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個天氣晴朗的日子。
抬頭所見的天空上,一朵雲也沒有,一整片的蔚藍像是剛上好漆的牆面一般,純淨而耀眼。
下午時分,我和他如往常般隔著電話天南地北的瞎聊著。
「我最近,開始上教堂做禮拜了。」在各個毫無關連性、卻又從不間斷的話題之間,他突然來了這麼一句。
於是,那個在多雨的春天裡難得一見的好天氣,在我眼裡成了天有異相的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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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大學時候的同學兼室友。
身為無所事事的社會系學生,我們的日常生活,總是在對於身邊一切人事物的批判之中度過。
彷彿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如此荒誕無稽而值得解構。
對於如此崇尚後現代主義的自由的靈魂,如今卻投入了宗教依賴和偶像崇拜的懷抱。
可想而知我有多麼驚訝。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我說。
「馬克思。」他輕笑一聲,「宗教裡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同時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我從以前就很喜歡這句。」
「從各種意義上來說,信仰本身絕對算是一種自我異化吧。」我毫不留情,「一旦對於虛幻的宗教世界投入得越多,遺留在真實世界的自我存在意義只會隨之變得更加薄弱。」
「你有沒有想過,宗教信仰經過世俗化、和政治王權脫勾之後,為什麼沒有逐漸消失?」他問。
「因為資本主義久盛不衰;因為21世紀的現在,資產階級依然掌握著宗教、文化和社會價值的話語權。」我說,「你以為你信奉的是神的旨意,但說到底,那些都不過是資產階級希望你相信的事情罷了。」
「這段話值得馬克思替你鼓掌,但實際上卻只對了一半。」我可以想像他皺著眉頭的表情,「資本主義興起和宗教的關係當然是密不可分的,但經過數百年之後的資本社會,資產階級的社會控制早就已經不需要借助宗教來達成,甚至可以說他們根本就不屑於宗教的力量。」
「既然如此,那宗教的存在還剩下什麼意義?」相對於他的鏗鏘有力,我顯得毫無回擊之力。
「你問到重點了。」他放聲大笑,「現存的宗教信仰,對於社會發展來說,一點意義也沒有。」
「既然知道毫無意義,為什麼還要在這上面浪費時間?」他突如其來的轉折,聽得我一頭霧水。
「你應該記得,韋伯對於理性化的最終想像是什麼吧?」他反問。
「鐵籠。」我當然知道,「人類被自身理性所束縛。」
「沒錯!分析也好、解構也好、甚至於反動也好,不論我們做得再多,只要是在理性思維之下,終究還是沒辦法逃脫這個鐵的牢籠。」他還是那個強而有力的語調,「要想迎向自由的唯一方法,就是跳脫理性思維;宗教、音樂、醉生夢死,越是毫無根據、缺乏真實意涵的事情,就越是逃離這個過度理性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唯一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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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那個假日,和那之後的每一個假日,我總跟著他一起上教堂。
我們一次次在心裡嘗試著和上帝對話;一次次在用餐前謝謝上帝的賜予;又一次次在睡前低著頭,祈求上帝寬恕我們在一天之中的所有不是。
即便我們從未相信那未知而虛無的存在,但我們卻比誰都虔誠。
只不過,我始終無法確定,經由理性思辨,而決定投入非理性行為的我們。
究竟是狡詐的逃出了這個名為理性鐵的牢籠,又或者根本是越陷越深而毫不自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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