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權？壓制？特例？美國未來政治精英怎樣學習和討論台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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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讀的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因位處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占盡地利，一直位列美國最頂尖的國際關係學院之一。尤其近幾年，由於川普政府與傳統政策精英互不買帳，許多曾任白宮要職的學者回歸學院，在喬治城這樣的近水樓台等待行政班子的下一次輪轉。外交學院一時間集合了數位曾效力於奧巴馬或布什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或東亞部主任，學院內的討論可以說相當能代表美國傳統政策精英的視角。

在這裡的討論中，台灣，經常是作為國際關係中的「特例」出現的。比如講到國家主權時，學生提問，是否一個國家具備其他所有主權特質，如領土、政權、軍隊等，就必然伴隨國際社會的承認？教授就會舉出台灣，作為行使主權但無法完全得到國際承認的例子。

如果說台灣在討論主權時被提及理所當然，在討論美國於他國的互動方式時，台灣被提及的方式則是我之前沒有料想到的。在一堂國際關係理論課上，當講到一個國家用實力「壓制」（compelling）其他國家的情況，一位美國學生舉手提問：「壓制」是否只會用於對手，而不會用於盟友？曾任國安會東亞主任的明星教授迅速作答：不是，例如⋯台灣。教授講解到：你們有沒有發現，一旦台灣偏離「維持現狀」的政策，不論美國還是中國，都會採取措施將台灣「壓制」回原有的軌道。教授接著舉出具體例子陳水扁，說在陳水扁發表明確的台獨主張的時期，美國就動用了壓制手段，但或許因為保密考量沒有進一步展開具體是什麼手段。

儘管知道美國的國際政策向來非常現實，但聽到此處我仍難免感到殘酷。即便台灣是民主政體，也是美國的長期盟友，即便「自決」是獲得國際法認可的權利，在國際關係修羅場上，這些因素都很難改變實力和利益的考量。無論從維持地區穩定還是保障經濟利益的角度，美國政策屆在台海問題上都很難突破保守傾向。

教室裡學生，有的是軍隊派來深造的，有的已經被國務院預定，其他的未來應該也是權威智庫或諮詢公司的顧問學者。他們是同學，是這位名師的學生，也是將來的同事。美國的國際政策實務就這樣的過程中代代相傳，養成比純粹的學術研究還要穩定的政策思路。由於大多數政策精英的想法都是類似的，而且人脈相互綑綁，一旦有人的論述偏離軌道，很容易就會出局。因此不難理解，在賴清德宣布參選台灣總統時，政策圈的流行讀物《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就稱他的獨派傾向讓美國的政治精英「挑起了眉毛」（raise eyebrows，表示不認可，側目而視）。

上這堂課的時候，台灣中期選舉剛剛落幕，民進黨大敗，明確支持兩岸接近的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當選高雄市長。我立即舉手提問教授：您剛剛舉的是台獨傾向的例子，那如果台灣過於親中呢？美國也會「壓制」嗎？教授答道，會的，如果你現在還沒有看到，那只說明現在問題還不是很嚴重，一旦美國覺得這確實太過了，也會採取動作。

如果說美國希望看到的兩岸關係是「維持現狀」，但什麼樣的政策是維持現狀，什麼是「太過了」，便是可爭論之處。不久前，外交學院亞洲研究系的學生自發組織了一場關於蔡英文的兩岸政策的辯論賽。這場辯論聽下來，正反方並沒有根本的意見衝突——他們都希望台北不要刺激北京——但他們對蔡英文的政策卻有不同評價。一方認為蔡英文不承認九二共識是過激，一方認為蔡英文面對挑釁已經很克制了。如果問雙方覺得怎樣的兩岸關係最理想，他們的似乎都要舉馬英九時期為例。辯論結束後，一名年輕的中國研究教授點評得切中要害：馬英九時期已經回不去了，因為中國已經變了。然而在我看來，更深的層次在於，正是過去看似理想的緩和關係鋪墊了今天台海問題的困境。當年無視政治上的根本分歧，經濟越綁越緊，今日便讓北京有資本施加影響，甚至劍拔弩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