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訪談 067 @ 20191211 論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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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7]主持人:本周想問一下關於馬家軍(西北軍)的問題。我們都知道,馬家軍是起源於清末爆發的同治的陝甘回變。之後他們被招降以後,無論是在清朝末年、北洋政府時期還是後來的國民政府時期,他們都能夠在象徵性承認中央政府的前提下保持他們自己在西北地方的治理能力。而且他們也試圖消滅任何損害其統治的其他勢力,包括共產黨和國民政府,甚至包括日軍。請您簡述一下,這群我們所謂的馬家軍或者所謂的回民,他們當初是怎麼樣在清帝國的國際體系裡面存活下來的?
[00:00:57]劉仲敬:對於我來說,我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每個人都是從自己的特殊視角出發的,如果換別的視角來看的話就不一定有參考價值了。但是隨便換了視角以後你自己的啟發性可能也消失了,所以我還是照我的角度來講。從我的角度來講,所謂的西北回民問題是一個很好的樣本——關於不可靠敘事者敘述的歷史,因為我是從不可靠敘事者出發的。這個跟比如說我如果是一個天生的愛爾蘭人、非洲黑人或者英國人的立場是不一樣的,我完全是從漢語記載來開始分析的。這就像是你看唐人街的歷史一樣,就是依靠不可靠敘事者。不可靠敘事者一開始對你撒謊,而你像小孩子一樣,小孩子最初是不會懷疑父母的,然後他長大了以後漸漸就會明白人是會撒謊的。這就要涉及到一個根本性的可靠性問題。首先,共產黨是一個系統性撒謊的集團。但是,被它統治的蘇聯和東歐社會並不是系統性撒謊的集團。它們有個別撒謊的地方,但是正如所有的個別撒謊者一樣,它們所撒的謊是向四面八方隨機分佈的,不是像共產黨那樣集中指向一個方向的。中國也是共產黨統治的地方,但是中國完全不同于蘇聯和東歐。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所有使用漢語的人口,至少是士大夫階級——不,絕不是只有士大夫階級,現在我可以肯定,包括最赤貧的無產階級,他們也有自己的系統性撒謊機制。而且這個撒謊機制跟共產黨的撒謊機制是有底層暗合的,就是一種無產階級心理學,堅定不移地要扭曲對社會的看法。
[00:03:00]比如說,就像托爾斯泰說的那樣,妓女一定把員警說成是壞人。而且有一定的依據:員警也是自私自利的人,他理論上說是為皇帝服務或者為社會利益服務,實際上他是在打著為社會服務的幌子的情況下盡可能地為自己多撈好處。但是反過來說,一個維持得下去的社會,員警其實就像是正統的士大夫文官一樣,是兩者都幹的。他們在效忠于皇帝的過程中盡可能地維持私利,但是你也不能說他們真的就是皇帝的叛徒。明目張膽地反對皇帝,一般他們也不幹。明目張膽地反對社會,員警也不見得肯幹。他只是在公私兩者之間走鋼絲而已。但是妓女和盜賊就可以根據員警實際上自私自利的那一層,把他還是為公家做了一定工作的這一層完全抹去,把他們說成跟盜匪集團差不多。然後,反過來把自己美化成為江湖俠義道之類的。這些也不完全是假的。在黑社會當中,你如果不是一個有擔當的大哥,你是攏不住小弟的。你可以心狠手辣,貪婪無恥,但是你要是一個有擔當的好漢才行。所以,你在你那個集團中間當好漢的時候,你實際上也產生了秩序。這個秩序跟員警聲稱他維持的國家秩序一樣,也有它的受益者。在它的受益者面前,你跟他的關係就像是皇帝跟大臣的關係一樣。儒家的大臣受益于皇帝的秩序,而黑社會小弟受益于黑社會大哥輸出的秩序。但是儘管如此,妓女和盜賊眼中的世界觀仍然是扭曲的。在這個世界觀當中,世界是他們這些江湖好漢跟員警和虛偽的資產階級不斷進行鬥爭的過程,他們是經常取得勝利的。這個世界觀使他們不可能脫離他們所在的環境。就像托爾斯泰所說的那樣,絕不是像天真的慈善家想的那樣,我只要給你們點好處,讓你們有機會上升到中產階級的水準,你們就會馬上興高采烈地過來。其實根本不是,人家反而會把你當作傻瓜。在自己的生態位中,他們並不覺得自己是失敗者,而是覺得自己是成功者。這才是最大的麻煩。
