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虛的電子銀杏] 平議「蔡英文總統肯定蔣經國『反共保台』」

蔡英文總統進入第二任期以後，逐漸開始出現「做自己，好自在」的傾向，先是2021年原本不應該連署成功的公投都一一成案（其中尤以藻礁公投為甚），蔡總統派出洪申翰與林飛帆等英系大員與環團「溝通」，結果換來延宕2年多的工時、以及152億新台幣的追加支出，四項公投拖到台灣本土疫情收束、台灣基進立委陳柏惟被罷免後，宣傳活動才逐漸展開，一整個被美國逼到趕作業；2022年蔡總統又在出席蔣經國紀念圖書館開幕式的時候，送了一份「肯定蔣經國反共保台路線」的大禮給台灣人，從2023年2月的現在回頭來看那時候發生的事情，真的可以說是「人心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慢慢冷掉的」，這篇當時寫的文章放來這裡，也算是為台灣現代史留下一份個人的記錄。

這裡為保留行文當時的個人情緒、思考迴路與時代氣氛，除錯別字以外不另更動。一切文責由筆者自行負責。

以中華民國故前總統蔣經國「七海官邸」的空間為核心，號稱結合「總統圖書館」及旅遊等機能的「經國七海文化園區」，在台北市政府、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及中華信望愛基金會的合作與7年規劃後，於1月22日正式開幕。

雖然任期即將於今年5月屆滿的行政院促轉會，在該園區開幕前，以該園區及附設總統圖書館含有故總統蔣經國姓名、對蔣經國在威權時期的歷史隻字未提，與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5條第1項規定顯有扞格為由，行文給作為該園區合作方之一的台北市政府，建議台北市政府將該園區及附設總統圖書館改名、並檢討該園區被指定文化資產的理由，但不僅泛藍政治人物及親藍政媒強力譴責促轉會，台北市政府砲轟促轉會「過份強調政治正確」，蔡總統也依然決定出席該園區開幕儀式。

而蔡總統出席開幕式的致詞，也成為引發各方論辯的導火索。

蔡總統延續開幕前夜透過總統府發言人所間接定下的「團結台灣，化解分歧」基調，一方面宣稱「希望透過蔣經國總統圖書館所提供的資料，讓台灣社會更深入的瞭解（蔣經國總統），讓我們能更公正評價，這將有助於化解台灣社會的分歧」、「每一位總統的歷史定位都應該由人民決定」；但另一方面卻也肯定蔣經國前總統的「反共保台」，認為「蔣經國前總統堅定保台的立場，毫無疑問也是當前台灣人民最大的共識」。

泛藍政治人物如前總統馬英九、儼然當今「戰鬥藍」領袖的趙少康，以及明顯躍躍欲試於出馬角逐今年台北市長選舉的立委、一般咸認係蔣家庶出子孫的立法委員蔣萬安等人，原本就已經對蔣經國抱持高度肯定、功遠大於過的態度，蔡總統決定出席該園區開幕儀式，讓他們氣燄更加高張，也更加挑剔蔡總統及民進黨，是否有跟泛藍主流論述一樣高度肯定蔣經國（如朱立倫）；但蔡總統肯定蔣經國「反共保台」的論調，雖然在網路上獲得其年輕~青壯世代支持者的相當好評，認為蔡總統成功從中國國民黨這邊搶下反共論述的主導權、倒打多位泛藍政客，卻也引發本土陣營多所撻伐，或有認為「蔡總統應誠實面對威權時期蔣經國在迫害人權中所扮演的角色」（台灣社社長李川信），或認為蔡總統發言莫名其妙、無言以對（前立法委員段宜康），呈現毀譽不一的情況，而蘇貞昌行政院長的「人民不會因為獨裁者晚年慈眉善目，就忘記當時的血腥鎮壓」一席發言，則有為蔡總統論調緩頰、試圖在本土陣營內部滅火的意味。

對於本土陣營、乃至於整個台灣社會而言，最大的問題是：究竟應該如何評價「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以及與之連動的「蔡總統對蔣經國『反共保台』論的肯定看法」？

坊間常見為蔣經國辯駁、開脫或貼金的說法，主要有以下幾種：

1.有論者以蔣經國少年到青年初期曾經被其父親—作為中華民國國府最高實權者的蔣介石送往蘇聯，以人質之身親歷1920至1930年代間蘇聯大小政治事件、以及因此對他的性格所造成的影響，試圖為他一度在台灣大行蘇聯式特務政治等負面舉措開脫。

