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缺乏一個單一的、強而有力的社會意識形態的情形下，人們對於塑造各種「我們」的概念─社會意識形態的建構物──的需求就應運而起，不減反增。
對比生活在二十世紀初的吳爾芙、魯迅和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世界已然變得再複雜多了一些，分化出更多的差異性和相對性，包含人的物質生活方式、人的認知輕重緩急取向、感官習慣、價值定位、社會型態等皆是如此。像是吳爾芙可能就沒有想到，自己在描述那些戰爭照片刺痛人心時的觀看方式，作為支持反戰論據的一環，代表人類社會普遍擁有的共識和良知，這個立意良善的想法竟然會被同樣身為女性的桑塔格所加以質疑。
同情心如今已是一種可隨著文字和影像操縱的、可兜售的商品，或說是構成商品的重要元素、成分之一。整個社會充滿了數不清商品，瞄準的對象就是各種各樣藉由了感動、說故事所塑造的「我們」。桑塔格說得很直接尖銳：「戰爭受害者的照片本身已成為一組修辭。它們重申。它們簡化。它們煽動。它們製造了達成共識的幻覺。」如同吳爾芙肯定紀實影像作為代表現實、現狀的證據的力量，許許多多的人也似乎是如此相信，假如每個人都見過那些真實地如親臨現場的照片，其視覺衝擊的猙獰慘烈就足以喚起人的同情心 ，使人打從心底憎惡這種泯滅人性的殘暴行為，並且因此達成一致的反戰共識立場。
或許，現實狀況確是如此沒錯。
試想如果1839年的歷史，攝影技術因為某種歷史原因未曾被發明，世上不存在有既客觀又恐怖的影像紀錄，當某處發生戰爭，而整場戰爭下來始終身處在兵兇戰危之外的另外一大群人，又如何可能可以在認知上以及情感上產生出相對應的同理心？單單是依賴圖畫、或更間接而薄弱文字的描述，如2018年2月21日大紀元新聞標題：「敘利亞政府持續轟炸 致200平民喪生」，是絕對無法達到此種宣傳效果以及說服力的。
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正是攝影使得發生在遙遠異國的敘利亞戰況得以進入我們的生活，攫取我們的資源容量有限的認知運作，使它變得跟其他日常所見的人事物一樣，是真實存在的一部分──或說是變得更真實了，很多人都聽聞過戰爭的可怕，但這些人並非都看過它的實情實狀。
但是，讓我們來看這一張照片，它看起來是不是就像其它很多幾乎千篇一律的戰爭紀錄的其中一張呢？而這不也就意味著，有某種公式規範了影像的生產。
一個敘利亞孩童跑過塌頹建築的前方，這完全就是典型專業災難攝影所慣用的構圖手法，攝影師將各自象徵不同意涵的主體與背景放置並列一起出現，藉此創造弦外之音的對比感，孩童天真無辜的弱小身影，對比世界充滿了巨大無邊且無可挽回的破壞。受害者的影像已經固化為一種預期可以快速製造同情心的公式化修辭；攝影師這樣拍、編輯這樣編選、而觀眾於是也這樣看，並產生預料之中的心理反應。
所謂人的感動，似乎成為了某種可以預料的、可觸發調控其大小、時機、起伏轉向的事情。駱以軍的一段文字把這樣的「工作」看得頗為下流和身體性：
是掌握對方的感性腔調而誘騙之，或曰「二度剝削」，或如昆德拉說的「媚俗」。這部分更噁心。台灣人在這個「話語──亢奮──像傻B那樣被掏空」的經驗可謂既世故卻又悲傷地醃浸在其中。簡直像照著「性感帶興奮點圖說手冊」DIY手淫，機械性不帶感情地照著那手冊是簡化指示地搓弄，結果驚訝地屢試不爽每次對方皆乖乖地高潮。
我們的社會，已經失去了對這種「假的真情」之濫用的反制邏輯或道德潔癖，於是集體醚晃著一種喜劇感，一種嗒然、訕訕的說不出來的羞恥和虛無。「攏是假吔啦！」但一轉身，大街小巷各領域各處所皆是這樣等著從你柔情軟弱之孔竅伸進你腔體裡的一支髒手，它塗了潤滑油，弄得你欲仙欲死乖乖繳械……