[00:05:18]而中國比如說跟波蘭和俄國不一樣。很多人所說的那種天問,為什麼華人總是要擁護共產黨,而俄羅斯人或者古巴人絕對不會?其實道理是很簡單的:俄羅斯人和古巴人並不是無產階級,而中國人是無產階級。不是無產階級和是無產階級,他們在心理結構上是不一樣的。不是無產階級的人可以被共產黨的謊言和暴力劫持一段時間,但是他們內心的心理結構是不同的。而無產階級的心理結構等於是一種未加修飾和升級的共產主義。在這一方面,列寧主義者說的是對的,就是說,沒有列寧党的領導,無產階級沒有辦法昇華他們的利益,因此就鬥不過資產階級。表面上看,膚淺的左派,像喬治·奧威爾這樣的左派,社會民主黨和工黨這些人,一致地說:“共產黨根本不是無產階級的代表。鐵的事實證明,共產黨虐待無產階級比任何資產階級和封建領主都要厲害得多。如果說有誰是無產階級的代表,我們社會民主黨才是,我們真正為工人階級做了好事。你們共產黨瘋狂地虐待工人階級,把數百萬的工農送到西伯利亞去,幹出了沙皇從來沒有幹的事情,而你們還有臉說你們代表無產階級?”但是列寧主義者也沒有說錯。社會民主黨或者一般的左派其實只是資產階級的改良派。他們搞的那一套並不是顛覆資產階級,而是修正資產階級。儘管列寧主義者在物質上、從個人層面上來講嚴重地虐待無產階級,但是只有他們才能把無產階級對世界的扭曲看法上升為統治的意識形態,以及具體化為有暴力和有物質基礎的統治結構;而社會民主黨顯然不是,它是在資本主義統治結構之上做了細節修正,在物質上改善了無產階級的生活水準,僅此而已。
[00:07:20]無產階級的結構是什麼?就是我剛才描繪的扭曲的心理結構。他們對世界的敘事是不可靠敘事。但是我們要注意,所有人的敘事都是不可靠敘事,只有上帝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的眼中有可靠敘事,人不可能做到可靠敘事。僅僅是憑人類記憶力的缺陷,這一點就做不到。所謂的一面之詞,如果你只瞭解某一方而完全不瞭解另外一方,你幾乎無法避免地會偏袒你瞭解很多的一方,而對你很不瞭解的一方很不公正。這就是法官一定要聽兩方面說辭的緣故。同一件事情,兩方面的人都會有不同的說辭。如果只聽一方面的,你會不由自主地被他拉過去。但是人有可能瞭解所有的知識嗎?不可能的。所有人的知識都是,有些地方密度高,另一些地方密度低。就憑你並非全知全能這一點,你的敘事就是不可靠敘事。但是反過來說,是不是真的天下烏鴉一般黑,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以所有的人都是不可靠的,他們敘事的準確度都一樣?那就是等於說,博雅教育根本沒有用,《資治通鑒》給皇帝寫了也是白寫。那還真是不一樣的。皇帝拿著十八省的報告全都看過了,跟一個腳下沒有出過本鄉本土的土秀才和只能看本縣公文的縣令相比,他們看到的東西是不一樣的。你還得承認,皇帝的比例感真的是比縣令和鄉下人要好一些。但是這個前提是,皇帝接到的報告是真的。如果皇帝接到的報告全是偽造出來的,那麼他的判斷就很有可能比不上一個鄉下人。鄉下人雖然不瞭解本鄉以外的東西,但是他看到的東西是真的。就好像說,一塊麵包不值錢,但它是真的;一百萬的鈔票雖然比一塊麵包值錢,但是前提條件是它是真鈔票,如果是假鈔票,它還不如一塊麵包值錢。鄉下人和窮人的經驗就是那一塊小小的麵包而已。有很多辦法可以使你的見識的準確性雖然達不到全知全能的水準、但是可以比其他見識更狹隘或者階級地位更低的人更準確。實際情況就是,一般來說,階級地位更高的人,他的判斷是要更可靠一些,就是因為他比較見多識廣的緣故。
[00:09:48]而中國人和共產主義的天然契合性,奧妙就在於列寧主義者所說的這個樣子:中國人是國際政治意義上的無產階級。而列寧主義跟馬克思主義要害的不同之處就是,它不是純社會性的。馬克思主義是不講國際關係的,就只是社會上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種關係。列寧主義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失敗的一個回答。馬克思主義在歐洲搞了一百年,什麼屁名堂也沒有搞出來。它那種資本主義必然自我滅亡的邏輯好像不大正確,資本主義好像越來越強了,而工人階級的日子越來越好。列寧主義必須解釋為什麼馬克思錯了。馬克思說工人階級會逐漸貧困化,社會兩極分化,為什麼至少德國工人和英國工人的日子會越來越好過呢?於是列寧主義的解釋出現了:因為德國和英國、乃至於整個歐洲的工人階級不再是被統治階級了。他們在英國和德國還是局部意義上的被統治階級,但是在世界格局當中,他們已經跟英國資產階級和德國資產階級一樣,變成了全世界的統治者。從非洲人和亞洲人的角度來講,英國工人和德國工人不是被統治者,而是統治階級內部比較邊緣的一部分,他們分享了統治者的紅利。因此就產生了下一個推論:第三世界國家的資產階級勢力,比如說國民黨和印尼的穆斯林聯盟,我們不能把他們當資產階級對待。在國際階級鬥爭中間,他們是站在無產階級和被統治者一邊的。我們要統戰國民黨,統戰納賽爾,統戰蘇加諾,因為他們是反帝的力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鬥爭是次要的,帝國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鬥爭才是主要的,次要矛盾服從於主要矛盾。反過來,英國的社會民主黨和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包括俄羅斯的社會民主黨,克倫斯基之流,他們是我們的盟友嗎?不是的。克倫斯基把俄國變成了英法的附庸國,他是反帝鬥爭最危險的敵人,比科爾尼洛夫將軍和立憲民主黨還要危險。英國和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是敵人,儘管他們全都是工人出身的,但是他們還是階級敵人;而國民黨和納賽爾,儘管他們鎮壓本國的工人運動,但是他們還是朋友。
