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障心無礙|身障少女的煩惱：除了行動不便，我還很憂鬱

當體育課的哨聲響起，大家也紛紛動作，躲避球賽即將開始，有非常厲害的攻擊手，也有動作靈活的雙胞胎，當然也有緊張兮兮抱在一起同學們，這一切就像是校園劇。咦！那我呢？那場球賽裡，不，從小到大每場球賽都沒有我的身影，校慶比賽、運動會，只要是任何室外團體活動，都沒有我的影子。我一向都被指定乖乖坐在場外的樹下，老師說帶著我不方便，會擋到別人也怕我會受傷，所以只能枯坐，看著大家在遠處玩得開心。

印象最深刻的體育課，是老師曾經出題要兩人一組做仰臥起坐，沒有人要和我一組，老師只好指定班長協助我，沒想到班長卻在我前面說：「老師，她做這麼慢也沒辦法幫我測，我不想跟她一起考試。」連我跑步的時候，同學就會學跑步的樣子，手腳變得扭曲、然後跌倒，發出很大的聲響，然後一群人哄堂大笑。後來，我才知道老師這麼「好心」的幫我安排，會造成同學們更加的排斥我。從此，我學會躲起來。

我變得不想出門，不想說任何話，每天都覺得疲累，我拒絕父母和老師的勸說，甚至不想上學。只要有任何人盯著我、我只會更加的緊張和想逃避；如果別人在我身後開始說起悄悄話，就覺得那群人在說我的壞話，甚至感到窒息，再也無法待在同一間教室下去。

剛開始，我趁著午休時候走出校外、避開了守衛、直接往學校外的麥當勞，點好點滿可樂、薯條，花了近千元，看著人來人往、聽著別桌八卦發呆、忘了桌上還有食物。直到下課時間，終於感覺到手機在口袋震動，看到同學、老師、爸媽總共打了我的手機上百通，才不甘願地離開。回校後，其實我早就想不起來做了哪些事情和去了哪裡，可想而知被爸媽訓斥得有多麼慘烈。接著，只要上學時間到了，身體就出現生理痛、胃痛、頭痛的症狀。而這次，我學聰明了，選擇到保健室，從一小時、兩小時、早自習一路睡到下課，過不久，連非上課時間都會恍神，在樓梯間跌倒到肋骨裂開送醫、在課堂上癲癇大發作嚇壞了所有人、包括不知所措的老師和護理師，加上成績下滑。我遭受雙重打擊，沒有一刻不想逃離。

最後，因為進出健保室和送醫急診太多次，於是被所有老師們規定，要說出自己癲癇的情況和急救的方法，我納悶著為什麼不是由護理師說？為什麼好像會發病的只有我？對他們來說，是不是說得越清楚，對他們越省事？而不是真正關心我。而我每說一次就厭惡自己一次。說完後都會跑到廁所去，把自己關在廁所很久，伴隨著學校公共廁所各種噁心的味道，一起吐了出來。

從一開始被迫因為行動不便無法參與聚會，逐漸到完全無法去人多或需要社交的場合。沒處去的時候，我就只能去廁所躲起來，還記得圖書館旁的女廁，通常是最少人的，想要逃離和躲避的慾望，甚至大過於校園死角，傳說色狼出沒的恐懼。因為只有在廁所裡，我才會感到心安，只有我一個人，不用面對別人，也不用害怕哭了出來。

這一系列的逃避行為被父母視為「叛逆行為」，我的父親都非常生氣，每一次抓到我落跑，就狠狠地揍一頓，再罰跪到天亮。那時，老師和校醫曾經強烈建議我父母帶我去看心理醫生，但我爸爸每回都強硬地拒絕：「她只是叛逆，只是像我年輕的時候，管一管就好了。」

媽媽總提醒我當初生我的時候，是多麼辛苦，我的小時候多麼難帶，每天發燒到40度，幾乎是隨時都要送醫院，父母這麼辛苦，妳為什麼還要這麼壞？

然而多年過去了，當年痛苦的我，已長大成人，陰霾卻並未離我而去，我依然活在自我厭惡和厭惡整個社會之中。校醫曾問我：「難道你不怕辜負了你的父母嗎？」我聽了非常難過，不斷的在內心吶喊著：「可是，又是誰辜負了我呢？我自己、老師、同學、學校、父母？還是嫌棄身障者的社會？」

依全民健保申報資料分析，2019 年國人因精神疾患就醫約280 萬人，25-44 歲占22.2%，25 歲以下占12.5%，曾因精神疾患相關困擾而尋求醫療協助，比起10年前的數據大約增加3成。在2017年，台大醫院精神科也發表全國第一個兒少精神疾病流行病學調查結果，發現高達28.7%的孩子患有任一種精神疾病，3%的孩子有自殺意念，0.3%有自殺行為。

