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共同警備區》（上）| 七十年前的導演就把跨界玩得這麼溜

今天要討論的兩部電影，恐怕將是這個專欄裡年齡差距最大的一對了。《第三人》上映于二戰結束五年後的1949，在對側半球的一個大國，史學界後來定義的“近代”至此結束；《共同警備區》上映于韓戰結束近五十年後的2000，以基督紀年計算的二十一世紀從此開啟。但顯而易見的共通點讓兩部電影在聯想上的距離，要遠遠比時空維度中更短。

《第三人》的標題揭示了兩片的第一個共通點：都借用了“現場還有一個人”的推理模式（圖 1）。發現這一點，《第三人》是因為不一致的口供，而《共同警備區》是因為消失的子彈。

作為編劇，上一期已經談到的格雷厄姆·格林，用他從情報生涯中提煉出的懸念技巧奠定了《第三人》的推理敘事。格林和毛姆有些相似：都曾供職於軍情六處，並把其間的經歷寫進自己的作品；都擅長“講故事”；都在頂尖文學家中有著卓越的名聲，但卻沒有獲得最主流的肯定（格林一生21次被諾獎提名卻從未獲獎，毛姆則有著“二流小說家”的名聲）。

《共同警備區》的標題則包含了兩片的第二個共通點：都發生在不同政治區劃的“邊界”上（圖 2）。《第三人》發生在被劃分為美、英、俄、法四區，並且市中心由四國共管的戰後維也納；《共同警備區》則發生在南北韓之間的板門店，所謂“共同警備區”，就是由雙方共同派出軍警予以戒備的彈丸之區。兩次，兩次劇情都騎跨在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鐵幕”上。

任何“邊界”都是富饒的故事產源地。在材料學上，不同相態的邊界總是具有較大的表面張力；上升到宏觀領域，不同人類社會的邊界總是具有較大的劇情張力。這是由於“邊界”自身總具有天然的悖謬性。邊界永遠是人為的，如果沉降到微觀的層面，永遠會發現邊界之下，世界其實連續（我就不說且可導了）。維也納是一座城市，是軍事的博弈決定了四國勢力的範圍；朝鮮半島是一片土地，是戰爭的拉鋸制衡出兩方約定的雷池。就連維也納的版圖和“朝鮮半島”這樣一個說法，本身也是人為的、無非更大一圈的邊界。或許有人要說，除卻國境線，還有一些自然的邊界，像河流與山脈。然而，即如這些所謂的“自然邊界”，也只是用人類的尺度來觀察時，人腦為了減小認知複雜度，而對現實做出的本能簡化而已，說到底還是人為。在潮間帶的牡蠣看來，把地表分成海水和陸地，就十分哭笑不得。英國海岸線既然會隨著分辨率而改變長度，這個概念的“實在性”也就遭受了消解。不僅如此，即使是清晰的邊界，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主動消解自身。中學生耳熟能詳的物理案例是，兩個鉛塊甚至本性更遠的事物貼在一起，久而久之便無法分開，因為邊界兩側的微觀粒子互相滲透。而藝術，恰恰只能是微觀的。它關注個人，關注平民，關注心理，關注日常生活的細節。發生在邊界上的故事，總能憑藉躍變和連續之間的矛盾，為藝術提供豐富的肥料。真實的藝術，本性上就是反邊界的。

這也正是旅行的意義所在。古今哲學家，在論述道德學時，總要先面對道德虛無主義；而陳述道德虛無主義的基本觀點時，總會以道德隨國家、民族、風俗、地域及時代而截然不同乃至相反為例子。這些素材除了閱讀，就來自於他們的旅行、遊學或采風。所以旅行的價值，就是超越（國家、民族、風俗、地域及時代的）邊界，看到自己原來所處的環境中，有哪些種類的“善”，是“偽”出來的，從而將那些本沒有堅強根基的執念放懷。道德虛無主義是道德學必須經由的未完成態。假如這門學問存在的話，它必須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上；而為了發現真實的基礎，就先必破除那些終歸於“空”的“執（邊界）”；道德虛無主義，就是在剛剛從這些破碎的“執”上摔落，而還沒有被堅實之地接住以前，那下墜過程中片刻的眩暈和迷茫。

從價值上，躍變與連續的矛盾佐證了“邊界”的藝術性。另一方面，從技術上，“邊界”總是離兩側的中心同時很遠（圖 3）。這種鞭長莫及帶來的混亂，往往為各類故事準備了生長的土壤，畢竟通俗來講，“故事”（經常被等同於“傳奇”）是一種和“規範”或“日常”對立的存在。四國治下的維也納，黑市猖獗；與世隔絕的共同警備區，兩邊士兵建立了在各自領土都視為叛國的友誼。類似的還有英占時期香港九龍城寨，有著“三不管”的臭名：香港政府不敢管、英國政府不想管、中國政府不能管。（於是《功夫》的故事也就在此落腳而不覺荒誕了——片中“豬籠城寨”，與“九龍”一音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