[00:12:10]然後你就可以解釋列寧主義的邏輯了。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在奪取政權方面是不成功的。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只能在資產階級體制當中充當統戰花瓶,修正和執行資產階級的政策。能夠獨立建國的都是列寧主義政黨。那就出現了這樣一個問題:無產階級現在是國際性的東西,誰是最徹底的無產階級呢?就是在國際體系當中、在過去幾千年的文明史當中一直淪落到被殖民者地位的這種人。有過統治階級經驗的人,他們的心理結構和社會結構跟列寧主義是格格不入的。例如,波蘭人自古以來就是統治階級,在奧匈帝國也是統治階級,他們沒有辦法忍受這樣一個邏輯。俄羅斯人要好一些,但是俄羅斯人在面對亞洲的時候,自古以來就是蒙古人和突厥人的征服者。而蒙古人和突厥人自己已經是帝國征服者了。誰自古以來一直是降虜呢?那麼答案當然就只有中國才是。所以,中國人只有擁護共產主義,才能夠實現他們扭曲的世界結構。只有共產黨人,才能夠把他們內心的隱秘願望和時時刻刻都感到的世界的不公糾正過來。這就是為什麼共產黨虐待他們比任何帝國主義、比滿洲人和蒙古人都要殘酷得多,而他們仍然要擁護共產黨的根本原因。我們不能自欺欺人地說中國人不擁護共產黨,至少中國的無產階級是擁護共產黨的。而且他們是在明知道只有共產黨會把他們活活餓死的情況之下還要繼續這麼做的,因為共產黨能夠欺淩他們嫉妒的對象,而他們自己卻是做不到這一點的。
[00:13:57]穆斯林問題就是一個典型的不可靠敘事者敘事的結果。弱者要把比自己強的人說得很弱,以便使自己得到心理安慰。壞人要把比自己好的人(當然所有人也都可以說是壞人,但是我們還得承認天下烏鴉並不是一般黑,總有一些人比其他人好一些)說得比自己更壞,造成了扭曲。在這一方面,我們要注意,自由主義者現在是士大夫階級,他們的邏輯其實是儒家式的。這就是為什麼你看何清漣這些人往往把西方文明說得是極其岌岌可危的樣子。但是實際上,自發秩序不會岌岌可危的。你要是說黑市商人或者海盜貿易者會岌岌可危,那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他們從來不做虧本生意,一定是有利可圖他們才去幹的。這些人心目中的自由秩序實際上是一個沒有皇帝的儒家秩序。什麼是儒家秩序呢?我說的不是孔子,孔子是封建秩序的人。宋明的儒家秩序的意思就是,把根本不是儒家的蠻族征服者通過儒家教育的方式變成儒家。怎樣才叫儒家秩序呢?聘請一幫學通了儒家學說的士大夫去做官就叫儒家秩序。費拉右派心目中的自由民主就是,社會本來是不可能自由民主的,但是在一幫學通了——注意,學通的不是四書五經,而是西方自由主義經典的知識份子的偉大領導之下實現了自由民主。如果這些人不當領導,如果你們不聽這些偉大知識份子的話,自由民主就要垮臺了。這就是他們心目中的自由民主。這個不是他們開頭的,胡適心目中的自由民主也是這樣的,他就是把蔣介石當滿洲人。蔣介石推翻北洋政府這件事情很明顯是違反憲政的,但是大清國已經入關了,我們的正確做法就是把康熙皇帝教育成為儒家的門徒,把蔣介石這個列寧党人教育成為自由民主的門徒。所謂的三十年代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就是專門幹這個事情的。所以,你很快就可以看到費拉右派幹出什麼事情來了,因為他們是准士大夫階級,他們想像的世界就是這個樣子的。
[00:16:06]然後,當他們發現有些人並不聽他們教育的時候,他們就呼天搶地,覺得如果川普不把穆斯林關進集中營(這當然是川普不想做也根本做不到的事情),那麼穆斯林就會征服西方。但是要按照他們的邏輯來講,你不做習近平和陳全國,做到那些事情是不可能的。第一,你們不肯生孩子,而穆斯林願意生孩子;第二,孩子是穆斯林養大的,他不可能不愛養他的父母,而愛你們這些不出一點力氣、除了自己的口水以外什麼都不出的人。你怎樣才能讓長大了的孩子不聽自己父母的話,卻要聽這些成天逼逼逼、而且還不一定比自己父母逼逼逼得好的人的話?除了把他們關進集中營強制教育以外還有什麼辦法?按照他們對自由秩序的偉大理解,因為我們講得是如此高明,等你們長大以後就會背叛你們父母的宗教,然後來聽我們的,被我們啟蒙以後,自由民主就建立了。然後他們發現,願意聽我們話的人就是跟我們一樣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全人類大多數根本不願意聽我們的話。那就出現了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怎麼樣才能強迫他們聽我們的話呢?好像辦法只有一個,唯一的辦法就是把他們從父母家裡抓起來送進集中營裡面,一天到晚狠狠地揍他們,直到他們自願在挨揍挨得受不了的情況下宣佈他們熱愛習近平和熱愛習近平語錄。但是這樣又有一個嚴重問題:是誰能夠揍他們呢?是習近平,因此習近平必然要教他們讀習近平語錄,而不會教他們讀何清漣語錄或者自由主義思想家偉大著作選輯。自由主義思想家偉大著作選輯要能行得通,除非自由主義思想家組織一支軍隊去執行他們的偉大語錄。
