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民政治，或稱眾愚政治，在亞里斯多德〈政治學〉，暴民政治被歸類為發展不良的共和制模式，也因此暴民政治的運作依賴多數暴力不受拘束的發展，及政治領袖透過煽動、仇恨等政制行為去影響、操縱群眾，而形塑以多數暴力、欺壓少數的極端、非理性政治形態，也因此暴民政此常與民主政治及民粹現象掛勾，是各民主社會輿論、學者諸所討論、擔憂的發展模式，可說是民主、憲政國家所深怕的明日噩夢，但反過來想，難道暴民政治僅會產生在自由開放的社會嗎？或暴民政治僅能產生自動盪不穩的政治環境嗎？
在海峽西岸的中國，與台灣民眾既親切又陌生的另一群人，在習近平逐漸登上權力巔峰的當下，我們習慣媒體不斷以「稱帝」、「登基」等說法去訕笑之，另一方面也讓我們漸漸忽略「中共」其實也實屬於共和制的政府機構，但其形成政府政務官之機制及政治參與的方式與環境，與民主自由的共和模式有所不同，因此政治學內，時常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歸類於介威權與極權之間的政治體制。綜觀中國政局、體制擺盪不定，在各個領導人接替之下，卻缺乏一個明顯、制式的「明文規定」，去為「保衛祖國、實現統一」的泱泱黨國建立規則、規範。實際上，若將國家體制及社會階級視作一個精密的人為產物，缺乏實體規律或反覆無常的表現，對於全體人民是極為駭人極具威脅性，也因此將如今中國的黨國政局與暴民政治做對比，或許能切中如今局勢的發展本質。
在此之前，或許讀者們辦法將暴民政治與如今中國政治做比較，因為暴民政治常產生自政權變的特定階段，如人民抗爭走向暴力、極端的對立的情形，遂而衍生如法國大革命走向失控、血腥的景象，因此其形成是不穩定、無法持久，但也因其如此特性，我們也可發現此現象亦符合意識形態、運作規則不斷變化的中國政治。
意識形態，不論是憲政主義、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共產主義，都是提供政治行為者形塑政府機構、政策目標的思想邏輯，而中共在毛、鄧時代，至現代，變換不同的政治標語與仰賴不同經濟模式，但中共不變的統治途徑，大體而言，是「革命」與「恐怖」二者。
「革命」是共產主義所訴求的執政途徑，不論是毛澤東所言：「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及之後習近平反腐運動之「與腐敗作鬥爭，個人生死，個人毀譽，無所謂。既然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交給了我們，就要擔當起這個責任。」的作法，中共所言之革命手段，常以政局為形塑特定政治價值、推翻特定利益階級為口號，利用黨國體制、官方媒體透過滲透、造假、煽動…等手段，動員部分民眾以實現政治運動，也因此在此類政治文化的中國大眾，其易經歷多數暴力之形成及風氣，並使自身不斷與國家立場保持一致，長期下來此類人民忽略被國家侵害之少數，及在熟識不斷偏激、仰賴暴力、國家宣傳的政治文化下，失去信任他人、自主與人合作之認知基礎。
「恐怖」是中共政治善用之手法，恐怖時常與革命相成行，但恐怖的影響更為廣泛、易流傳，如毛的大躍近，如天災般的人禍慘劇，瘋狂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改寫人類歷史般的辛酸及血淚，無止盡權力肅清運動，另一方面，中共善於塑造敵人亦是形成恐怖的手段之一，如近期青疆的恐怖分子、法輪功的氣功邪教、西方帝國主義入侵、港獨台獨份子，此恐怖塑造，始終使國民深信打著實行中國民族社會主義旗號的黨國體系，身處於四處皆敵、風雨飄搖的危樓，此類做為使人民深信仇恨、對立的政治行為，而將妥協、增進交流視為附有企圖之陰謀及利誘，最終「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煽動性輿論，驅使民眾相信偏激的統治手段。
在革命及恐怖之下，中國人民承受一波波黨國體制形塑之爭鬥，中國人民不信服世界的人權意識而常是試圖跟緊政治風向於權力之間生存，逐漸失去自主能力，恐怖文化，則促使中國民眾不再探求衝突、爭辯的真相，及不再辨析政治人物的誠信、重視公共議題之態度，而在恐懼的氛圍下，人民對犧牲者默不作聲，對自己的保障不再置疑，對政策的合理性不再疑慮，如〈軟埋〉中倖存者的心理封閉、對六四的視而不見，因為對民眾而言，深陷危機的政局，唯有仰賴對抗、武力、現有政治勢力，才是「維穩」的唯一手段。
恐怖與革命，使中國人民成為蒙了眼的刺蝟，在渾身是刺的前提下，受政府漫無目的的牽扯，另一方面，他們定期處決了，掙脫眼罩的那幾隻。
