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台北開始下起雨來。在前往台北車站準備開會的路上，忽然看見一位身材嬌小的阿嬤，穿著輕便雨衣，在捷運M8公園路的出口旁叫賣著玉蘭花。
這其實是平常很容易看見的畫面。當我準備雨傘要走出站時，突然，阿嬤奮力地叫賣聲開始變了調，像是快要哭了出來，這大大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阿嬤孤單、著急的哭喊聲和下班後的大批人潮勿忙經過卻無視於她的畫面形成明顯的對比⋯⋯，忽然間，一陣心酸湧上心頭。
拿出錢包，阿嬤見到我走過去，哭著說：「她的女兒上個月走了。」，我忍不住還是輕輕地拍拍了她的肩膀，想給出一些不太有用的安慰。詢問之後才知道，阿嬤的女兒上個月癌症離世，家中還有一個小孫子要養，他沒有錢幫孫子買奶粉，所以才出來賣玉蘭花，但她今天只賣得150元⋯⋯，安慰著阿嬤的同時，也對於自己能給出的實質幫助如此有限而覺得抱歉。離去的路上，忽然想起忘了問阿嬤目前身邊有沒有其他社會資源幫助她，同時也想起近期很夯的影集「我們與惡的距離」。該片中，有一幕是王律師在車上和他的妻子說的一段話，對話中除了揭露王律師自身的過去外，也提到這世上有些人就是活得很辛苦，沒有足夠的資源。
我忽然有些感慨，當電視新聞播報著一堆政客為了選舉引發的口水戰之際，處於社會相對底層的人卻仍因為某些條件不符而無法享有社會資源，抑或為了生存以及下一餐的溫飽而辛苦著、煩惱著。
也因為阿嬤，使我聯想每每在街頭叫賣口香糖、各種用品的這群街賣者，他們到底從哪裡來？為什麼需要這樣叫賣？然後，對，我查了Google，看到好多篇的報導之後，忽然為自己是用什麼心情（同情或同理）看待阿嬤和這群人時而覺得愧疚。
就如同「我們與惡的距離」片中提到社會大眾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污名化一樣，對於街賣者或是其他處於社會邊緣的人，我們是不是也太快地落入主流價值觀的好惡，因為恐懼或排斥的心理而不願去理解他們？當我稍稍查了一些資料後，才忽然對於這群想要有尊嚴地自食其力者開始產生敬佩的心情，或許大部分的街賣者如此篇文中所提（以下引自該文）：
“「 因為主流社會的不理解、甚至是污名與排斥，加深了街賣者『需要靠販售同情來維生』，走不出同情銷售的惡性循環，但是，唯有當我們真正認識並同理到街賣者，和大眾一樣努力地自食其力，甚至在遭遇許多嘲諷甚至辱罵之後，仍然能擦乾眼淚、繼續在街頭上堅強地兜售產品的一面，也許我們就能夠認知到，街賣者要的不是我們的同情，而是同理。」”
表面上，好像是我幫助了這位阿嬤，但我卻在查看這些資料後，忽然感覺，或許就是因為那個當下，這個人的出現，我才因此學了一課。
當我們說著「人皆生而平等」時，我們所指的平等是什麼呢？如果這個社會在每個人出生時就註定境遇上的不平等，有沒有可能，不同的人卻同樣享有身為一個人應該被尊重的對待？有沒有可能，無論好與壞，這些基本價值都不因此而改變？
也許這只是我太天真的想法，但都希望我們可以慢慢地練習，練習成為一個更包容而柔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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