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共中央向人代會提議修憲廢止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幾點思考

2月25日，中共中央公佈了第十九屆二中全會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其中包括取消憲法中對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建議」憲法第七十九條第三款『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修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每屆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等於是取消了對國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

消息甫一公佈，社會輿論反應強烈，普遍對這一修改建議表示不滿，認為是中國政治體制的倒退。

關於國家主席任期期限的現行憲法條款是1982年通過的。「文革」結束後，鄧小平等老一輩政治家吸取了毛大權獨攬，任職終身的沉痛教訓，為防止權力過度集中而將這一任期限制寫入了憲法。雖然中共黨章並沒有對黨內最高領導人的任期做出明確規定，但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來，江澤民和胡錦濤都在連續任職二屆總書記後退了下來，已逐步形成了總書記任期不超過兩屆的慣例。可以說，「權力不得終身」在體制內外都形成了相當廣泛的共識。這也是鄧小平等老一輩政治家留下的重要政治遺產，是改革開放的重要成果。與「辛亥革命」取得的「權力不得世襲」的政治成果同等重要。

民主國家選舉產生的國家首腦或行政首腦，均是任期制。這對防止擁有實權的國家首腦或行政首腦專權非常必要。而對於中國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行政權力不受人大代表和司法限制，尤其重要，可以說，是微弱而唯一的限制。如果取消國家主席的任期制和不遵守慣例在兩屆任期滿時不卸任總書記一職，那將對國家最高領導人沒有任何限制。

而權力終身制無疑會導致權力高度集中和領袖崇拜，而這進一步會導致一旦做出錯誤的政治決策，就得不到及時糾正。在毛澤東長期擔任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期間，正是這樣。他犯了的許多嚴重的錯誤，如發動「大躍進」和 「文革」等，但由於其擁有巨大的權力和極高的威望，沒有什麼力量能阻止和糾正他的那些錯誤決定。這些錯誤決定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只有在他逝世後，他制定的那些錯誤政策才得到糾正。

廢止國家主席任期限制顯示習近平要搞終身制，這一點無可置疑。顯然，他打算兩屆國家主席任職到期時，還會繼續擔任下一屆國家主席。不然沒有必要修憲廢止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但國家主席是個虛職，總書記和軍委主席才是實職。他不可能到時卸任總書記和軍委主席而僅僅繼續擔任國家主席，必然是三個職位都繼續擔任下去。

權力終身實際上是綁定總書記和軍委主席終身，而並不是綁定國家主席終身。而這兩個職位並沒有明文規定的任期限制，江澤民和胡錦濤是按兩屆的慣例退了下來。因而終身這兩個職位不需要修改現行黨章。但對於已經兼任三個職位而言，如果要終身國家主席這一虛職，也肯定會終身其它兩個實職。不修改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不一定意味著不搞權力終身，但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則一定是要搞權力終身。也就是說，國家主席無任期限制並非是權力終身的必要條件，但卻是充分條件。

如果不修憲廢止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習近平兩屆任期屆滿，而違背憲法繼續擔任下一屆國家主席，行不行？可不可能？我認為不可能。現行憲法條款限制將是他終身國家主席的障礙，不修憲廢止限制，就不可能擔任下一屆國家主席。

這表明，這一憲法條款有實際的約束力。習近平自己也表示，「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但我們看到，中國的憲法的絕大部分條款都不具有約束力。序言無疑不具有司法上的適用性，而關於言論自由等公民權利的憲法條款也完全得不到落實，為何官方不介意違反憲法而侵犯公民權利，而不去修改憲法廢止公民權利的條款呢？

原因在於，公民權利的條款是約束整個政府的。而當局並不在乎違反憲法，絕大多數民眾也不在乎公民權利的憲法條款被違反。於是公民權利的憲法條款就完全成了擺設。而關於國家主席任期的憲法條款，是約束具體的國家領導人，而體制內對這個職位存在競爭。這樣，如果憲法中有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的條款，體制內的權力競逐者就很在乎是否遵守了憲法條款，就構成實際的約束，不完全是擺設。