關於戰爭，我們自以為共同擁有的一種人道主義共識其實是相當簡陋而且空泛的。那名被攝影師視作修辭語彙而捕捉下身影的男童叫什麽名字？或是那一位倒下的西班牙共和軍士兵叫什麽名字呢？所有來自新聞媒體的、人類在其中呈現出忍受極大傷害與苦難的影像，其具體受害者姓名、地點、日期、原因是什麽？我們不知道，我們不記得，左耳進右耳出，因為我們不在乎。「一個人的死亡是悲劇，一百萬人的死亡只是統計數據。」
令我們的良知似乎還有餘裕轉圜、被這些有關傷害的影像包圍的同時，還可以繼續我們的每日生活，就是我們隨時都可以供應出來的同情心，以及告訴我們自己「那絕對是不對」的初級正義感。但大致上也就僅此而已。
畢竟，戰火離我們的日常現實太過遙遠，而這永遠顯得太龐大、太複雜的世界也超出了我們可以負擔得起的有限認知能力。
萬般皆商品
在攝影鏡頭下，在大眾傳播媒體的操作中，任何的對象、任何的內容都會容易地淪為一種被「戰不關己」的他人所窺看、宣傳、獲得利益的商品。
在《生活》雜誌那個令人感到不舒服地怪異事例裡，或許雜誌廣告部門的用意只是單純地意圖把一則男性相關的廣告，放置在另一則可能較吸引眾多男性讀者的新聞報導旁邊而已。這種做法相當符合行銷的法則。
在行銷人員的眼中，他們實際上很可能沒有想那麼多，一則新聞與一則廣告並沒有什麼不同，都是生產來供應市場的商品，無心並置的結果就意外地變成了一種藐視和冷酷無情；一個國家的痛苦或是一條人命難道可以與任何愉悅的事物，等同分量地一起出現？
把拍攝戰爭或死亡、暴力的照片視為一種商品，雖然這聽起來明顯牴觸了我們的道德直覺，但是卻是一項不爭的事實，無論是對於生產方的媒體而言，還是對於接受方的大眾而言，都是如此。
馬克思認為，商品之所以成為商品，正是由於商品本身被賦予了某種微妙的地位，使產品變成商品，並且脫離人與人之間所建立起來的社會關係脈絡，取而代之的是，商品構建了一種純粹的物與物的關係。
因為商品的非理性的特性，由人組成的社會關係於是轉變為物與物的關係，物就主導著人們如何去認知、理解現實情境以及和他人的關係。
產品原是由人所製造出來，目的是供給他人使用的東西，因此人需要的是他人，在意的是身為人的彼此，此種社會關係的基礎是建立在人與人的關係之上。物化社會的認知視野水平裡卻只有追蹤各項商品之間，其公平和等價地交換過來、交換過去的軌跡圖。
而身在其中，進行銷售、生產、製造、設計這些商品的人，便被這種複雜的物品交換關係的網絡所掩蓋，消失不見了──儘管每個人必然都有自己的名字，具體無二地地身處某種人際關係中，存在於這個世界上，有其各自獨特擁有的快樂、煩惱、回憶、需要，或是正在承受的、程度大小不等的苦難。
人與人關係的消失當然並非意謂在這個由商品交換體系構建的社會中，人們相互不往來、不進行溝通與合作，事實上正好相反，我們經常性地要與大量「熟悉的陌生人」接觸、協作，甚至也會同桌共進晚餐。不過，這種人們之間的密集接觸的根本基礎仍然是沿著商品交換的軌跡建立起來的，我們先看到的仍舊是商品，再來才是它背後的人。
換句話說，一個是人如何看待另一個人，先取決的是他們是如何看待各自所擁有的商品的供需結構和交換的盤算。
在大部分的時間裡，我們所注視的、交談的對象，其實似乎是某種有形的或無形的商品代理人或代言人，我們生活在分工和交換規模越是錯綜冗雜的體系裡（例如全球化的貿易分工），人的形象就會後退得越遠，越脫離具體的實情實事，作為主體的人反而必須先附屬於作為客體的商品，才能夠進入到這個最至關重要的交換連續關係鏈裡面，也只有必須進入到這個場域裡面，所謂的價值或是意義才有可能被獲得、被承認。
人的臉就變成了商品的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