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式政黨的組織和統治模式是國家主義的必然結局

2022/04/08閱讀時間約 22 分鐘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自1921年成立伊始,中國共產黨經歷了28年時間,於1949年取得了中國的統治地位,至今已統治中國72年。回顧歷史,有時未免感到非常驚奇。中國共產黨何至於從一個弱小的政治團體而不斷發展壯大,雖然幾經挫折,但最終打敗了國民黨政府,取得了中國的政權;並且在其長達七十餘年的統治期間,克服了多次重大危機,排除了所有的異己力量,而牢牢控制著這十幾億人口和廣闊的土地呢?
合乎邏輯的解釋,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體制和統治是適合於大多數中國人的,得到了大多數中國人的支援和擁護,滿足了大多數中國人的期望。如果中國共產黨沒有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是不可能取得政權的。因為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外部的支持是有限和次要的。如果大多數中國人反對這一體制和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那它也不可能維持七十多年之久。
然而,要有更深的分析才能理解為什麼大多數中國人支持共產黨建立的體制及統治,和它提出的願景。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將中國近現代的發展解釋為中國對西方衝擊的被動反應,我認為,中國傳統的文化價值和政治制度是根本性因素,其次才是中國近現代受到西方勢力的衝擊和受蘇俄的影響。來自於外部的衝擊和影響只是誘發因素,而不是根本性和基礎性的因素。只能說,就衝擊而言,中國是被動的,中國是在敗於列強後才打開國門,並不是主動迎接來自於外部的衝擊;但面對衝擊所做出的反應卻是主動的,並沒有遵循西方列強所強加的規則。經過不斷的摸索和挫折,最終,中國在近現代由皇權專制演化為一黨專制。
自『鴉片戰爭』中國戰敗以來,中國的精英分子就一直在尋求擺脫西方列強通過一系列條約所強加在中國身上的種種規則及對中國政治的干預;戰敗被精英分子認為是極大的恥辱,而勝過西方列強所帶來的物質和文明進步。經過不斷的思索和政治實踐,中國的精英分子逐步達成一個共識,那就是只有將全體中國人都統攝在一個強大的政權之下,這個政權能調動和集聚中國所有的人力和物力,才能夠強大起來擺脫西方列強的控制與干預。而這一共識也得到了大眾的回應。
最早的強國方案是『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搞洋務運動。在器物層面學習西方的技術和軍事。然而,洋務運動未能經住戰爭的檢驗。甲午戰爭敗於日本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失敗。於是轉入制度層面,效仿日本搞『君主立憲』,結果 『戊戌變法』和後來的立憲政改也宣告失敗。繼爾,『辛亥革命』廢除了皇權專制,建立起共和體制。
『君主立憲』是對日本的盲目模仿,沒有搞清楚日本與中國的諸多不同。中國是無法建立『君主立憲』制的。相對於皇權專制,君主立憲實際上是要削弱和規範最高領導人的權力,而削弱最高領導人的權力和規範最高領導人的權力,都是與中國人希望迅速凝聚在一起的願望相違背的。此其一;其二,權力分離和制衡的觀念並沒有深入人心,一個權力受限的君主是無法長期保有他的地位的;其三,由於缺乏宗教信仰,中國的君主缺乏宗教涵義和缺乏宗教的支援,完全沒有權力的『虛君』沒有任何價值。加上,清廷是少數異族統治,就更缺乏歷史和文化的認同。因而『君主立憲』失敗是必然的,而不在於『皇族內閣』。如果是漢族占多數的內閣,漢人精英分子沒有恰當的藉口拒絕,但也只會是暫時的。以後,有了恰當的藉口,一樣會廢除君主立憲制。
而革命党人建立的共和制,其真實目的是要建立讓有才幹者來擔任國家領導人的機制,廢棄皇權專制『家天下』的世襲制度。國家的強大與否與國家領導人的才能密不可分,而『家天下』的權力交接制度,權力繼承人的選擇範圍太窄,不能保證權力繼承人有足夠的能力來領導國家。革命黨人看中西方的共和制,並非看中的是它的法治,而看中的是其權力繼承機制。孫中山說得很清楚,『專制時代,父兄做皇帝,子弟承父兄之業,雖然沒有能幹也可以做皇帝,所以沒有能的人也是很有權』;『比方在專制皇帝沒以有發達以前,中國堯舜是很好的皇帝,他們都是公天下,不是家天下。當時的君權還沒有十分發達,中國的君權是從堯舜以後才發達的。推到堯舜以前更沒有君權之可言,都是奉有能的人做皇帝,能夠替大家謀幸福的人可以組織政府。』『換句話說,在共和政體之下,就是用人民來做皇帝』 (孫中山《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第五講)。在孫中山看來,共和體制,國家領導人的權力仍然如皇帝一樣不受限制,但不能由前任皇帝的兒子來接任皇帝,而要『奉有能的人做皇帝』。這就是孫中山對共和的理解和訴求。