[00:17:56]這樣一來,好像共產黨和穆斯林都不能讓他們滿意,而他們自己的自由民主思想跟儒家士大夫一樣的軟弱。而且他們還不如儒家士大夫,儒家士大夫至少還出了一個曾國藩,還能練一支湘軍,使得滿洲皇帝和無產階級都有點怕他們。事情搞到這一步,如果你有一點點誠實的話,你就得承認,好像沒有武力是萬萬不行的。但是你不行,你不能承認。你要說,所有講武力的人都是恐怖分子。但是你自己是什麼人呢?你是依靠恐怖分子的殘羹剩飯過日子的人。你依靠美國人的保護,美國人是不是塔利班呢?建立美國的清教徒,按照他們當時的那種行為,跟你們現在所詛咒的塔利班的行為到底有什麼差別呢?說到這一步就沒法說了。就好像說,曾國藩絕對不能問八旗入關、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是不是正當的問題。如果清兵入關不正當,那他們就應該落到張獻忠的嘴裡面。事情搞到這一步,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真實的地位就已經很清楚了,是一幫搭便車的秩序消費者,不講儒家的儒家士大夫,僅此而已。他們所描繪的穆斯林,比如說對哲合忍耶派之類的描繪,都是從教義出發的,跟自發秩序的描繪方法恰好相反。
[00:19:09]我現在回過頭來講一下元明之際的外伊朗。所謂的外伊朗包括今天的甘肅、寧夏、青海,外伊朗的邊境在鳳翔。這個邊境不是我隨口拍腦袋說出來的,而是根據秦公大墓這些遠古時代的考古學遺址劃出的文化邊界。大體上來講,中國邊界跟殷商勢力最大的邊界差不多,到渭水中游為止。殷商風格的陶器和諸如此類的東西到此為止。渭水上游以西就是斯基泰風格的各種金銀器皿。有一個非常簡潔的標準可以判斷兩個文化區的差別,就是黃金和青銅。中國文化區的特點就是,寶器重器用青銅,黃金很少,頂多是用一點金箔之類的東西,不重要的。而西亞文化區,包括鳳翔以西的齊家文化之類的文化區,以及南方的巴蜀文化區,它們的特點是,它們跟匈奴人、斯基泰人、美索不達米亞人和埃及人一樣,是熱愛黃金的。它們最好的寶器,包括權杖之類的,是用黃金的。我們要注意,權杖也是西亞文化的特點。三星堆遺址最主要的特點就是,他們的王公或者祭司用大量的黃金權杖。你可以看出,埃及法老和美索不達米亞的國王們都是用的黃金權杖。鼎對他們並不重要,只是一個做飯的鍋而已,算不上什麼,而黃金才是他們的寶器。而中國文化區的特點是不重視黃金,而且黃金是很少的。主要的黃金來自於西非和北非,東亞不是黃金產區,東亞的黃金自古以來就非常少。青銅是寶器,權杖在東亞文化中根本不入流。這條文化邊界就在鳳翔,自古以來就沒有怎麼改變過。儘管上層的統治結構可以改變,但是底層的文化邊界差不多就在這個位置。
[00:21:15]外伊朗在元明之際的形勢是,這裡的主人實際上一直是蒙古人。蒙古人撤退的時候,沒有撤出今天的山西和陝西。徐達打了幾次敗仗以後,總算是控制了汾河河谷和渭水河谷。但是明朝對河西的統治就是一條線,跟漢朝沒有辦法相比。蒙古人經常是越過河西走廊長驅直入到西藏去跟喇嘛相會的。對於當地的居民來講,統治者,沒有問題,是蒙古人。蒙古貴族是當地的統治者。精神領袖是什麼呢?西藏的活佛。後來他們搞宗教改革,把八思巴大師的系統變成了現在的達賴喇嘛的格魯派。然後蒙古可汗又帶著他的大批隨從,像是日爾曼皇帝越過阿爾卑斯山去羅馬朝聖一樣,浩浩蕩蕩地一路開到青海的塔爾寺,在那裡跟達賴喇嘛的代表會合。然後雙方相互拍了一陣馬屁以後,達賴喇嘛表示尊奉蒙古皇帝為世界統治者,蒙古皇帝也表示尊奉達賴喇嘛為世界領袖。這個時候,大明還處在可以說是比較盛世的時代,但是廣大內亞草原上的居民根本就不把局促一隅的大明皇帝放在眼裡。就好像說是,十字軍戰士的眼裡根本就沒有奄奄一息的拜占庭皇帝。只有拜占庭宮廷贍養的那些拉丁文學者和士大夫,才覺得拜占庭皇帝才是羅馬繼承人。但是絕大部分的歐洲人認為,日爾曼人三分天下已有其二,自稱羅馬繼承人的可憐的希臘人已經是穆斯林絞索之下奄奄一息的一個廢物點心了。被皇漢和中國發明家、漢族發明家說成是國本所在的大明朝,其實就是這樣一個拜占庭帝國。在東亞的大多數人眼中看來,統治者就是蒙古人和西藏活佛。在這個時候,穆斯林在幹什麼呢?穆斯林只有一點點,他們是工匠、小手工業者、私塾先生這些人。他們的階級組成跟羅馬帝國末期的基督徒是差不多的。他們不是統治階級,但是也不是赤貧階級,是在現代社會被稱為中產階級下層的這些人。他們的特點是,他們完全沒有幾乎被蒙古人壟斷的貴族,也沒有上層的宗教領袖。這時候的伊斯蘭教是中產階級的宗教。但是他們有馬克斯·韋伯稱之為是資產階級倫理的那種東西,這種資產階級倫理至少能夠使他們在沒有打大仗、沒有發生社會性戰爭的情況下不斷擴張。
