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嶼筆記：一場姐妹聚會，蘭嶼女人教我的事

2018年12月16日，星期天的晚上，我正和一群朋友在台北的家中吃著魚湯火鍋。羊肉、牛肉、蝦仁、魷魚、凍豆腐，配上梅酒和汽水，搖擺的背景音樂卻突然被電話鈴聲打斷。

我接起電話，一個女聲傳來：「你好，我們是船購網，請問你是不是訂了我們的船票？」一種奇妙的興奮感從我的脊背迅速竄上頭頂，我簡直快要笑出聲來：「噢！你就是最近蘭嶼那個詐騙集團對不對？」我還想問下去，對方立刻掛斷了電話。

我雀躍極了，轉過身對朋友們大喊：「天哪！我接到了蘭嶼人才會接到的詐騙電話！」朋友們為我歡呼大笑。

前一晚，同樣是一場聚會，我剛跟六個生活在台北與新北市的蘭嶼女人吃了同樣豐盛的一餐，地點是新北市的樹林區，距離台北市中心三十分鐘火車的小縣城。

過去兩年來，從最初作為觀光客到訪蘭嶼，到作為當地人的朋友，再到作為記者，我一直在嘗試接近蘭嶼。半年前，我的身份轉化成一個人類學研究者，以蘭嶼女性作為研究對象。這個距離台東90公里，離菲律賓巴丹群島99公里的小島，是在台灣東海岸以外，屬於達悟族人的小島。達悟人是南島民族、海洋民族，依海而居，過去，男人們潛水射魚，女人們上山耕種。直到1895年之後，日本人、西洋傳教士和來自台灣本島以及國軍部隊的漢人，才一步步進入並改變這座小島。

台北到蘭嶼的距離超過400公里，要先搭火車到達台東，再從台東搭三小時的船或16座的小飛機，才能到達。秋冬季節，黑潮大浪與東北季風常導致停航，裡面的人出不來，外面的人進不去，正所謂來蘭嶼，送關島。我的主要生活場合都在台北，無法承擔這樣的交通風險。礙於這樣的不便，我常苦惱自己很難融入研究的田野。

不過，那通詐騙電話似乎改變了些什麼。

我一直在社交媒體上追蹤蘭嶼的信息，早在半個月前，就聽說了這個詐騙集團的事。這個詐騙集團似乎盜取了台東往返蘭嶼的主要船公司「綠島之星」的客戶名單，打電話給曾經訂票的村民謊稱訂票資訊遺失，要村民再次匯款。蘭嶼不大，人口不過三千，各家常互通有無，幾乎人人都沾親帶故，消息很快傳遍全島。接到詐騙電話後，我迫不及待地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一位嫁到蘭嶼近十年的台北朋友酸溜溜地留言道，連她都沒有接到。我又把這件事和防詐騙信息傳給了我訪問過的所有蘭嶼女人，收到大家回覆的時候，突然有一種邁進之感，我是不是終於要開始進入這座小島了呢？

又或許，回想前一晚的那場姐妹聚會，也許我早已經比自己想的，要更加接近蘭嶼。

9月開始，我每週六都會坐一個多小時的地鐵，去台北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見顏姐。蘭嶼有六個部落，分別為靠台灣本島一側的椰油、漁人、紅頭，和後山的東清、野銀、朗島。四十多年前，顏姐離開她的野銀部落，來到台北工作、讀書，漸漸成為部落大學的族語老師。我是她今年的第三個學生。

學達悟語的人很少，不少學生本身是出生在都市的蘭二代，通過族語考試，考高中、大學就能加分，也因此考完就散去了。因為人少，我們的課程總是在聊天，我會藉課程內容問顏姐許多蘭嶼的事，顏姐也總問我，一個人在台北，會不會孤單？怎麼煮飯？她就這樣成了我在台北的第一個受訪者。

12月15日是我們這學期的最後一堂族語課，課上，顏姐說課後要帶我去一場聚會。於是我們先搭地鐵，再搭火車，一路自南港穿過台北市區向西南而行，經過萬華、板橋、浮洲，終於抵達新北市的樹林。在一間小小的鐵皮貨倉裡，一個溫暖的小房間，顏姐的親戚莉莉姐正等待著我們。