分析中國政治型態另一方面即是政府對民眾政治行為的處理態度，若說中國社會不存在多元團體、不同的文化分界、利益劃分，不管以不同的角度是盡說不通的，甚至可言，漠視中國領內的多元及分歧是愚昧可笑、是非不分的，也因此政府如何面對真正的人民訴求及不同民族、地區之利益分配，是即為重要的，在社會學說中，學者道爾曾提出多元主義模型，其認為愈是包容多元、平等公平競爭的社會環境，有利社會趨向真理及進步，如此在此條件下，越是複雜、多維度、數量多、廣泛的社會前提，所謂「多數」不易形成，而是多個少數中「較多數者」而已，如何形成多數是政治行為者建立正當性之關鍵。
因此中共如何形成正當性，及主流民意之方式，即為「滲透」。
組織的形成將大大影響組織運作，因此於聯俄容共時期，潛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大多即是於莫斯科培訓的間諜人才，如大名鼎鼎的周恩來、康生等人，吸納組織人才、機構，透過滲透行為，最終擊敗國民黨的勢力，完成統治大業，因此以吸收國民黨機構、滲透中國各階級、收買建立菁英人才的中國共產黨，其本身亦深懼黨內人員的不穩及境外勢力的侵入及顛覆，中共自建國以來，除了仰賴文宣機構，亦一直將中國存有的多元意識視之為潛在威脅，並試圖以利誘、威脅、監控的去分化這些社會份子，以仇視、作假的方式抹黑這些民眾激化衝突，順勢釋放訊息製造寒蟬效應，定義敵我，以策略性手段弭平中國社會多元份子。
從近期之反送中運動，在保有「一國兩制」之前提，法治自由的情形下，更可看出中共的「滲透」手段，如警局人事中共逐步吸收高層，使之入黨，對黨國效忠，間接將其組織培育類似大陸鎮暴的行事邏輯，而另一方面，自中國接收香港之後，共產黨易吸收及聯繫香港富商與中國太子黨合作、投資，使經濟上，香港豪商須依賴中國勞力、土地資源等發展，形成恩庇關係，亦吸收駐英時期的行政人才入黨，建立不對等之普選機制，確保此類人物坐落特首大位，形成名面首領，如：林鄭、梁振英…等，皆是此類人物，這一類的深入社會滲透，使中共能妥善掌握香港特區政府之運作，形成「紅色平衡」，但也使該政府缺乏機能，無法應對民意，使如今群眾的憤怒已經無法有效地撲滅。
在民眾抗議、上街活動越是平凡、廣泛、常態化，中央政府的作為，從派出便衣武警潛入香港、逼迫香港當地政府擴大鎮壓手段、違法犯紀（如栽贓民眾、漠視其他犯法者），遣派國內媒體記者掀起輿論、動員民眾入港行亂，及製造假新聞形塑仇恨及對立，等實情下，中國政府的「滲透」，清晰可見、多管齊下，也不可排除其之後有不同派系的鬥爭涉入，實際上，內陸民眾無法了解香港反送中的運動訴求及整體實情，無法交流、討論對於反送中事件的看法及意見，中共滲透手段的運作，使中國僅能破壞原本佈置已久的「紅色平衡」，在間接滲透打擊香港民間及社會，促使在謾罵、憤恨、爭端不斷的動盪期間，不同立場者相互衝撞，激升衝突，使香港地區失陷秩序，最後使陷入苦難的民眾不在採取和平示威、妥協的方式，僅得仰賴暴力鎮壓的執行。
中國政府形塑面對社會多元，行使政治行為時，其龐大中共利益結構便以鞏固權力的角度，來思索面對利益衝突的問題，就如毛澤東曾在大躍近的天災人禍後，於北戴河會議發表：「今天來講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因此最終中共僅得尋著當初上台的做法，利用「滲透」的方式，分化民意、製造仇恨、悲劇，來形成使用暴力、高度鎮壓的正當性理由，這是中共製造恐懼、敵化異己的詛咒，及延續其政權的唯一做法，而這類極度猜疑、無益公益的作為，不但需要消耗極大的社會成本，也成為中共執政七十餘年的統治基因及政治文化。
因此在中國政府與民意為敵的作為，及以恐懼、暴力的統治基礎，其培育碩大的執政侍從團體，如紅二代、太子黨等政商集團，這些領導人於黨內因利益形成特定派系，因其政權缺乏主要意識形態，這些派系只能在崇尚暴力的黨國機器內，以馴化百姓、壓迫異己的冷酷手段，爭取權力，如此黨內的焦點必須繞著權力劃分打轉，並消耗資源、時間在無助於實體政策之明爭暗鬥中，而在下層結構的普羅大眾，他們不信任法治，漠視偏激的暴力行為，並在聳動、標籤化的官媒渲染下，活在缺乏真相、封鎖的社會、文化，久而喪失爭取自身權益、自由之動力，而在一波波的黨國動員、鎮壓中，喪失對人性的敏感，在反送中事件中，中國官方將示威民眾認定為暴民，但我認為這僅是「作賊喊抓賊」罷了，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下，促成一波波喪屍病狂的政治清算及抓捕，培養一個個無知、愚昧、深陷慌恐的大眾，人民對共和國輸誠，放棄自身權利及共有的法律基準，剩下的只有與暴民政治無異的瘋狂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