這個時候建立大蜀民國，實際含義就是，當初沒有被你們統戰過去的那些少數人、執拗的原教旨主義者諸如此類的人，現在因為你們的失敗而我們時來運轉了，我們變成了唯一的抵抗力量和唯一的正統勢力，以後拿著紅藍鉛筆劃地圖就是我們的事情了。

[01:00:57]當然，我現在誠實地說一句，當初我跟那些人鬧彆扭鬧翻的原因基本上就是一個階級鬥爭的原因，跟錫克教徒不能容許穆斯林和印度人占上風的原因是一樣的。就是說，你們原先是不如我的人，如果統戰成功，那就會出現這樣一個現象：第一，我們現在是一家人了，不是一家人不好比，不同系列裡面的階級地位沒法比，而現在我們可以比階級了；第二，這個階級地位至少是跟工作年齡很有關係，投共越早，階級地位越高。TMD，像我們這些忠貞分子，忠貞到最後，結果是，投共最晚，反而階級地位最低。你TMD在1948年帶槍投共，變成老幹部了；而我還在辛辛苦苦當技術人員，聽你這個老幹部的領導。老實說，我寧可讓斯大林同志直接領導我，我都不能讓你領導。如果俄羅斯人或者八個大大來統一中國，我倒是能夠忍受，因為他們跟我沒有關係。我擁護他們像擁護康熙皇帝一樣，一點心理障礙也沒有。但是擁護你們，老實說吧，共產黨如果把你們殺光了以後再來統戰我，我說不定還願意答應；但是共產黨先用了你們再來統戰我，那就是辜負了我的忠義。讓我做你們的下屬，就憑我會做你們下屬這一點，我就要連你帶共產黨一起打倒。就為了這個階級鬥爭的理由，我沒法跟你們合作。最核心、最簡單的理由就是這個樣子的。跟國民黨和臺灣的理由也就是這樣的，如果國民黨堅持反攻大陸，我可能會堅決主張，國民黨應該首先把你們這些台獨分子殺光，以免在反攻大陸的時候在背後留下隱患，我現在會跳著腳說國民黨殺人殺得不夠徹底，應該軍法管制，把所有台獨分子殺光，然後一起反攻大陸；但是既然國民黨被共產黨統戰了，那麼我的立場就要反過來，堅決支持台獨分子殺光所有的國民黨人，以免給共產黨進攻臺灣提供便利。

[01:02:51]但是如果你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說的話，你會不會覺得我是一個自相矛盾的人？但是一點都不。這裡面的階級的邏輯性是完全一貫。臺灣人怎麼樣，國民黨怎麼樣，對我來說其實是一點關係都沒有的，你們全都是外人。伊斯蘭教徒是好是壞，對我一點關係都沒有。中國基督教徒是好是壞，斯大林元帥是好是壞，對我一點關係都沒有。我關心的就是，在我自己這個小小的序列內部，我不能把我自己弄成是最終失敗和錯誤的一方，讓我的子孫後代失去了歷史記憶，變成一個中國人，然後在這個歷史序列當中，那些不忠不義的壞人變成了正確的一方，而你們的忠義將會完全被辜負，你們的所作所為不但沒有好處，反而對自己有害，這是不行的。現在就差一口氣，仗就要打贏了。現在不打，以前做的努力全都要辜負了。現在投入最後一個銅幣、仗就要打贏的時候，就是死也得非打下去不可。等共產黨垮了以後，我們就是最正確的一方，過去吃的虧全都可以補償回來，過去不忠不義的那些人全都要跪倒在我們腳下，聽從我們的審判。這就是一個階級鬥爭的問題。階級鬥爭在哪裡最強烈呢？就是在傳統的共同體內部。在面臨外來壓力的情況下，像《三國演義》裡面東吳在赤壁之戰以前那樣一部分人要投降、一部分人要抗戰的那種情況下，共同體的邊界就要重劃。然後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生階級鬥爭和民族發明同時展開的過程，而民族發明的主要動力就是階級鬥爭的動力。

[01:04:36]這裡面其實主要的教訓就是，你不能用思想史去分析政治史，這是完全不靠譜的。用政治史去分析思想史，在很多情況下是靠譜的。例如像是李公朴和聞一多那種人，我敢肯定他們也是像我這種情況。為什麼呢？聞一多在西安事變的時候是瘋狂擁蔣的人，結果卻變成在政協會議的時候瘋狂反蔣。李公樸在清黨的時候是瘋狂反共的人，結果在政協會議的時候變成瘋狂擁共。這些事情怎麼解釋呢？都不是思想史自身發展的結果。像李大釗那種人，在二次革命的時候堅決鎮壓國民黨，然後突然變成蘇聯的走狗了。他是政治家而不是思想家。現在研究李大釗的人全把他當成思想家來研究，那完全是扯淡的事情，他的思想根本是斷裂的。只不過他原先是北洋政府、章士釗、段祺瑞的走狗，然後章士釗和段祺瑞倒臺以後他需要尋找新的主人，他變成了蘇聯的走狗，於是他的思想就整個變了，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01:05:36]主持人：您剛才提到臺灣內部的這些結構性因素，包括國民黨和臺灣本土的台獨以及之前日本時代的資本家在政治上的後裔。講到最後，槍還是最重要的，印度的錫克教徒非常勇猛善戰。而臺灣的原住民事實上在從國民黨帶來的軍隊到之後改組的中華民國的軍隊的轉變過程中，雖然他們本來的武德已經被國民黨腐蝕，但他們還是占臺灣特戰部隊的半數以上。如果臺灣人把這些勇猛的原住民統戰起來，我們說我們大家都是臺灣人，那我們把國民黨跟這些中國人排除出去，搞一個福摩薩聯合君主國，這樣有沒有搞頭？

[01:06:29]劉仲敬：當然可以。這個主要取決於國民黨自身的做法。國民黨越是投共，這種事情就越好辦。因為臺灣的實質主權是屬美國的，而誰在關鍵時刻站錯了隊，誰就自然而然會失去一切，失去一切以後，你在美國人那裡得到的待遇可能還好一點，在自己最近的階級敵人面前得到的待遇絕對不會好，你就等於是處在任人宰割的狀態了。實際上這就是間不容髮的狀態，就是說老二和老三是掐得最緊的，老二和老大之間還掐得不那麼緊。老二如果要挑戰老大的話，一般來說首先會遭到老三和老四的合擊。世界歷史上一般都是這麼搞的。歷史上的霸權國家在它衰落的時候，一般來說主要挑戰者都是不得好死的。一般來說，霸權總會轉移到主要的助手手裡面，像美國接替英國這樣。中國只要進入了挑戰美國的角色，那就很清楚它的結局了：它將來會像挑戰過英國的歐洲大陸列強一樣遭到瓜分。然後在這個瓜分的過程中間是大有可為的。原先押錯了注的那些人都會損失慘重，慘到難以形容，比1949年還要慘。當然臺灣的情況也就是這樣的，國民黨這一注賭輸了以後就無家可歸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