這是一個堆滿貨物的小房間，牆邊一張狹窄的雙人床，一半用來堆放雜物，一半用粉紅色的布簾子罩住，用來睡覺。報紙糊住了房間的窗，確保一些隱私。這就是莉莉姐和丈夫共同經營酒水飲料批發的生活空間。

我們圍坐在茶几旁，桌上食物之豐盛，簡直像是廚藝大賽。來自漁人部落的丹姐帶來了蘭嶼的飛魚、芋頭、螺貝類 sisi 和類似山藥的 batan，還有客家風味的滷肉、滷豆乾、滷雞腳。椰油部落的欣姐帶來了宜蘭草蝦和辣炒東風螺。野銀部落的莉莉姐和于姐則一起煮了一大鍋麻油雞，還準備了各種蔬菜、水果、花生米和酒。我和顏姐帶去了核桃桂圓蛋糕，作為飯後甜點。

顏姐已經二十多年沒有參加這樣的聚會了。雖然大家都叫她姐，但其實她的年紀比我母親還要大，按輩分算，她也是在座所有蘭嶼姐妹的長輩了。她在1960年代就離開蘭嶼，初中一畢業就登上貨船，在甲板上空著肚子捱七八個小時，抵達台東。那是台灣原住民勞工大量進入工廠的年代，主要在台北、新北、桃園和台中，大多是學姐帶學妹，同學帶同學，老鄉帶老鄉，大家一起在工廠吃住生活。但她偏偏是最優秀的那個女學生，有一個保送名額去台東師專，卻因為老師覺得培養女生風險大，而讓給了一個男同學。不甘心的她在工廠做了沒多久，就去讀夜校，白天則找幼兒園工作，一心想要當老師。十年夜校生活，她終於拿到曾經唾手可得的教師文憑，可是和族人姐妹們共同打拼的時光，她卻錯過了。

人生邁入六字頭，當晚這樣的姐妹會裡，凈是她的小輩，生活年代不同，交集更少。還是我提起想認識她的蘭嶼朋友們，她才到處問一問，剛巧，撞上了這次聚會。年輕一輩的蘭嶼人，出來工作、讀書、結婚的比顏姐的年代更多，也更容易聚在一起。比如莉莉姐和其他幾位，年紀都在四十歲上下，因為蘭嶼只有一所高中，所以她們通通是高中同學，每一兩個月都會這樣聚一次。

不過，蘭嶼的食物帶到北部不容易，即使是用快遞，也有食物保鮮的問題。因為顏姐是稀客，我又是新客人，當晚才有飛魚、sisi 、batan 和芋頭這種「蘭嶼特供」。飛魚，達悟語叫 libangbang，是達悟人最重要的食物之一。每年春夏季節，黑潮會帶來大量的飛魚，達悟男人製造拼板舟，就是為了在飛魚季出海。一艘可坐10人的拼板舟要用5種樹材、27塊木板拼成，男人們在夜間出海，飛魚會因為躲避鬼頭刀魚的追趕而飛上水面，落入拼板舟中。捕獲的飛魚可以直接水煮，佐以少量海水作為鹽巴調味，也可以從魚肚中央剖開，抹上鹽巴曬成魚乾。我們當晚吃到的，就是丹姐從蘭嶼帶來的飛魚魚乾，魚身畫了漂亮的三刀。

而芋頭、sisi 和 batan，則是蘭嶼女人生產的食物。不管在旅遊宣傳還是學術研究、文學創作中，蘭嶼總是以最吸引人眼球的飛魚和拼板舟文化示於人前，男性的角色很受注目，女性則隱匿在山林和海灘。但其實，蘭嶼人不種植水稻或小麥，女性種植的芋頭就是他們最重要的澱粉來源。蘭嶼的芋頭是水芋，達悟語叫 soli 或 sosoli，還可細分為許多種，不同於台灣本島種植的旱芋。傳統達悟女性在水芋田的勞作是全年無休的，每天都要上山，芋頭的產量、外觀，田裡是否有雜草、蟲子，是否有淤泥堵塞灌溉水源等等，都事關一個女性的榮耀。顏姐小時候就 跟著母親上山，種過芋頭。她記得母親就算生完孩子也不會坐月子，第二天就上山勞動，但這不僅是因為對食物的需求，也因為蘭嶼人覺得勤勞是種美德。不過，貨幣經濟和學校教育進入蘭嶼，不管是711和超市販賣的大米、麵條，還是學校供餐的米飯、饅頭，都從小塑造起新一代蘭嶼人的飲食習慣，也讓年輕一輩越來越不看重芋頭的價值，但堅持耕種的老人家也還大有人在。