[00:24:12]這個擴張,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就是潮汕的基督徒。他們的階級來源是很清楚的,因為共產黨按照它的階級分析法查三代,把所有的敵對勢力都給查清楚了。他們的來源實際上是沿海地區的一些漁民、貧下中農和窮人。當基督教最初來到廣東沿海的時候,士大夫階級一般不奉教。原因是社會性的。他們已經有一定的做官的希望了,而做了基督徒,反而這輩子沒法做官了,因為你沒有辦法祭祖和祭墳之類的,那你就要被儒家團體所排斥,你是不孝,不孝的人是不能做官的。所以,你如果做了基督徒,至少在最初階段反而會出現階級下降。因此,傳教士對他們的工作基本是無效的。最初的那批基督徒是沒有功名的人,甚至也不是很有錢的人。大地主一般來說都是有功名的人。大地主和儒家士大夫是有同構關係的。沒有儒家這一套體系的保護,你很難做的成地主而長期財產不受損失的。你會遭到排斥,以後就做不成了。然後在大概一百多年的時間之內,他們漸漸變成了本地最富有的人。一部分是因為英語的緣故,他們接受的英語教育使他們比較容易做買辦,但是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的家庭倫理和社會倫理。他們的家庭更和睦一些,特別是因為他們不搞一夫多妻制,女性的地位更高一些,孩子教養得比較好。他們的教會自己辦學校,學校的品質實際上比四書五經要好一些,它至少是包括了很多數理化的知識,也不像儒家士大夫那樣輕視技術。他們的家庭比較團結,生育率比較高。同時,像馬克斯·韋伯說的那樣,比較勤儉節約。因此,過上幾代人以後,他們比較容易發家。
[00:26:07]我們要注意,無產階級不能發家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的家庭不穩定。家庭不穩定的結果就是,男人不願意掙錢,女人不願意省錢。掙錢掙出來以後,家裡又對我不好,我為什麼要掙錢,我還不如到外面去胡整。他們的父子關係和家庭關係也是很不穩定的。到孫子這一代,甚至往往是到兒子這一代,就已經互為陌路甚至是互為敵人了。等於說是,他們的父母在兒女心目中是沒有威望的。沒有威望,到他們十幾歲,你開始打不過你自己的兒女的時候(他們小時候實際上是靠大人比小孩能打來統治小孩的,並沒有道德上的威望,也缺乏愛心),至少男孩子可以打得贏你、而你已經打不過他們的時候,你就管不住他們了。而你自己己身不正,言傳不如身教,他們也根本不服你。無產階級學校往往就是這樣的,女老師打不過男學生,而政府又不可能在每一個教室安置一個員警,因此無產階級的學生組成的學校經常是沒法管的。老師害怕學生,不敢好好上課,只要學生不打他們就已經不錯了。這樣的學生一出來,初中畢業以後,連考技校都考不上,基本上就在社會上變成江湖混混了。這就是無產階級家庭和無產階級混混。正宗的自由主義理論是解釋不了的,純粹個人主義的理論是解釋不了的,因為它根本否認家庭這些小共同體的重要性。但是你要根據常識來講的話,其實這就是家庭和社區的問題。這樣的孩子之所以是這樣的,就是因為他們的父母就是無產階級。沒有十全十美的父母,父母也是罪人,但是一般來說,中產階級以上的父母除了可以打小孩的屁股以外,他們多多少少還有一點道德的威望。你不是完全因為怕他們打才服從他們的,你多多少少有一點佩服他們,哪怕是只有一點點。如果一點點都不佩服的話,孩子到十五歲的時候必然跟你對打。要麼就是離家出走,要麼就是打斷你的三根肋骨以後得意洋洋。
[00:28:09]這樣的無產階級家庭,就會出現左派指控為資產階級罪惡、其實是社會解體的產物的那種貧困的複製再生產。你的兒子有沒有比你富裕一點點?沒有。如果他在十五歲的時候就打斷了你的三根肋骨的話,他就跟你在十五歲的時候一樣,從江湖混混起家。然後他也找了一個江湖混混的女人,生出一個孫子出來,該孫子在長到十五歲的時候再一次把他自己父母的三根肋骨踢斷。每一代人都從無產階級的起點上開始,退回原點。順便說一句,這個結構跟中國歷史是不是很相似呢?著名的黑格爾和其他人所謂的中國歷史永恆地迴圈,一次又一次退回自己的原點,是不是很相似呢?資產階級或者是無產階級以上的階級的特點是什麼?他們一定要讓自己的兒子比自己強一點,要不然就要如喪考妣,天就要塌下來。一點一點地積累,會使你在幾代人之內漸漸地階級地位上升。有這個本能的階級性,那他就不是無產階級了。如果你覺得你的孩子跟你一樣你就是失敗的話,那你就不是無產階級。也就是說,你沒有一個無產階級的階級設定。這種人如果碰上毛澤東這樣的人,要讓大家統統向貧下中農看齊,他會覺得非常痛苦難受。但是無產階級不覺得。無產階級覺得,以前我們被資產階級倫理壓迫得很緊,現在我們終於解放了,只是這種解放會讓我們餓死。雖然過一段時間我們在餓死的威脅之下重新回到資產階級的統治下,但是我們內心還是渴望無產階級解放的。
