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在劍橋大學的莫德霖學院作博士後研究時,我們專程去探望她,在劍橋大學裡裡外外勾留了幾天,也了卻從學生時代就有的一樁心願。
在知名的三一學院正門邊的小花園裡,有一棵青翠的蘋果樹,女兒說那是從牛頓的故鄉移植過來的。她在劍橋兩年,曾見過它開花結果,但似乎沒有人坐到樹下,想被掉下來的蘋果擊中。
進了學院,寬闊的中庭綠草如茵,中間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噴泉,女兒說拜倫曾跑到裡面洗澡。牛頓和拜倫,一個物理學家和一個詩人,兩個截然不同的靈魂竟然同是三一學院的高材生。
在三一學院教堂的前廳裡,豎立著牛頓、培根、丁尼生等傑出畢業生的雕像,哲學家羅素在這裡只能算「小咖」的。二十世紀,三一學院共獲得三十二個諾貝爾獎,為什麼單單一個學院就能培養出從物理學家、哲學家到詩人的各色人才,而且表現傑出?
我想,除了劍橋大學本身底蘊深厚,能吸引來自英國及世界各地的菁英外,特殊的學院制更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劍橋大學現有三十幾個學院,各自獨立,但它們不像台灣的文學院、工學院等以學科來劃分,而是由來自不同科系的大學生、研究生、教師混編而成,有教堂、餐廳、教授研究室、學生宿舍等,更像是師生共同生活的場所。
用餐與喝茶(晚餐需穿正式黑袍)是大家交換意見的美好時光,從學術到八卦,無所不談。因「生物複製」的先驅性研究而獲得2012年諾貝爾醫學暨生理學獎的約翰‧格登也在莫德霖學院,我女兒(芝加哥大學的歷史學博士)有兩三次跟他比鄰用餐,當「歷史」遇到「生物」,也可以談得很愉快。
而這也是陳之藩在《劍河倒影》裡所說的「教授與學生混合,喝茶與講道混合,吃飯與聊天混合,天南的系與地北的系混合,東方的書與西方的書混合」,在相互激盪下,很可能就會迸出意想不到的靈感和創意。
反觀台灣的大學,不同的學院之間不僅涇渭分明,而且似乎還有意加以區隔。我醫學系一、二年級雖在台大校總區上課,卻沒有跟其他學院的人上過一堂共同科目;連宿舍也都被安排跟醫、農、理、工學院(也就是「自然組」)的同學住一起。
後來到醫學院,跟法商學院雖然只隔著徐州路,但兩個學院的人可說是「老死不相往來」。我是因為加入當時的台大校刊「大學新聞社」,才結識一些其他學院的朋友,除了搖筆桿以文會友外,更經常在學生活動中心、大王椰下、咖啡屋、路邊攤高談闊論,互相揶揄也互相砥礪,激發並檢驗彼此的夢想。
就是這些來自不同學院的人大大開拓了我的心靈視野,而且成了到現在依然經常聚會的終生摯友。如果沒有他們,我的大學生活將只剩下平淡與庸俗。
離開劍橋前一天,我們搭船遊劍河。水光瀲灩晴方好,春色空濛景亦奇,女婿撐著篙,女兒則沿途為我們指點江山,三一學院、聖約翰學院、國王學院、克萊爾學院、數學橋、嘆息橋……從眼前一一滑過,我探頭望進那清淨的河面,看到自己模糊的容顏,無端興起一股模糊的鄉愁。
良久才曉得,那是一種想要在一所「理想大學」裡做一名「知識份子」的「鄉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