用手掰一口飛魚乾，一口芋頭，是丹姐教我的吃法。水煮的芋頭平淡無味，飛魚乾則鹹味頗重，正好中和。丹姐見我一直用手剝 sisi，叫我先吃主食，因為她們通常把 sisi 當做零食。sisi 是女人們在海灘的潮間帶採集的一種貝殼類，外殼粗糙，上面還附著一些乾掉的海藻，肉質棕黃色。除了 sisi 之外，傳統的蘭嶼女人還會在潮間帶採集海菜、螃蟹、龍蝦和其他貝類、螺貝，螃蟹爪子串一串，就是孩子最愛的玩具。只是如今，會的人已經不多了。

丹姐把 sisi 和蔥、辣椒一起炒，吃起來鹹、腥、辣，顯然不是蘭嶼原本的口味。再看她煮的滷味，也是濃油赤醬，倒像是客家風味。原來她的夫家是客家人，她吃著莉莉姐煮的麻油雞，想起自己坐月子的時候，婆婆照顧她，煮的麻油雞味特別重，她每天都要吃一碗，雖然不習慣，也吃下去了。久而久之，她學了客家人的口味，做菜也像客家人。顏姐的妹妹曾告訴我，她們少時離家便很少回去，母親本身不會，也沒有人教她們漢人的煮菜方法，漢人用的油、鹽、醬、醋，什麼清蒸、紅燒、滷味，甚至包餃子、包粽子，都要自己從頭開始學起。到今日，她們能夠煮出這一大桌子美食，背後是每一個女人在遠離蘭嶼的婚姻和家庭中，漫長的適應與學習過程。

桌上還有一樣我沒見過的蘭嶼食物，我起初以為是山藥，沒有在意，但顏姐告訴我說，那是水煮 batan。batan 和芋頭一樣，是山上的根莖類作物，口感卻是黏口、綿軟，既不是脆脆的，也不是沙沙的，和我至今吃過的所有山藥都不相同，感覺像是山藥界的年糕似的，天然有點微甜，特別好吃。她們都不知道 batan 的漢名是什麼，不過莉莉姐說，batan 這個名字，曾在她的部落差點惹出大事。

莉莉姐記得，在她小時候，她們野銀部落曾有一個族人採了 batan 下山。正巧，這個族人遇上了從海邊回來的「阿兵哥」，阿兵哥就問：「這是什麼？」族人說：「batan。」阿兵哥聞言暴怒：「你敢說我是王八蛋！你再說一次，這是什麼？」族人堅持說：「這就是 batan。」阿兵哥就對族人大打出手，族人還手，兩人打成一團，驚動兩邊的人都來幫忙，就這樣引起了一場鬥毆。

這竟是在座每個蘭嶼人都聽過的事，她們只當成是席間的笑話，我卻無法釋懷。蘭嶼的阿兵哥，是誰呢？莉莉姐繼續說下去，她三杯酒下肚，醉得開心，開始講起童年的故事。她先是說顏姐家在她家上面的山坡，自己有一次背著很重的東西跌倒，被顏姐的爸爸看到，老人家立刻擊打胸膛怒目而視，做出驅趕惡靈的姿勢。蘭嶼人篤信惡靈 anito 是一切厄運的來源和象徵，莉莉姐說，她知道老人家是在「幫我趕走那個鬼」。說著說著，她又說起自己小學的時候，因為太頑皮，總受部落的其他孩子討厭。她頑皮的方式別的部落還真學不來，因為她的頑皮，與牛有關。

