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某個地方採訪過正在做巡迴演出的樂團。
那本來不是我的線,本來的記者剛好確診了,而我剛好是那家報社在這座東歐國家裡唯一找得到的人,而這個近期知名度突然上揚的樂團在這之後就要回國了。
我和對方的主唱約在一間我不甚熟悉的路邊咖啡店,我本來想簡單做個採訪就交差了事的,但跟對方意外的頻率很合,於是我們換了家店,酒也點到了第三杯,偶爾也會碰到這種事。原則上這個時候我不會視為採訪的一部分,所以以下問的問題只是我個人的興趣:
我有點隨意地問了他,這次巡迴有沒有什麼想達成的目標。
他用一種獵人端詳獵物般的眼神盯著我,又喝了口酒:
「大概三、年前吧,我還待在斯洛伐克的波普拉德,與大學時期的朋友組了一個樂團,那是我們的第一個團。我們各有各的正職工作,只能在週末或深夜的時間練習,地下室上面的老婆婆有時還會把我們的燈全關掉,只因為打鼓的聲音太吵。
總之,那是聖誕節前的週末,我們開始練習前都各自有點醉了,從別的地方過來,托馬斯拿起他的吉他,以撒跟塞維也各就定位,但我們都在等那陣『風』,讓我們知道如何推動節奏的,某種在節奏之前的東西。
然後『風』吹來了,像某種比羽毛更輕柔的東西,降落在這座四十平方米的地下室裡,我們像盡力在海潮中保持平衡那樣站著,盡全力聆聽,好像海潮的盡頭存在著我們過去與未來能製造出的所有音樂的可能性一樣,拼了命想要聽清楚,直到賽維的鼓棒落下前我們都一直那樣站著。」
夕陽已經逐漸將行人的影子拉長,將所有東西打上橘紅的暈,主唱的酒還剩一口。「我一直在表演中尋找,或者說試圖重現的,就是第一個音符響起前的那個時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