而在毛時代，有54憲法，規定了人民代表大會四年召開一次，並設有國家主席。但文革開始後和劉少奇被罷黜後，很長一段時間未能按憲法召開人代會和任命國家主席。說明毛的權力和權威之大，可以公然違背這些規定，而黨內的高級幹部也拿他無可奈何，不能以這些憲法條款要求他定期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和任命國家主席。在九大上，林彪集團想按憲法恢復國家主席一職，但最後卻被毛打倒。

習近平要搞終身制，也是沒有選擇的選擇。從他上臺後，選擇集中權力反腐，就註定了要搞終身制。

專制體制下的任期制，也確實有很大弊病，存在內在的衝突。一方面，它會擴大和助長壟斷利益集團和食利階層，加重腐敗。退下的領導幹部待遇不變，等於是用物質待遇贖買其權力。其子女親屬又大搞「權貴資本主義」。這必然會減弱與損害政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退下領導對其提拔的舊部還有很大的影響力，這又會形成權力分化。同時又缺乏民主政治有序有效的決策機制。這就會造成執政能力的下降。

在習近平上臺之前，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貪腐和權力分化已相當嚴重。如果習近平曹隨蕭規，按江胡的搞法「悶聲發大財」，確實也搞不下去了。社會分配不公，貧富懸殊，食利階層太多，老百姓不堪重負，養不起了。

與江和胡不同，習作為紅二代一員，有一種」主人「心態。江山是我們父輩打下來的，不能在我們手裡丟了。而江和胡基本是看守人心態，能維持就維持。他的心理驅動力有二個：一個是恢復中國天朝上國的地位，不用遵守西方國家制定的國際規則和秩序。這也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動力，現在仍然有廣泛的社會基礎。二是認為江山是紅二代父輩打下的，不能在他們手裡丟了，搞得共產黨下臺了。

說起來，這也是蝴蝶效應。毛岸英意外早逝，毛沒有合格的可以培養的嫡親接班人，又不願意將權力交給子女眾多的劉和林。這樣等於是劉或林的子女接班。想不通，就打擊老傢伙們。這就造成他們的子女受到牽連，被耽誤了。毛死後，老傢伙們才翻盤。但等他們要交班時，發現他們的子女的資歷不夠，就只有交給不是紅二代的江和胡手中。等以習和薄為代表的紅二代成長起來後，才接管回來。

兩條路，進則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實現憲政轉型，還權於民；退則集中權力反腐，清理門戶。不進則退，維持現狀則不可能了。

體制外的自由派自然期盼他推動憲政轉型，但這種奢望是不切實際的。一則從中共的晉升機制來看，其最終勝出者，必然體制化了。

現今中國官場的運作規則唯有私利而已，早已沒有了政治信仰，沒有了所謂的「共產主義的理想」，更不會有追求憲政民主的理想。官員必須要非常熟諳官場的潛規則才能勝出，概莫能外。習近平雖然是紅二代，起點高，晉升快，但如果不適應官場，不諳熟權鬥，一樣會被淘汰。而現今的「黨天下」與過去的「家天下」不同，最高權力的繼承者選擇範圍更廣，與習近平同樣起點的人有一大批，比過去的皇子人數多多了，也經過了更多的歷練。 所以，能勝出者肯定非常適應和擅長於這樣的體制。與過去的皇位繼承人相比，不會產生平庸之輩，能力上可能不是很優秀，但也不會差。但更不可能產生出與體制相違背的異類。即便年青時有理想，也會在體制化的過程中被磨滅。也就是說，中國現在的官員選拔體制下，不可能產生出追求憲政民主的領導人。要是「家天下」，皇位繼承人不需要在體制中歷練，倒可能產生「異類」，當然，皇位繼承人未經過歷練，能力差異也很大，既可能很優秀，也可能很差。