但廢除皇權專制後,精英分子沒有其它更好的選擇,只好把西方共和制度照搬過來,把共和的架子搭了起來。但因為缺乏廣泛的社會基礎和認同,精英分子無法良好運行分權的議會制度,造成北洋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建立不起秩序。最終,大家都認為議會民主還不適合中國人。在這一點上達成共識。於是,袁世凱走老路,用恢復皇權專制以重新集中權力。但引起全國範圍內的廣泛反對而失敗,不能再搞『家天下』已成為了廣泛共識。而孫中山則走了一條新路,仿效俄羅斯,通過改組國民黨,建立党國制來重新集中權力。提出『軍政,訓政和憲政』三步走的長遠規劃。党國制滿足了近代中國精英和大眾建立一個強大的政權和呼喚強有力領導人的內在需求。
如果說『辛亥革命』廢除皇權是解決如何產生有能力的領導人的問題,那麼『新文化五四運動』消除宗法家族則是解決如何動員凝聚民眾的問題,以賦予國家領導人以更大的權力。兩者是相呼應的,兩者都為中國從俄羅斯引入党國制奠定了基礎。
五四新文化時期,精英分子沉痛地將中國的積弱貧窮歸因為儒家的宗法家族。傳統社會,奉行儒家的『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個人受君權父權夫權三重管轄,除了要聽從君王的,還要聽從父母和丈夫的,相互之間難免有衝突。於是導致了中國『一盤散沙』,無法將全體中國人民動員和凝聚起來,形成強大的力量。中國縱然有眾多的人口和廣闊的土地,但因為『一盤散沙,卻是一個弱國。西方國家和日本雖小,但人民團結,卻很強大。於是就發起『新文化運動』,反對儒家學說,反對儒家的禮教。
傳統皇權專制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法理上,皇權擁有天下所有的土地和人民。但皇權不下鄉,無法動員和調配全體人民的。並非皇權不想全面深入地控制臣民和社會,而是有違儒家『家國同構』的政治治理秩序和受技術的限制。一則皇權專制本身是家國同構,必須以宗法家族為政治基礎,孝是忠的基礎,忠是孝的移情、發展和最高體現。消除了宗法家族權力,皇權本身就無法立足。二則受技術手段和經濟發展水準限制,特別是通訊和交通手段的限制,組織成本太高,無法延伸到基層社會。基層社會只好由宗法家族權力來管控,由此支撐起皇權統治。
新文化運動雖然提倡科學和民主,提倡自由。但並非將之作為目的,而是作為強大國家的手段。因為西方國家科學發達,提倡自由和民主,強大了。所以中國也應當效仿。但實際上,西方國家是將科學、民主和自由當成目的來追求,而國家和民族的強大是其結果。新文化知識精英把邏輯關係搞錯了。新文化反儒家的『三綱』,針對的僅是父權和夫權,這兩權是宗法家族的價值基礎。將個人從父權和夫權下解放出來的目的是讓國民集結于國家主義的旗幟下,而不是真正為了個人自由。反『君權』實際上被虛置了,或者僅僅理解為反對世襲的皇權。這樣,就將忠君轉化為了愛國。
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的爆發奠定了思想基礎。沒有新文化運動將男女青年從家庭的管教下解放出來,是不會爆發五四運動的。五四運動反對西方國家對中國政治的干預,從政治宣傳而言確實是『愛國主義』運動,本質是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個人存在的最高價值是為國家利益而奉獻犧牲。科學、民主和自由確實不是新文化五四運動的目的,國家主義或是愛國主義才是。手段為目的服務,如果手段不能達到目的,當然就會被拋棄。新文化運動反對儒家,反傳統也是不徹底的,只反掉了儒家的父權和夫權,而不反君權。反父權和夫權反而是為了加強轉化了的『君權』。從深層次而言,新文化五四運動仍然沿襲了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個人的價值在於為集體做出貢獻和犧牲。如果說新文化運動導致了中國之後的歧途,那也不錯在反儒家反傳統,而錯在反儒家反傳統不徹底。