2.也有論者試圖從蔣經國日記等史料切入，分析蔣經國在來到台灣後的不同時期所面對的不同困境與挑戰，以他心理層面的苦楚與變化，作為為他辯駁的張本。

3.最常看到的說法，則是將蔣經國全面掌握中華民國當局實權後的官方宣傳當作是歷史事實，塑造出「蔣經國時代＝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的時代」的氛圍，並誘導支持中國國民黨、自認為或至少不排斥「中國人」身份認同的台灣選民，進入這樣的懷舊氣氛中，以作為泛藍政媒進一步操弄這些選民認知，將現代台灣污名化貼上經濟破敗、社會混亂等標籤的基礎。

但，筆者認為，這些說法純屬徒勞。

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於1949年12月7日遷台，度過最初最風雨飄搖、即將被美國徹底放棄的6個多月，在韓戰爆發、美國恢復援助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後，即一掃遷台最初的落魄，隱藏其本係在內戰中失去絕大多數本國領土，實際上係流亡政府、在當時及往後至今均未取得台澎主權的本質，以宛如新殖民者般的姿態君臨於台灣人之上，並在外交、教育及媒體等系統中，宣稱「中華民國業已『光復』台灣，台灣為中華民國的一省」。

中華民國為了鞏固在台澎的統治，在中央政府遷台前，即已透過228事件與其後的清鄉行動，對台灣人先行展開一波嚴重性可以與波蘭「卡廷大屠殺」相比的屠殺，以清洗台灣各界精英，在中央政府遷台後持續多年的白色恐怖中，雖然將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委員會與其外圍組織的主事者及參與者清洗大半，但同時也將不服中國國民黨遷佔統治，懷有反對該黨、甚至懷抱台灣獨立建國理念的台灣異議者，作為白色恐怖的打擊對象之一，輕則下獄、重則身死。

而這時候的蔣經國，不管他在成長過程中的經歷、以及因此對他性格產生多少明暗的影響，也不管他來到台灣後，以「少主」之身，如何承受來自多方面—特別是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流亡政權內部的不同派系，以及該政權外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因素—的壓力，他將「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兩個黨國政權，雖然互相仇視，但本質上是系出第三國際及蘇俄／蘇聯同門的師兄弟」的歷史事實更往前推進一步，控制軍隊政工等特務系統，並將其在相當程度上蘇聯化，而他的這套特務系統，也對於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黨國暴力—特別是與軍隊有關的孫立人案等具體案件—及因此而生的人權迫害，具有相當程度的責任。

蔣經國的特務政治曾因「劉自然案」一度遭到重挫，但隨著他的父親蔣介石晚年身體的惡化，最遲到1970年代初期，他已經成為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政權的實質第二號人物、擁有僅次於當時已呈尸居餘氣狀態的蔣介石的實權。

雖然有論者認為蔣經國的性格與行事風格，存在相當程度的實用主義傾向，但他的本質仍然是中國式的家父長開明專制主義者，他徹底掌握黨政實權後所採取的實用主義作為，並不是為了讓中華民國流亡政府退場、不再阻撓台澎人民以住民自決啟動建國機制的權利，而是為了延續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體制在台灣的統治、以及這套體制在受統治者眼中的形象。所以他可以一邊打出革新保台的口號、吸納黨內外多位台灣人加入內閣，一邊舉債推動十大建設、以凱因斯式的手法緩解台灣在第一次石油危機中所受的劇烈通膨等衝擊，同時加大力道，繼續以涉及戕害人權的諸多手法—例如政治冤獄、政治偵防，以及收買線民滲透進反對運動團體中等等，打壓台灣人在中華民國體制的縫隙中所逐漸興起的反對運動，以防止反對運動在有限的選舉中取得更多民意授權，進而威脅到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

雖然這樣的統治模式，順應美國在西太平洋以日本為首的「雁行式經濟發展體制」所帶來的時勢，讓台灣經濟加速起飛，但這套統治模式不僅未能緩解台灣在經濟加速成長時所出現的種種社會陣痛，反而還加劇環境、新型犯罪及金融吸金等亂象，同時也無法滿足美國國內—特別是美國國會—逐漸增加的對台灣人與其反對運動同情的訴求；中華民國國安局派遣殺手到美國，殺害具有美國公民身份，著有「蔣經國傳」、因此被黨國認為危害領袖形象的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更是促使美國政府也加入對中華民國施壓的陣容、「敦促」中華民國當局盡速啟動台灣民主化的里程碑級大事件。