[00:29:51]這一點,我們要誠實地承認,所有的孩子都希望有一個不用上學、整天玩兒的美好天堂,所有的成年人也都希望有一個不必勞動就可以整天享受的天堂。很少有人能夠實現這一點,除了統治者和知識份子以外。皇帝是怎樣受到這種危險誘惑而把整個國家搞塌的,我們不用解釋,人人都知道,因為知識份子會批判他們。而知識份子在這方面的欲望其實也是同樣強,費拉右派知識份子一點都不是例外。他們心目中的天堂就是,我是一位偉大思想家。什麼叫做偉大思想家?如果我是一位管子工的話,我修的管子不出水,這我是忽悠不過去的,我肯定拿不到錢;而我作為一個偉大思想家的結果就是,我不需要有任何品質認證,我說什麼就是什麼。因為思想是無需考據的,所以你們如果說我是錯的,那是因為你們層次太低,我要歧視一下你們。你們如果想讓自己顯得很有文化,你們就要不斷地說我搞出來的東西都是最好的。這樣做,玩世不恭地翻譯成白話文實際上就是這個意思:如果你讓我滿意,我就說你的好話;如果你讓我不滿意,我就說你的壞話。我憑我能夠說你好話和說你壞話的這種能力,就應該享受統治者的待遇。無論品質如何降低,我說什麼都不需要品質認證,說什麼就是對什麼。當然,這一點也不是能夠完全實現的。但是我們要注意,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同樣沉溺于這種妄想之中。他們遇上自己的理論解釋不了的地方,第一個反應就是(跟左派知識份子一樣),因為你們是壞人。像何清漣就經常說,任何事情都是因為你們是民主黨的緣故。如果我說錯了什麼或者我有什麼解釋不了的地方,那是因為你們是民主黨。像李碩就是這樣解釋的。好吧,我就不說了,就不再扯這些淡了。這就是從側面說明了所有人都是罪人、實際上沒有一個好人的根本原因,就是說沒有任何人能夠經得起誘惑的。
[00:32:24]我們再講潮汕基督徒。他們最初是很窮的人,但是搞了一百多年以後,反而變成了潮汕地帶最富有、最強大的人,大地主、大資本家、大買辦都是從他們中間出來的。這樣就自然引起了階級顛倒。你可以想像,原先指望讀書出來做官的那些人,一大部分人讀書讀出來變成了範進,做不了官,學到的四書五經又沒有任何用處。而基督教學校出來的人,就算是沒有做大地主大資本家,他們學了英語,做做翻譯、買辦或洋行小職員沒有問題。學了一些數理化知識,雖然發不了大財,但是做技工沒有問題。生活是有保障的,好像一副蒸蒸日上的樣子。於是,儒家的弟子就開始不滿意了,就開始企圖用政治手段攻擊他們。政治手段包括兩種,一種是利用朝廷來迫害他們,或者是搞義和團之類的,另一種就是用語言來誹謗他們。比較低級的誹謗就是周漢那種天主教是“天豬叫”之類的誹謗。比較高檔次的誹謗就是,“西方文明雖然是不可戰勝的,但是我們要注意,西方文明的實質是科學家和人文主義者,你們這些神棍不算數,我們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打倒基督教,但是要接受自由民主的政治和西方的智力成果。”這就是1920年代周作人那個時代的非基督教大同盟,他們全是知識份子領導的。“西方文明也是有兩面性的,我們去掉黑暗的那一面,我們只要科學技術和政治制度。這樣我們就比既有精華又有糟粕的歐洲人更好了。歐洲既有精華又有糟粕,而我們只有精華沒有糟粕,我們會很快戰勝歐洲的。”過不了二十年他們就會發現,能夠兌現這套邏輯的其實只有共產黨,然後他們就噗通噗通都到夾邊溝去了。整個故事情節就是這樣的。
[00:34:09]穆斯林在元明之際的外伊朗發揮的作用也是這樣的。可以說,這涉及一個生態性的演變過程。如果大規模的戰爭還在進行,那麼他們是怎麼也鬥不過蒙古貴族的,蒙古貴族的軍事傳統還在。而且,當時的穆斯林跟現在很多皇漢和穆黑說的話相反,他們其實相當和平主義。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和平主義,但是確實是十六世紀前後那一段外伊朗的穆斯林是傾向于和平主義的中產階級社會組織。他們很難翻身,但是這一次又出現了生態演變。這個生態演變有很大一部分是滿洲人帶來的。當然,佛教徒也起了很大作用。佛教徒和蒙古貴族結合,帶來了歐洲人所謂的上帝的和平。在蒙古可汗的維持之下,戰爭的烈度降低了。後來滿洲人(我們要注意,滿洲人也是憑著察哈爾蒙古的關係當上了成吉思汗的繼承人。它在內亞草原上的法理身份是,它是成吉思汗的繼承人)實現了更高層次的和平。這個和平主要是有利於中產階級的,他們不再需要交巨額的保護費了,和平變成了免費存在的東西。同時,中產階級跟貴族之間的差別顯得不明顯了。在和平時期,貴族占不上什麼便宜,跟著貴族走好像還不如跟著中產階級佔便宜,因為貴族還有很多負擔,而中產階級負擔要小一些。因此,中產階級擴張、貴族相對沒落幾乎是必然的,他們的人口和從事的行業都有了極大的擴張。從明初到明末,陝甘寧青的回民數目是大大增加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也是大大增加的。