總而言之,新文化五四運動消除了孝的價值,忠君轉化為了愛國,就構建起了新的統治理論,也就是國家主義。國家主義主張人的價值在於為國家而奉獻犧牲,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而國家利益由誰來代表和行使呢?西方的議會政治失敗了,而俄國列寧式政黨的組織模式似乎成功地證明了能有效地動員和凝聚工農大眾,而讓國家迅速強大起來。這樣,由一個政黨來完全代表國家利益,單獨行使國家領導權;這個政黨既能在比『家天下』更廣的範圍內保證產生有能力的領導人,又能避免宗法家族的『一盤散沙』而將全體人民統一組織起來;而西方的技術引進又破除了技術手段上的限制。這樣,在致力於國家強大的驅動下,由皇權專制轉為一黨專制的基本條件都已然具備。
十月革命爆發後,並沒有立即引起中國精英分子的熱情。所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那麼及時。而是在看到布爾什維克成功的保住了蘇維埃政權後,中國的知識界才出現稱讚十月革命的聲音。最早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遲至1918年7月才開始稱讚俄國十月革命,寫下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而這時已經離十月革命八個月之久。他從此一發不可收,寫下了《庶民的勝利》和《布林什維主義的勝利》等一系列歌頌十月革命的文章,成為十分篤信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中共創始人陳獨秀轉為主張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還要更晚一些,直到1919年4月,他才發表了《二十世紀俄羅斯的革命》一文,稱讚十月革命是『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在看到列寧領導布爾什維克成功地擊退了國內外反對勢力的進攻,保住了蘇維埃政權後,他們才從遲疑轉而成為十月革命的擁躉。
俄國的十月革命給予了中國精英分子建立一個強大國家的範例。一個由精英分子和先進分子組成的政黨,上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下則能廣泛地動員起工農大眾,就能將一個國力衰弱的國家迅速轉變成一個強大的國家。與西方國家相比,俄國與中國的國情更相似,幅員遼闊但經濟落後,雖然歷史上也侵略過中國,但它也受到西方列強的打壓。加上,中國人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國家在巴黎和會上對中國不公,對西方國家所宣稱的自由平等由嚮往而轉向失望和憤怒,由此爆發了五四運動。同時,俄共1919年發佈對華宣言稱,『蘇維埃政府把沙皇政府從中國人民那裡掠奪的或與日本人、協約國共同掠奪的一切交還給中國人民以後,立即建議中國政府就廢除1896年條約、1901年北京協定及1907年至1916年與日本簽訂的一切協定進行談判』,又增加了對俄羅斯的親切感。歷史發展的邏輯是很清楚的,中國精英分子一直在尋求讓國家強大起來的方案,無論是洋務運動,君主立憲、共和革命,還是提倡自由、民主和科學,或者馬列主義,都只是手段,哪樣手段管用就採納那個,不管用就捨棄,或僅僅作為政治口號或裝飾以建立更廣泛的統一戰線和爭取西方國家的同情和支持。經歷了多次的失敗後,中國引入了列寧式政黨,列寧式政黨才能實現中國人建立一個強大政權,動員和凝聚全體人民以擺脫西方國家干預中國政治的願望。這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主線和底層邏輯,但卻被各種政治宣傳有意無意的偏離、掩蓋和隱瞞。或者把中國近現代歷史描述為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建立社會主義的奮鬥歷程;或者描述為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卻不幸被俄羅斯輸入共產革命或日本侵華所中斷。相對而言,中共的歷史敘述更接近事實。