再一個，從習近平所受的教育來看，他也沒有多大可能接受，進而認同自由平等的價值觀。

其三，即便我們假設，一個懷抱自由民主理想的「紅二代」，能在體制內長期潛伏下去，直到登上權力的頂點也「不忘初心」，那也面臨著很大的政治風險。只是體制外少數自由派知識份子支援憲政轉型，但卻不會得到民眾足夠的支援，更得不到體制內官員的支持。他們習慣於支配和服從。包括習近平在內的官員都習慣于通過掌控權力來管理，而不習慣於平等協商和接受社會和輿論監督下來為社會提供服務。他們寧願冒被整肅的風險，也不願意權力受到社會的監督和限制，都想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說一不二，為所欲為。因而，對於經歷了殘酷鬥爭才得到最高權力，以及年事已高的新的繼任者，不敢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冒險，去推行憲政轉型。

所以，習近平選擇集中權力反腐，一則符合他的價值觀，權力支配一切，二則更得心應手，三則能得到來自於民眾和體制內更多的支援。反腐能爭取到民眾的支持，民主倒不見得。畢竟民主初期必然會有一些混亂，老百姓不一定能馬上得到實惠。

但為提高政權合法性而反腐，為了提高執政能力而集中權力，都會損害政治信任。前任將權力交給繼任者，是以相信繼任者不會搞清算為前提的。如果前任預先知道繼任者會搞清算，肯定不願交出權力。相信江和胡都沒有預料到習近平會像現在這樣大規模地反腐和清理權貴資本。雖然江和胡自身沒有受到清算，但其舊部和影響卻被大規模清除。

習近平大規模反腐和清理權貴資本已經嚴重破壞了政治信任。而任期制是以政治信任為前提的。一旦開了先例，就難免被效仿。如果習近平也兩屆任期交權，他必然擔心是否會被繼任者清算。而只有在有生之年，牢牢掌控住權力，才能避免被清算，保證自己的政治和生命安全。所以，終身制就是必然的選擇，不管阻力有多大，都得推行。「開弓沒有回頭箭」。

至於習近平集權是為了推動憲政，這種說法完全是荒誕不經，不合邏輯。憲政本來就是分權和限權。怎麼可能集權是為了分權和限權呢？何必多此一舉？不合邏輯！直接推行憲政不更好。再說了，集權了就更不願意放權，人性如此。集權後再放權，被反攻倒算的風險也更大。

前面說了，國家主席一職並非權力終身的必要條件。習近平無限期任職中共總書記和軍委主席也能權力終身，這兩個是實職，國家主席是虛職。那為何習近平如此在意國家主席一職呢？非要修憲而終身兼任三職呢？

我判斷是，習近平仍然希望親自參與國際事務，接待外國領導人、出訪和參加國際會議。讓國家主席一職在國際事務中發揮實質性作用，而不只是儀式性作用。如果他不擔任國家主席，國家主席一職就是儀式性的，找個人當就可以了，出席一下儀式。實質性問題在後臺討論協商。而他擔任國家主席，就能讓國家主席一職發揮實質作用，以國家主席的身份與外國領導人親自討論實質性問題。

原因在於中國政治體制的特殊性。實質性最高權力歸中共總書記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但這兩個職務都不是國家職務，是黨的職務，不適用於國際交往。要借助于國家主席這個職務從事國際交行才合適，才符合國際外交慣例。在這上面，中國不可能特殊，只能適應國際慣例。所以，習近平就需要一直兼任三職，環球日報的文章借用基督教的說法，稱這為「三位一體」。在其社論《堅定支持中央修憲建議 是理性也是信仰》中說：「國家主席的設立和職權範圍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幾經變化，最近二十幾年形成了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三位一體」的領導體制，它被實踐證明健全、有效。這次修憲取消對國家主席連續兩屆任期的限制，有助於保持上述「三位一體」，進一步完善党和國家領導體制」。

雖然王岐山可望擔任國家副主席，可以分擔和代表習近平參加國際事務，但習近平可能不願意完全退出。不然，可以仿照毛和周恩來總理的關係，毛沒有國家職務，但是最終決策者，而周以國家總理的身份代表毛進行外交活動。但毛時代，中國很封閉，外交活動少，遠沒有現今這樣頻繁，所以毛與周這樣的安排是適應的。但放在今天，就很不適應了。

再一個，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也有強烈表示要搞終身制的意圖，以儘早得到體制內官員的認可和效忠。如果沒有遭到體制內比較一致而強烈的反對，就會被默認而成為既成事實。雖然，十九大沒有指定下一屆接班人已經顯露出習近平想搞終身制的意圖，但這次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無疑更明顯和更強烈。

