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系反戰和日系反戰最大的共同點，就是他們都對“把暴力（戰爭）作為方法”產生了根本性的懷疑，也就是我們一般文學化地表述的：“勿以暴易暴”。暴力手段終將反噬、失控、被鏡像所同化，這種必然性，使得即便將其作為一種對抗和懲罰暴力的方案，都變得不可取了。
本期電影
前兩日我在讀莫泊桑的短篇小說時，剛好讀到一段討論“恐怖”的話。假如像我在序言中所說的那樣，把驚悚就看作高級的恐怖，這段話倒可以作為“驚悚”的絕佳注腳。我把它順便抄錄在這裡，然後再進入今天的正題：
“兩個男人和三個女人就在客人們眼前，淹死在對面的河裡……是的，這種事激動人心，但是並不恐怖。恐怖，這個由來已久的老字眼兒，含義要比可怕這個字眼兒多得多。像這樣的一件可怕的事故能使人激動，使人驚慌，使人害怕，卻不會使人發狂。要讓人感到恐怖，需要的不止是內心的激動，不止是嚇人的死亡場面；需要的是神秘現象引起的戰慄，或者是超自然的、反常的驚駭的感覺。一個即使是在最悲慘的情況中死去的人不會引起恐怖；一個戰場並不恐怖；血並不恐怖；最傷天害理的罪行也很少是恐怖的。”（《莫泊桑中短篇小說全集V》，上海譯文出版社，2019年版）
多年以前，父親曾經在談到德國與日本對二戰的態度差異時跟我說：日耳曼民族和大和民族的民族性格是很不一樣的，日耳曼民族勇於認錯，而大和民族具備東亞民族的共同特點，死要面子。這樣的說法就像物理學上的近似，雖然流於現象學歸納而缺乏對底層規律的反思，但用起來還的確總是蠻准的。這一期我們就要談論兩部分別來自德國和日本的、都以戰爭反思為主題的驚悚片，《兇手就在我們中間（1946）》（圖 1）和《雨月物語（1953）》。從這兩部電影中，我們就可以窺見上述的兩種民族性格，或者說，至少可以窺見對於這兩種民族性格形成上述印象的原因一斑。
《兇手就在我們中間》重複了已在《4.<弗蘭肯斯坦><沒有面孔的眼睛>》中談論過的“醫學驚悚”。主角是一位在二戰中服從上級命令剝奪了百餘人性命的醫生漢斯·默滕斯，他被罪惡感和懺悔心折磨得幾近廢人，隨著敘事的推進而逐漸揭露出自己的過往，最後達成復仇與救贖。
醫學和戰爭術一樣，是一種非常徹底、純粹的工具理性。它處理的對象就是痛苦，但它內部並不傳授對待痛苦的態度：是消滅它，還是創造它。正是這種兩可性，給醫生角色在驚悚想像中的頻繁出場埋下了邏輯前提。“開膛手傑克”和轟動一時至今懸而未解的“南京大學碎屍案”以及其他種種類似慘案，醫生都是被高度懷疑的兇手身份，因為只有這個職業能提供充分的解剖學工具和知識，更重要的是，面對鮮血和人體組織時的冷靜。我們剛剛研究過的《死亡之夜》，還有1979年版的《諾斯費拉圖：夜晚的幽靈》，同樣有著鮮明的醫生配角（圖 2），雖然在這兩部電影中，醫生都更多地因為他們對自我觀念的固執而受到輕視。然而，也正是這種真實的或者假想的固執，把他們塑造成了其他作品中剛愎而強勢的反派。
（如果我們站在這種高度去觀察世相，會對中國大陸近年來愈發緊張的醫患關係產生新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