中共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標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其實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都是為反對帝國主義服務的,服從於反對帝國主義。因為要反對帝國主義,要動員和凝聚工農大眾,所以必須打倒地主階級,打倒資產階級。這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批評儒家『孝』的價值和摧毀宗法家族的意圖是一致的。馬列主義階級理論中的地主階級就是傳統社會中的鄉紳,或者說『土豪劣紳』。而社會主義的構想也是與國家主義高度一致的。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都主張個人的價值在於為集體做出貢獻和犧牲,都抹殺個人的獨立性和差別,包括財產佔有的差別、消費的差別和審美上的差別,強調思想的統一和行動一致,而把人看成是實現集體目標的工具而非目的。而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則和儒家所描繪和嚮往的大同社會相契合。本來儒家大同就是早期人類群落生活狀況。『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少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禮記·禮運》)。在沒有出現剩餘之前,人們只得同吃同住同勞動,共同撫養下一代和贍養老人。這與馬克思主義對原始共產主義的描述是一回事。儒家沒有認識到所謂的『大同社會』是生產力不發達,經濟資源匱乏所致,卻將之美化為『天下為公』,人們道德完美的社會。至於國際共產主義,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那些知識精英和中國共產黨,並不是很熱衷於此。只是為了得到和尋求蘇聯的幫助和支援,而不得不暫時接受;或者以此來掩蓋引入列寧式政黨組織形式的真實目的。總體來看,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投入幾乎完全著眼於中國國內,對共產國際著眼于蘇聯利益指令的服從是不得已而為之,並非真心情願。隨著中共的不斷壯大,特別是毛澤東把馬列主義中國化以後,中共有了廣泛的社會基礎,而並非完全或主要靠外援支援,蘇共對中共的控制力就越發減弱,從完全的支配與服從關係轉為有主次之分的夥伴關係,進一步則完全決裂。
其實,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國民黨比那些後來成為中共領導人的知識份子更早地認識到俄國革命對中國革命的借鑒意義。1918年6月,中華革命黨人主辦的《民國日報》的社論就稱讚俄國為『民主友邦』,稱布爾什維克為『新派』。同年夏天,孫中山從上海向列寧發了賀電,祝賀十月革命取得了勝利。另一方面,孫中山尋求西方國家和日本的支持未能如願也使得孫中山轉向俄國。而蘇共迫切需要在中國尋找代理人,扶持親俄政權上臺,以減輕對蘇俄的國際壓力和擴大蘇共的國際影響力。而國民黨是最理想的合作對象,中共尚在繈褓之中,還無力擔負起在中國代理人的角色,而讓中共在國民黨的庇護下成長。最終,國民黨得以與蘇共達成合作,孫中山提出了『聯俄、容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和請求蘇共按列寧式政黨模式説明改組國民黨。
國民黨在蘇共的軍事援助和軍事組織的支援下,北伐取得節節勝利。但中共也隨之在國民黨的羽翼下迅速發展壯大。國民黨軍隊在前線作戰,而共產黨緊隨其後在城市組織工人武裝,在農村搞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並滲透國民黨軍政系統;極大地損害了中外資本家和農村鄉紳的利益,而他們與國民黨的中上層幹部有著密切的親緣和利益關係。另外,西方國家看到國民革命政府取代北洋政府在望,於是拋棄北洋政府而轉為支持國民政府,以保障它們的在華利益。內外因素促使國民黨與共產黨決裂,於1927年4 月12 日動手清剿共產黨。隨之也中止了與蘇共的合作關係,轉而接受英美等西方國家的支持。國民黨原先在按蘇聯紅軍在軍隊中設置有政治委員,在清黨之後,也隨之廢除。
因而,國民黨的改組半途而廢,沒有轉換為一個純粹的列寧式政黨。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內在原因在於國民黨無法放手發動群眾,特別是無法在農村開展土地革命而將農民動員組織起來。國民黨的骨幹力量多來自于鄉紳家庭,做不到革自己父母的命。而共產黨的幹部多來自于中下層,即使來自于鄉紳家庭的少數精英分子,與家庭關係也不是那麼融洽。而列寧式政黨的組織功能就在於發動和組織群眾。國民黨在發動群眾方面的願望不強烈,就很難徹底轉換成成列寧式政黨,最終只是個半成品。
