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十九歲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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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我有一個新紀錄片計劃，當時我跟合作夥伴花了不少時間議定細節，細節之多，對方或許感到意外。不過，自從出現《給十九歲的我》爭議後，相信大部分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在處理人事方面都會小心翼翼，注重與被拍攝者的溝通，避免不必要的衝突。
溝通和信任很重要，這讓我想起一位記者。去年暫停書寫人物的其中一個原因，就
早前《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季刊中，部分男性會員的文章標題使用「學生妹」、「妹豬」等字眼，因而遭到批評性別意識不足，也反映出女性影評人聲音的缺席。除了性別意識問題外，我們或許也可從另一角度切入 — — 這是否同時揭示了一種潛藏的世代矛盾？
上一代如何看待下一代？他們所認為的「關懷」與「幽默」，下一代是
趁DSE放榜，講吓當年我的故事，當時仲係A Level年代：
讀中四五左右，我已經打算第日大學讀電影，亦聽聞讀電影還是拍電影，文學修養好重要，於是升預科嗰陣，我做咗個大膽決定，就係選修會考冇讀過的中國文學科。
唔知係我會考成績好，定係老師好人，學校畀我選修中國文學科。不過後來的班主任同同學以
本文介紹了由網媒「試當真」製作的《公開試當真》紀錄片，記錄了香港DSE考生阿康的備戰公開試過程，以及敦促阿康溫習的「試當真」成員許賢對公開試的情意結。文章提到了電影的剪輯工作，以及對拍攝同類型紀錄片的反思。這篇文章對於想要了解《公開試當真》紀錄片的人來說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早前金像獎得獎名單中，《給十九歲的我》奪得「最佳電影」，以及《神探大戰》奪得多個獎項，引起不少熱議；不過坊間的討論存有不少誤解，包括以下內容：
第二輪投票的爭議
金像獎第二輪投票分專業評審及屬會會員兩部分，很多人批評專業評審，說這是小圈子、黑箱作業；其實金像獎第二輪投票最大爭議的，不在於專業評審，而
本來有先例可循，涉事者不能以一時疏忽為由卸責。另一方面，犯一則，追一責，不能把其他人（例如英華校方）的錯失責任，都往一個人身上推，亦不可把相關或不相關的各種憤恨，一股腦兒宣洩在專業失當者身上。
有時候，有些道德或道理背後，的確存在著很多智慧，要是我們沒能理解當中的意義，而只靠自己的經驗來做事，上得山多終遇虎，要經歷過才學懂的事情，有時候代價並不是自己所能負擔的。
最近這幾天有一件事情以海嘯般的形勢，在各大社交平台洶湧著，獲得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電影獎」的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產生爭議，以致導演張婉婷需要將影片停止公映及向各界解話，希望平息事件。
早前，看過歷時製作十年，記錄香港『英華女校』重建過程和學生成長的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就電影而論，確實是部上乘製作的紀錄片，透過一間學校縮影香港社會的十年變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