[00:35:57]比例增加以後就自然有了分化,出現了不同的教義解釋,例如蘇菲主義這些。這些東西被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解釋得一片混亂,例如包括餘傑這樣的信基督教的自由主義基督徒。至少他早期是這樣,後期不一定。他早期是把哲合忍耶派解釋為跟恐怖主義差不多的暴力分子,但是這個很顯然是來自于所謂漢人這方面的不可靠敘事。實際上,穆斯林各教派的暴力程度是取決於當地的社會生態,跟本身的教派沒有直接關係。哲合忍耶派之所以被比如說陝甘的漢人稱之為是“血脖子教”,是因為他們跟清兵打了幾場硬仗,並不能表明它的教義更暴力一些或者在其他場合更暴力一些。事實上,在三馬軍閥的那個時代,哲合忍耶派的暴力程度和作戰能力跟其他非哲合忍耶派的穆斯林軍閥相比起來差異並不明顯,大家的戰鬥力基本上是同一個層級的。至於它為什麼會變成“血脖子教”,這個主動方並不是它自己。其實這是一個典型的自發秩序競爭。各教派自己建立門閥,建立門閥的結果差不多又是韋伯所謂的新教倫理造成的那種現象。韋伯那本書在最後這麼寫過:新教徒基本的邏輯並不是為了此生的利益,但是他們推行這種倫理的結果自動導致了財富的積累。而財富的積累反而可能腐蝕他們最珍視的教義,這使他們陷入了兩難處境。虔誠產生了財富,而財富卻腐蝕了虔誠。當然,從世俗的角度來講,這就導致了資產階級從無到有的產生。這裡的情況也是這樣的。往往在教主一代還不是很有資源,但是資源漸漸積累起來就產生了資源怎麼分配的問題,具體地說就是門閥的產生和繼承制度。
[00:37:59]比如說,哲合忍耶派的創始人馬明心本人是一個不愛錢的人。他像很多宗教領袖一樣,如果他們愛什麼的話,那肯定不是錢。他本人的組織理念是,他認為根據伊斯蘭教本身的理念應該是傳賢不傳子,宗教領袖的職位不應該是世襲的,沒有理由說你的兒子會比其他的穆斯林更好一些,我們應該按照公平的標準。但是非常諷刺的是,他自己的教派後來卻變成了一個傳子的教派,變成了一個門閥式的教派。這個就像錫克教的演變一樣,錫克教最初是各教合一、對穆斯林非常友好的一個國際化宗教,最後就變成了一個極端反穆斯林的、戰鬥性的、封建性的教派。主要的原因在於馬明心本人不能控制的、他自己對伊斯蘭教教義所做的解釋也無法預測的政治演變。我們可以簡單地說,他是一位非常熱心積極的傳教士,而且不大愛錢,辦事比較公正,所以自然有很多門徒願意追隨他,又有很多的捐獻之類的,資源漸漸積累起來,這就自動構成了競爭。這個競爭在基督教社會中是同樣存在的,如果不是更加激烈的話。你不要以為我完全是為了榮耀上帝就沒有人會恨我。我榮耀上帝的結果就是,本來有很多信眾願意聽張牧師和李牧師講道,把錢放進他們的箱子裡面,現在這些錢全都跑到我的箱子裡面了。張牧師和李牧師作為人,他不會感到很滿意。大概率現象是,他並不認為他講的道有什麼問題,而是覺得你講的道很有問題,你用蠱惑人心的手段把可憐的羊羔們引入了歧途。我反對你,不是說我的腰包受了損失而我嫉妒起來了,而是我完全出於責任感,覺得你用錯誤的教義來蠱惑他們。我為了教徒的靈魂起見,我不能不反對你,我完全是出於最高尚的責任感。
[00:40:02]這一點是不是屬實,我們必須像對待“廣島嬰兒是不是無辜”一樣,把它完全留給上帝來解決。我可沒有任何考據的方法能夠深入各位牧師的大腦裡面,論證哪個牧師是全心全意為上帝和教徒服務的,哪個牧師純粹是為了教徒腰包裡的錢服務的。比較博雅教育、比較馬基雅維利主義、比較符合賈斯特菲爾德勳爵這一類現實主義者和低教派教徒的看法就是,一樣的啦一樣的啦,大家都不是純潔的,但是大家也不是完全不純潔的。你們全都不是假的,你們都是很想維護上帝的,但是同時也並不是不想維護自己的利益。維護上帝和維護自己的腰包本身並不一定是相互矛盾的,我也不認為大家想給自己賺錢有什麼錯誤之處,也不會因為有人想要賺錢就說他不是基督徒了。但是,是不是張牧師70%為上帝、30%為自己,李牧師60%為上帝、40%為自己,這個百分比我也算不出來。所以我就給你們含糊處理,大家混一混,留點面子相見也就差不多了。但是無論如何,在現實當中,總會有一個可以考證的指標,就是市場資本家的考證指標:我的銷售額增加了60%,而他的銷售額減少了40%。馬明心的銷售額(我們玩世不恭地說一下)增加了60%以後,其他各教派的銷售額分別下降了30%或50%。