面對這樣的壓力，蔣經國一方面只能繼續操弄實際上與共產中國多所相似的黨國機器，以「反共」、「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名轉移內部焦點，宣示「一個中國」（而非兩個中國或甚至中華民國在台徹底土斷）的立場；同時繼續強化「保台」論述，試圖以解嚴、解除報禁與黨禁等政治開放措施來緩解台灣內外的各種壓力，並因應自身身體狀況的持續惡化而預作身後布局，直至病發身亡為止。

但，即便蔣經國在生命的最後幾年，同時多線進行這些措施，我們仍不能認為這些措施是因為蔣經國自身的善意與幡然悔悟而啟動的，毋寧應該視為是內外壓力下的應急反應，也因此我們不應該誇大溢美蔣經國在其中的作用，而應該正視其他各方—包含台灣逐漸成長、要求更多民主化等改革的中產階級，台灣的反對運動，以及美國行政當局與國會兩院友台議員—各自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對蔣經國時代的功過評價做出簡要的釐清後，現在可以把視角拉回蔡總統在所謂「經國七海文化園區」開幕式致詞中，對蔣經國「反共」「保台」的肯定，並對她的這番論調進行評價。

如同上文筆者所強調的，即便到了蔣經國時代，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政權也依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政權在許多方面—如領袖崇拜、國民大會之於全國人大、軍隊政工制度之於蘇聯式政治委員制—若合符節，中華民國體制下對台灣人所灌輸的反共，並不是基於自由的言論場域、以及不受限制的論據開示與論辯攻防，使國民出於自發心理而認識到共產主義黨國的實害、進而產生足夠的意識形態反共抗體，而是出於維護黨國統治及「民主」的虛飾的目的，進行機械式與教條式的反共。

也因此，筆者雖然認為「反共在現代的台灣社會仍有其必要性與意義」，但卻也認為台灣人必須基於過去以來的各種相關歷史事實、以及對其間共產主義黨國所造成實害的認識，與台灣現況及將來自主更進一步優化的可能性相對比，進而發展出屬於台灣人自身的反共論述，不能再繼續自我囚錮於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政權威權統治時期所發展出的反共符碼與內容。但，很明顯的，蔡總統的該般致詞，至少並沒有在反共這點做出開創性的說明，而是逕行肯定蔣經國時代的反共，並未深究其內涵及缺陷。

而蔣經國政權的「保台」則具有雙面刃的性質，一方面蔣經國政權固然無法違逆「美利堅和平」（Pax Americana）體制，以結果論而言，仍然會讓台灣在美國政經及軍事等方面的庇蔭下，讓台灣繼續不受中國併吞統屬；但，另一方面，蔣經國政權的保台，卻也是為了維繫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在台灣的長期統治，而非結束中華民國流亡遷佔體制、使台灣人得以建立自己的新國家，這樣的保台對台灣人來說依然具有壓抑的面向。

而蔡總統的致詞中對蔣經國「保台」的肯定，也與「反共」一樣，都有並未考察實質內涵與其侷限性的問題，蔡總統認為她的「台灣．中華民國始於1949年12月7日」、以及符碼式的「反共保台」論述，可以團結起最大多數的台灣人，但，不僅她的這些訴求的目標客群—亦即淺藍或所謂的反共藍—到底在台灣還剩多少比例，已經非常值得商榷；其間因此引來多少民進黨既有本土核心支持層多大幅度的反彈—例如指摘蔡總統忽視「蔣經國作為威權體制主事者之一，在諸多反人權的事件上具有主導性角色」的事實、以及「轉型正義變成轉型綜藝」等等的批評，得失如何也是她必須思考的問題，因此，筆者不認為蔡總統在「經國七海文化園區」的開幕致詞上打出「肯定蔣經國反共保台」的大旗是高明的策略。

去年年底四項公投及今年初北中選罷相繼過關後，政局的諸多發展，仍不能令本土非左派的支持者輕鬆以對，蔡總統在「經國七海文化園區」開幕式的致詞，不僅未能跳脫威權時期窠臼，發展出屬於台灣人且具突破性與開創性的論述，而且也沒有體察蔣經國時代反共保台論述的侷限性與問題點，招致本土支持者出現新的反彈，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至於蔡總統能否在未來的2年3個多月任期中適當的修正去年國慶以來所提出的「台灣．中華民國」路線，筆者衡諸過往事實，也並不會抱持過多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