蘭嶼本沒有牛，也沒有「阿兵哥」。直到1958年，國軍為了淘汰軍中過剩的人員，推動「靖民專案」，在東台灣的荒地建立多個農場，派這些人力去開墾，蘭嶼農場就在這一年成立了。因為地處偏遠外島，被派到蘭嶼農場的總是最差的阿兵哥，不少人曾經違反法紀。國軍派了一個連的兵力來管理蘭嶼的農場，最多時有七八百人在此服役，多是外省老兵。除了農場外，還有關押重刑犯的勵德班，人數曾經多達一千。多個農場中，就數野銀部落的永興農場最大，也就是莉莉姐所在的部落，自然也有最多的牛。農場帶來的牛，一度繁殖到800多隻，蘭嶼人沒見過，只道那是「一批好大好大的動物」，牛群在部落裡周圍亂走，在族人的芋頭田裡吃草、喝水，踩壞作物，吃族人的地瓜，族人憤怒，曾為此和農場的軍人發生嚴重的鬥毆。

莉莉姐當年還小，只覺得牛又大又蠢真好玩，總在上學的路上逗牛玩。那時野銀部落還沒有小學，大家都要走一個多小時的路到東清部落去上學，總是結伴出發。路上總有大黃牛晃來晃去，她就跑到隊伍的最前，然後撿起小石子丟到牛的身上，拔腿就跑，害得一整隊上學的小朋友都要被牛追。「怪不得你跑步那麼快！」丹姐哈哈大笑，「原來都是被牛追出來的！」莉莉姐一邊覺得好笑，又有點得意：「對啊，我後來可是校隊的呢！」

同樣是關於農場，顏姐的童年記憶就沒有那麼快樂了。她記得小時候上學總是要趕緊出門，生怕落在人後，不能跟大家一起走。「因為路上都有那些犯人啊，有時候在田裡，我們女孩子見到真的是怕死了。」她說。農場和勵德班因為工作量大，不時有人逃脫，更曾有全島動員搜捕逃犯的事發生。也有農場人員言語調戲乃至於性侵女性族人的事發生，更在野銀和東清部落引發過鬥毆。

這些事，年紀稍大的丹姐還有些印象，曾聽長輩說過，但其餘的幾人都已經不知道了。蘭嶼農場直到1991年撤出蘭嶼，這些阿兵哥中，有四人留在蘭嶼，其餘都回到台灣本島，當中更有不少人娶了比自己年輕幾十歲的蘭嶼姑娘。這段歷史少有人提起，不論是蘭嶼人，還是當年的阿兵哥，都不太願意談論農場的事，比起日治時期留下的調查報告，以及後來的學者們對蘭嶼海洋文化、語言、經濟、社會組織、醫療、宗教等等進行的巨細靡遺的研究，這段不愉快的歷史，就像是消失的三十年一般。

在餐桌上，這個話題也很快被帶過了，只剩微醺的莉莉姐一遍一遍重複自己追牛的好笑故事。吃得差不多，我開始沉浸於荔枝味的果酒，那邊廂，終於來到欣姐的主場，蘭嶼式的家庭卡拉OK，開唱了。

我是90年代生人，記憶中只在很小的時候，很可能是小學之前，見過這種家庭式的卡拉OK。然而這在蘭嶼很常見，蘭嶼沒有 KTV，但有蘭嶼卡拉OK，設備就是這種背投式的方盒子小電視點唱機，附帶一個可以升降音調的遙控器，和一本厚厚的歌曲編號本。任何歌曲的背景音樂聽起來都是同一種樂器演奏的，像是手風琴，歌詞當然會滾動出現，但背景畫面永遠是一些外國的風景，山、樹林、草原，或是歐式的教堂、穿風衣的金髮女子等。莉莉姐家的點唱機還有兩個高聳的黑色大音箱，聲音十分洪亮，話筒也有三隻，可以說是姐妹聚會的最佳配備了。