[00:41:36]他們的解釋,正如我剛才提到過的那樣,是認為馬明心簡直是一個大壞蛋,把伊斯蘭教教義給解釋歪了。而至少他們中間的一部分做出了可以說是不擇手段的事情:試圖說服清兵,說馬明心的教派實質上是白蓮教。單從教義角度上講也不是白蓮教。但是有一點點關係,白蓮教實際上是摩尼教在中國的瓦房店化,它的來源也是伊朗。朱元璋可能就是白蓮教的教徒。這也是一個瓦房店化的進程,但是我們沒有時間去講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在明朝、清朝和所有統治者——包括左宗棠這樣的儒家統治者的眼裡面,朝廷並不反對任何宗教,朝廷只反對:A,想要給朝廷造反的人;B,想要不給朝廷納稅的人。如果我們三武滅佛,那你記住,不是大唐朝的皇帝對佛教有什麼意見。就算皇帝本人不信佛教,他總有一些妃子是信佛教的,家裡面供個佛堂是非常常見的事情。他是說,有些佛教把錢都撈走了,他們既不納稅又不當兵,這太過分了。如果你們願意納稅和當兵的話,念一念阿彌陀佛並不是問題。但是佛教徒理直氣壯地把這段歷史發明成為宗教迫害。這也並不過分,所有人都是這麼做的,這是一個政治宣傳策略。這對於皇帝來說並不是十分公平,但是皇帝也不應該要求這種公平。自古以來所有的政治家都沒有得到這種公平,包括川普在內。左宗棠、大明皇帝和大清皇帝的立場也就是這樣的。你們信什麼教、念什麼經其實不幹我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們要是像白蓮教那樣造反的話,那是很有問題的。眾所周知,朱元璋就是靠白蓮教起家的。但是,正因為如此,正如王震同志曾經說過的那樣,我們絕不能容許別人用共產黨推翻國民黨的手段反過來推翻我們共產黨,所以我們要禁止得更加嚴格一些。
[00:43:41]於是,這方面的陷害起了作用。新人總是有點吃虧。老的教派跟官府已經有過一段時間的博弈,官府已經知道你不是白蓮教了。新的教派也許是白蓮教,也許不是白蓮教。因為以前沒有你這個教派,所以要有人說你是白蓮教的話,你很難僅僅通過教義來證明你不是白蓮教。所有教義裡面都有一些暴力的成分和一些和平的成分。你不能閉著眼睛,像現在的很多人說的那樣,基督教是和平的,伊斯蘭教是暴力的。我可以給你從聖經裡面找出一批基督教徒怎樣暴力、完全可以被伏爾泰和其他什麼人解釋成種族滅絕的字句來。伊斯蘭教內部講和平的教義,在古蘭經裡面是成堆的。打小報告最容易了,只需要動動嘴和動動筆就行了。我給你找,當然我能找出來,黑材料總是有的。於是,朝廷就開始對馬明心進行調查研究。其實,這個社會演化機制跟羅馬帝國調查研究基督教是差不多的。總督本身其實是為帝國利益和自身利益考慮,並不是為了想要搞死基督教的那些多神教徒的利益,也不是為了基督教徒的利益。但是在調查過程當中,比如說被他們抓的那個主教還一心說是和平和平,但他手下的教徒按捺不住了,就舉行遊行示威了。總督就認為,就憑你們這種犯上作亂的態度,看來沒有冤枉你們是不是。接下來他就鎮壓起來了。一旦鎮壓,就有相應的反抗,積極抵抗和消極抵抗,於是就更證明了你們不是反賊誰是反賊。馬明心這個人的態度其實跟那些主教是差不多的。當他手下的教徒包圍衙門、要求放掉他們的教主的時候,他就要求清兵把他帶到城門口來,向教徒們講話:你們一定要和平,趕緊回去解散,你們這樣是違反我的本意的,諸如此類。但是,他願意,他的教徒卻不願意。最後的結果是釀成了軍事衝突。他死了,他的教徒被殺得很慘,他的子女和徒弟被流放到黑龍江和新疆這些地方去做苦役犯。
[00:45:56]按照人之常情推斷的話,恐怕就是因為這一點,他本人的教義才沒有得到遵守。他本人是非常強調不能傳子的,穆斯林是兄弟一家,這樣自私自利的做法是不對的。但是恐怕就是因為他們那一家殉道(按照他們一生的行為來說也只能說是殉道了),才會變成這樣。儘管朝廷鎮壓他們的邏輯是政治上的,而且誤會的成分很重,但是已經結了仇了。這就像是,法輪功最初其實並不想反對共產黨,只想賺錢,但是被共產黨鎮壓、又黑了共產黨十幾年以後,已經結了仇,要和解是不可能的,彼此已經不能相互信任了,就變成朝廷的敵人了。既然被殺得這麼慘,他的忠心耿耿的門徒們就覺得,如果不把這些受到迫害的兒子和孫子奉為教主的話,太對不起馬明心了,於是他們就變成了世代相傳的教主。而且他們肯定是自發秩序。他們在帝國法律上還是勞改犯的時候,在吉林的船廠做苦力的時候,他們的教徒們都把他們當聖人和主人來供奉。這就好像是,李秀成站在站籠裡面,太平軍的其他將領見了他都要下跪。不是所有太平軍的戰俘都有人給下跪的,就是李秀成才有這個威望。這個威望就是自發秩序,因為它的力量不是來自於任何官方的制度,就是來自於大家心悅誠服、非供奉你不可。當然,迫害沒有辦法永遠繼續下去,你總有刑滿釋放的一天。就在刑滿釋放的時候,就會出現很多管理鬆弛的監獄裡面黑手黨老大的那種局面。在監獄長看來你只是一個囚犯,但是監獄裡面的其他囚犯把你當作老大,來監獄裡面探監的人把你當作國王,你是一個住在監獄裡面的國王。你在監獄裡面一聲令下,外面的小弟會根據你在監獄裡面發出的命令,要殺誰要打誰,比起縣太爺和公安局局長下的命令還靈。我在監獄裡面說一句話,張三或李四的人頭就要落地;而公安局局長要抓某人還不一定能抓得到呢。這就是自發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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