如果是這樣，習近平修憲終身兼任國家主席一職是為了親自參與國際活動，那是否可以得出一個推論，他將繼續保持對外開放的政策。因為如果重新封閉，就沒有什麼國際交往，就沒必要非得兼任國家主席。因而，可以將習近平現在和未來的政策理解為「不繼續改革，但繼續開放」，在政治上到退，但在經濟上繼續開放。

與毛和鄧的政策相比較。在政治上，習向毛回歸，重新集中權力，摒棄集體領導，樹立領導核心，搞個人崇拜，祭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搞終身制等。但仍然會堅持鄧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對外開放路線，至少會將經濟建設作為重要內容。現實也是如此。中國不可能回到「抓革命，促生產」了，不可能以政治信仰來鞏固統治合法性，而只能主要以經濟發展並反腐來鞏固合法性，而經濟發展就離不開對外開放。習近平提出「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和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也不是針對私有資本而言的，而是針對權貴資本而言的。集權、反腐、清理權貴資本、開放和促進經濟增長，應該是習近平執政的基本政策。

但政治上倒退和經濟上繼續開放之間會產生很大的張力，很難長久維持下去。這取決於中國的對外開放及擴張與現有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秩序的相容性。一方面，如果中國能通過技術輸入和國際貿易持續保持經濟增長，是能夠消解國內矛盾的。因為中國民眾普遍只對物質生活感興趣，而對自由平等、言論自由和選舉等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不感興趣。但一方面，如果中國在經濟體量上與美國的差距越來越接近必然威脅到美國現在維持的國際秩序。一個經濟體量龐大的專制國家不可能服從美國建立和維持的國際秩序。這就會產生衝突。如果中國失去了技術輸入和國際市場，從而不能保持持續的經濟增長，或者與美國發生了嚴重衝突，都可能無法保持政治上倒退同時又保持經濟開放。

2018年2月27日

一個人的權力來自於三個方面，一個來自於職務；二是來自于個人威望；三是來自於人脈關係。三者有所區別但又相互關聯。個人威望和人脈關係則與功績、資歷和家庭背景有關。

習的權力主要來自於職務，再者得益於「紅二代」的背景和關係，但缺乏足夠的威望支撐。他並沒有特別過人之處和對中共有特別大的貢獻。但現在體制內都是繼承者，而不是創業者，都不太可能有特別的建樹。任何人都缺乏老一輩所做出的突出貢獻和資歷，在黨內和黨外都沒有特別高的威望。因而職務權力就具有相當大的優勢。

與毛相比，毛就有非常高的威望。毛不僅有黨內威望，而且有黨外威望。中共為了奪取政權而神化毛，以獲取民眾的支持。這樣就形成了對毛的個人崇拜。個人崇拜是毛的最大優勢，毛的對手劉和林，也是創業者，在黨內也有很高的威望。毛在黨內的威望就不是特別明顯的優勢。毛的權力基本上來自於他在黨內外的威望，而跟他擔任的職務沒有多大關係。所以。劉和林面對毛的打擊，毫無還手之力。如與毛火拼，勝算小。而且弄倒毛後也立不住，無法向革命群眾交代。

體制外，習的支持主要來自反腐和對外擴張。前者得到毛左支持，可以滿足他們集中權力的要求。後者得到鐵血糞青和小粉紅的支持，可以滿足他們意淫強國需求，以安慰自己受奴役被犧牲是值得的。

在體制內，習利用的是自己的職務權力，用危機意識和大局意識不斷鞏固和加強自己的權力，沒有誰可以挑戰他。他先利用體制外仇官仇富的情緒渲染亡黨的危機；然後反過來又用亡黨恐嚇體制內，支持他反腐，達成黨內反腐共識；再利用江胡的矛盾和紅二代的支持各個擊破。而整肅對象和大佬們一則估計反撲的成功率小，二則也顧忌翻盤的後果難以掌控和承受。後果的嚴重性大於屈服的嚴重性。就這樣，習一步一步鞏固和加強了自己的權力。

2018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