眾人中打扮最俏麗的正是最會唱歌的欣姐。她熟練地掏出莉莉姐放在點唱機上的編號本，一口氣點了五首歌。可惜的是，大多她唱的歌我都沒有聽過，但聽得出，都是早年間在台灣流行的普通話歌曲。莉莉姐的歌本我熟悉一些，她手抄了兩頁常唱的歌，註明是「莉歌」，當中有《追風的女兒》、《容易受傷的人》、《南屏晚鐘》、《一萬個捨不得》、《夢醒時分》、《我是一片雲》，還有一首註明「輕快」，是鳳飛飛的《夏艷》。顏姐說，她已經二十多年沒有這樣唱過歌了，好不容易找到一首會唱的，是葉倩文的《選擇》。她的唱法和欣姐不同，不是很現代、流行音樂的唱腔，更像是一種吟唱。她一開口，莉莉姐就微紅了眼眶，「她唱歌就像我媽媽一樣」。

也正是顏姐的吟唱和清唱，那幾首點唱機中沒有的歌，才是我那一晚最愛的。她唱：「遙遠的故鄉高高的月亮，請你抬起頭來看看那個星月光。」這是《涼山情歌》，台灣著名的林班歌，原住民勞工歌曲。五六十年代，大量原住民勞工離開家鄉，到深山中從事林業相關工作，例如造林、開路等，工人們在山中住在一次，幾個月才能回一次家，思鄉之際，便唱歌抒發心情。這一批林班歌曲，是最早一批以漢語填詞的原住民創作歌曲，因為各族語言不通，所以才用漢語填詞，方便合唱，但曲調又拮取了各族傳統歌謠的旋律。除了《涼山情歌》之外，這些林班歌還包括《牽牛哥》、《小米酒》、《情人的眼淚》、《可憐落魄人》等。顏姐會唱，是因為她也曾短暫地做過林班，吃過那個苦，所以也記得那個歌。

林班歌中也有不同族語的歌曲，達悟語也有，顏姐也唱了一首。族語歌一出，在座的大家都開始拍手，顏姐也一首接著一首，有的歌詞忘了，莉莉姐和丹姐就拿起話筒加入。最後一首族語童謠《飛魚之歌》，流傳最久，全場都會唱，連我也能學會。

歌詞是：

tay yaro libangbang （收穫滿載的飛魚啊）

nani tawaz ni yama （都是我爸爸捕的）

ko tey masarey （我是多麼興奮）

inawey no mangdey doa raraw （願每一天都如此美好）

「這裡是小蘭嶼噢！」丹姐笑著說。

很快，夜就深了。我和顏姐還要搭火車回台北，不能再留。離開之前，我唱了整本歌本上我唯一會唱的歌，《夢醒時分》，也算稍微對得起姐姐們的招待。忙著吃喝聊天，關於我的名字怎麼寫，我來做什麼，我對蘭嶼有多少認識，我都是在離開前才逮著空隙告訴姐姐們的。

當我說起想研究蘭嶼女性的原因時，丹姐聽得很認真，聽罷，她頗認真地望著我說：「我們啊，是原住民啊。」這一句，意思太多，太沉。也許她要說的是，她們在台北生活這麼多年，命運改變了太多，但骨子裡，仍然是蘭嶼人。又也許，她要說的是她們吃了太多苦，背負了許多，無論她們怎麼努力生活，還是被這座都市看作不一樣的人。

在這場聚會之外，我還訪問了蘭嶼的一位女紀錄片導演和一位女咖啡師。我希望把這樣的田野調查一直繼續下去，希望了解她們的生命史，看到她們的困境、適應和生活之創造。顏姐沒有孩子，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對待我，每次見面都給我帶水果、餅乾。下課後，她若是要去見朋友，總會要我陪她去忠孝復興站的順成蛋糕店買桂圓蛋糕，也總買給我吃。那是她初來台北時，最愛的蛋糕店。「甜甜的，以前在蘭嶼沒有麵包吃，就很喜歡呀。」她回憶著。只是現在她不能吃太多了，怕太甜太油，像每個都市白領女性一樣。

顏姐還給我起了一個達悟語名字，叫 Si mivilang，希·彌飛浪，意思是會讀書的人。我的族語學得不好，要成為真正的彌飛浪，路還很長。

（文中人物皆為化名）

（原文刊於南方人物週刊，此為初版，與刊出版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