青少年憂鬱情緒與偏差行為之影響因素，台灣其實已累積不少實證研究，原因大致可以歸類為四個主要面向：（一）個人因素：例如年齡、性別、自尊、自我控制、學習成績與學業期望壓力等（二）家庭因素：例如家庭結構、父母教養、父母親的監督及親子關係滿意度等（三）同儕因素：例如同儕依賴、人際關係及負向同儕關係等（四）學校環境因素：例如學校教育環境、成績分數排名、老師差別化的要求及態度等等。

其實，身心障礙者才是罹患憂鬱症、憂鬱情緒、焦慮症或社交障礙的高機率族群，因為，不論是面對家庭、同儕、自己，都處在一個低自尊心的情況，接著，我們一一檢視身障青少年在成長期間遇到的憂鬱情境。首先，障礙者在家庭的部分：由於家中需要父母或長輩們照護，在長久密集的互動下，雙方壓力均增加，加上照護者可能還有工作、經濟等負擔，面對身障子女，更容易出現疲倦、失望，甚至照護者因情緒不佳，出現打罵、體罰的新聞屢見不顯。更不用說，學校教育和同儕對於身障者的壓力了，因為青少年對於同年紀者，很容易忽略友善平等的觀念，更關心外表、流行、課業等話題，比起建立友情，青少年更常在彼此打鬧、取笑、比較中成長。還有，對於身障青少年而言，融合教育在台灣並未完善，現行制度加重校方、老師及身障者同學的負擔。這樣的情況下學習，學業成績不僅事倍功半，也容易讓身障青少年，對自我失望、自我放棄。健康因素也因種種壓力，造成許多併症的情形，甚至影響原生疾病的治療成效。而我的故事，就是常見身障青少年的例子。

向來被認為只有生理障礙、行動不方便的身心障礙者 (除了病因原本就是精神疾病) ，鮮少被醫界、學界關注身障青少年身的心理壓力及情緒的變化、調適，忽略了心理精神層面的治療。尤其我們的形象都是積極、正面、永不放棄的生命鬥士，已經成為「勵志汙名化」（inspiration stigma）的象徵，好像障礙者絕不能憂鬱或偷懶，這種苦情卻勇敢的單一形象，不僅是所有人的模範，還成為所有身心障礙者，必須遵循的榜樣，直到今日還是如此。

過去，我們總是想像，身心障礙者不會憂鬱，因為正在忙著和疾病努力奮鬥，想要成為「健全」人的那份勇氣和堅持，就佔滿所有的時間。就算有短暫的憂鬱、憂鬱都是自己一個人就可以消化了，還有隨著時間的經過，壓力就會自然排解了，但真的如此嗎？身障青少年的「憂鬱」情緒，才是不可忽視。因為追其根本，會發現障礙疾病根本難以消失，更需要更進一步探究，在家庭及學校中的人際互動，以及受到社會已存在的「刻板印象」及「污名化」等的偏見，是否對原先就屬低自尊的身心障礙青少年，憂鬱傾向及社交困難等負面情緒，有更惡化的趨勢。例如唐宜楨等人（2009）在〈身心障礙污名認知與污名主觀經驗－以精神疾病患者及脊髓損傷者為例〉一文中，提到精神疾患的角色與身份是由社會環境塑造的，更容易導致精神疾患者的自我偏見和自我歧視。也印證了Priestley（2003）的觀點，即身心障礙者的生活受到身體、認同、文化、社會結構等因素的影響。

那段青春歲月，我的生活就是與憂鬱、癲癇、各種疼痛、醫院復健度過，面對著一輩子都無法痊癒的「腦性麻痺」，和無論如何復健，都只能看著自己肢體一日比一日變形、流口水一日比一日頻繁、留飯粒在臉上沒有知覺，為什麼我連不快樂的權利都沒有？但這種愁雲慘霧的人生，也不是沒有真正開心的時刻。雖然很少出門與同學們玩樂交際，所以娛樂方面幾乎沒有花費；雖然，對什麼事情都興趣缺缺，雖然流行什麼，我不太清楚，但對於獨自放空、發呆、看雲，卻可以讓我感到舒服；因為無法決定要穿什麼吃什麼，反而衣服穿得簡單，有食慾時，吃到一點食物也能讓我感到不可思議的美味。

狀況好些的時候，喜歡把自己關起來，整夜不睡覺，只為了在廁所裡讀完整本書，畫了一整面牆的彩虹，安靜地建造屬於自己的小城堡，那便是我的小確幸。或許，越懂得不快樂，才更能感受到快樂來臨時，有多麼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