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編大師堤幸彥 談電影的生和人生的死

網絡收費Channel的形態正影響日本電影界的發展。今日的日本電視劇和電影同樣有它的混雜性，收視不理想的電視劇不代表在戲院不賣座。最早感受這種混雜性，相信是在電視圈四十載的大導演堤幸彥。

令堤幸彥一夜成名有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平均收視20%，寫入日本的電視歷史。代表作還有由千禧年開始拍足十四年的《圈套》（或譯作：《Trick》）、改編小說的《在世界中心呼喚愛》和《二十世紀少年》連續三章。他的電視作品是收視保證，憑着他對電視的成熟操作，從電視搬上大熒幕的電影無不賣過滿堂紅。堤幸彥的電視劇已被奉為經典，經常被網媒作為「網絡選舉」的題目──「你最喜歡堤幸彥的作品？」那堤幸彥如何看自己的作品？

白髮蒼蒼的堤幸彥不談收視佳作，今次談自己「喜歡的」。「我老了，行家都說電視劇要年輕人拍，需要體能，不要給長者拍呀。事實真是這樣的。我亦是時候認真拍自己的電影了，不能懶惰呀⋯⋯」年過六十歲的堤幸彥攤開新作《12個想死的孩子》小冊子，向記者大讚新派演員演技出眾，又侃侃而談在電視劇遇過的困境，臉上從容愉快地溜了句「我仍然享受拍電影」。

《12個想死的孩子》改編自沖方丁的小說，十二名少年相約「集體自殺」，最後竟多了「一人」！懸疑的羣戲是堤幸彥的拿手戲，堤幸彥不再是玩弄懸疑，是問：一個年輕人為何尋死？

「我已經六十三歲，對於一個導演的生涯，還有很長的路。死是什麼呢？我經常想。」關於死，堤幸彥不避談，反而感到有趣。《12個想死的孩子》更被日本政府選為推薦電影，厚生省甚至用電影製作宣傳句子：「想死，至少找個人說出口。」記者問堤幸彥這是《12個想死的孩子》想表達的信息嗎？堤幸彥望着日本的工作人員，相望而笑：「不是，年輕人總有一刻是『呀～去到盡頭了』，那一刻有想死的念頭，這個我能理解的。」

二十歲出頭的堤幸彥，披着長髮參與社運，拿起結他唱他的搖滾音樂，在父母眼中是一名賺不到錢的不良少年。「父母期待在社會做一個穩定的上班族，買房子，這就是好人生。我不是這樣想，可是我無才能，又不甘心做苦工。前路茫茫，前面只有死路。」廿一歲之前，堤幸彥從沒有想過做影像的工作，那時遇上現今AKB48的創辦人秋元康。秋元康帶他入行，堤幸彥有了工作，暫時放棄尋死的念頭。

堤幸彥在拍攝上提不起勁，只當電視劇是一份工作。「我不明白為何秋元康他們這樣愉快，環顧拍攝現場，只有我不開心！」跟着電視劇的製作「遊戲」，到《金田一》，堤幸彥在收視中取得空前的成功，他說當時製作部的高層不知是激勵還是施壓，高層向他說：「你要為收視而拍，來吧，拍一齣比《金田一》更高收視的電視劇。」同時間，《金田一》的電影一直在開拍，堤幸彥在電視的收視「遊戲」中迷失。

別人眼中的電視收視保證大導，對他來說，電視劇是一場充滿計算的「遊戲」。「電視劇是一場用腦的遊戲，晚上9時到10時中間有什麼的節目，有什麼廣告。有很多東西要考慮。電影不是這樣，是令人有印象的電影，講求的是拍攝手法。」

《金田一》之後的迷失，令堤幸彥在創作上有強烈的負重感，「我好像失去了自己的世界觀，直至我決定拍《ケイゾク》。」1999年電視劇《ケイゾク》用黑色風格包裝神探，贏盡口碑，打破陽光刑事的傳統。堤幸彥在電視劇自導自演，他拍得十分過癮。完成後，堤幸彥沒有太在意收視，「我自由了，我終於在拍攝尋找到快樂。」當時正值四十歲創作高峰，堤幸彥坦言那時向自己承諾「是時候認真拍攝了。」

前作改編東野圭吾的《人魚の眠る家》談生死，今次《12個想死的孩子》同樣探討生死。相約集體自殺的年輕人各有原因，互相猜忌，堤幸彥放手給年輕人去感受角色。他認為作為一個創作者，必須坦誠，「我說我了解年輕人的想法，這是騙人的。我也年輕過。絕望的感受我嘗試過，但畢竟時代背景不同了。」 在廿五天的拍攝日子當中，完成一百四十頁的劇本，堤幸彥利用五個鏡頭捕捉演員的表情。先試拍二十頁劇情，再給演員看playback，讓他們思考這樣的「力量」夠不夠。檢討後再開機，一切都變得順暢。

今日的日本電影界又流行電視劇改編成電影的熱潮，弔詭的是收視低的電視劇，改編成電影之後，作品票房卻十分理想。堤幸彥2016的電影作品《RANMARU 神の舌を持つ男》是其中例子。堤幸彥新作網絡電視劇《SICK’S》在網上亦甚有口碑，面對流動的觀眾羣，堤幸彥樂在其中，「現在的觀眾分得很細，拍成電影，小眾觀眾支持，都有不錯的成績。」追趕收視的年代已成歷史，堤幸彥向這個「遊戲」輕輕說聲再見，在作品中尋找自我。堤先生，最後一個問題，你是改編能手。如果觀眾不滿你改動原著的地方，向你投訴，你會怎麼樣？「真的，我會好開心。」堤幸彥開懷的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