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想確定，在我放監時，不論是三年、五年、十年，都會有人在等待我。」
這是我與梁天琦見面時最深刻的說話。
我與天琦不算深交。我與他首次私下碰面，是在所有暄鬧和熱血止息後，一片迷霧肅殺來臨時。八月初，我聽審公廣案上訴庭後，深深清楚自己難逃入獄一劫，剛好天琦從哈佛完成fellowship回港，準備應審。我們都是從朋友口中聽聞對方，或是在新聞得知雙方動態。那時我們都抱著面對監禁的心態。我近他遠，我輕他重。對他而言，挫折和負擔更大：在狂熱之顛隱沒下來，「為何經歷一切，自己反而不開心」正如他在《地厚天高》所言，早早在參選之路中斷，及後在遠走美國，他都深陷反思和焦慮中。畢竟，人生之高與跌盪之重，香港政界，不出其右。我們都在政治的漩渦中，他被捲得更兇，也更殘酷。
他跟我說在美國如何受到宗教的影響，如何在靜謐的綠草花園中與上帝對話，探索內心。他不想看《地》，昔日的豪言壯語使他難堪：歷史是如此難令史書上的人面對。在美國所有人都叫他不要回港，他抵著所有人的反對，為自己的未來一錘定音。
三年、七年、十年，我們數著。那陣子我們靜靜的呷杯酒，食著茶餐廳外賣的飯盒，陽光明媚，那是時代暴怒後寂靜的註腳。
從獄中出來，政治犯和準政治犯在朋友家聚會，天琦在場。聚會人數超出預期，他有點不安，他只想在無人之境放肆的喝與醉，但還是乖乖的聽完監獄分享和注意事項。
再之後約了Alex和之鋒三人與他飲茶，那是在他應訊前最後一見聚會。相約在小小的包廂，我們這些身不由己，迴避不了人生災厄的人，聚起來時都不愛談些國家大事，談笑風生。我們沒有大家想像的肅殺和凝重，我們清楚，有些迷霧，撥也撥不了。會共同經歷苦難的人相知相遇，了解各自如何渡過同一道試驗，已是難得的快意，還何來時間悲傷？他說，一路來到刑前，想不到在這兒坐著的，會是我們三位。
人生是一條大道，兩旁的種子都不知會種出甚麼。世事總無法預料，我們唯有最將難以預測的人性，用最確定的方式向他保證。我跟他說，無論你走多久才走出監獄，你走出來，我們都在。這不是文天祥的式仰天長嘯，這只是在荒謬世代的謙卑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