另外一個因素在於國民黨的前身革命黨本身派系紛雜,沒有新生的共產黨的凝聚力強。列寧式政黨的邏輯是,無產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於是党的領袖的思想和決策就是真理,不可置疑。國民黨主張的『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再加上『一支軍隊』,雖然是對列寧式政黨最精煉的概括,但國民黨也未能徹底貫徹。孫中山去世後,蔣介石逐步取得了國民黨的軍政大權。但無法成為國民黨的思想領袖。他本人沒有這樣的意趣和和特質,他受的是儒家傳統教育和軍事教育,缺乏對思想和意識形態的興趣。在這方面,汪精衛比他的造詣高。所以,國民黨一直將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奉為圭臬,蔣介石僅是政黨領袖,而不是思想權威,未能做到兩者合二為一。而中共通過不斷的黨內鬥爭,最終確立了毛澤東至高無上的領導地位,提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澤東思想,奉為中共的指導思想,將思想權威和政治權力合二為一。相對于過去孔子是萬世師表,皇帝是最高統治者,就是『君師合一』。
列寧式政黨為中國傳統的君師分離轉為君師合一提供了條件。傳統社會,儒家讀書人雖然對皇權有很大的依附性,但宗法家族尚可為儒家讀書人提供皇權體系之外『孝』的價值和棲身之地,因而道統與政統有一定程度的分離。社會價值的解釋權掌握在讀書人對於孔子及儒家學說的闡釋之中,而不在皇帝手中。當新文化五四知識份子將個人價值從『忠君孝父』轉變為國家主義後,知識份子相對獨立于政權之外的地位就必然消失。社會價值的解釋權就必然讓渡給國家和党的領袖。中共的『延安整風』運動及建政後的『反右』運動,都是旨在剝奪知識份子對社會價值的解釋權和話語權,而將之收歸於政治領袖。如此才能統一思想,團結一致,『集中力量辦大事』。
國民黨最終敗於中國共產黨,失去了在大陸的統治權。根本原因就在於其未能完成列寧式政黨的組織轉型,未能將廣大民眾動員和組織起來。在國家主義成為主流價值的前提下,列寧式政黨是國家主義的最優選擇,最有利於實現國家主義和中華大一統的目標。中國傳統的官僚體制和儒家家長制也為列寧式政黨提供了組織基礎,官僚體制與列寧式政黨的組織原則有一致下,下級必須無條件地服從上級,就如子女必須服從父親一樣。組織內缺乏協商、談判與討價還價。中共的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利用儒家倫理作為導引。比如,『革命大家庭』,『階級兄弟』的說法。如果說儒家中國是家國同構,那共產中國的企圖就是『家國一體』。可以說,當國家主義成為中國近現代的主流價值,那列寧式政黨的以党治國的政治制度和統治模式就是必然的結局。中共建政後開展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土地革命,社會主義改造,人民公社,反右和文革,都旨在將全體人民納入到政權可管轄和控制的範圍內。將政權延伸至基層社會,將人們的思想和統一到領袖的指示上。即使國民黨打敗了共產黨,國民黨也會趨向於這個模式。『軍政,訓政和憲政』走不下去,軍政無法過渡到訓政。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外部力量的影響是次要的。國民黨敗退臺灣之後的轉型,不能證明它統治大陸也能夠完成轉型。民眾基礎和內外力量對比都大不相同了。
與皇權專制相比較,一黨專制政權的權力更集中更強大,對社會的控制更廣更深。實現了政權深入到基層社會。皇權主要通過官僚體系來行使統治權,而党國制則將黨組織從上到下植入官僚體系作為官僚體系的中樞系統,來控制官僚體系進行統治。其次,党國制實現了『君師合一』,党的領袖既是最高權力者,也是最高的思想權威。其三,党的領導人的產生範圍比皇權專制更廣,党的領導人必須要經過歷練,至少可以保證不會產生無能之輩。等於說在賦予領導人更多權力的同時,剝奪了領導人指任自己嫡親為繼任者的權力。空間上的權力更大了,而在時間上的權力被削弱了。後者可以看成是前者的代價。在時間上削弱最高領導人權力的進一步發展就是任期限制。目前處於反復階段。其四,統治階層和社會流動性擴大,吃『皇糧』的比例和機率大為增加。這有賴於技術輸入所帶來的人口及勞動力的增長和經濟增長的聯動效應,擴大了物質基礎,可以支持更多的非生產人口、統治階層及食利階層。但皇權制和党國制都是專制制度,不是法治制度。權大於法,而不是法大於權。党國制下,個人比在傳統社會中所受到的管束更多而不是更少。傳統社會個人受君權,父權和夫權的三重或兩重管束。但三者管束之和也沒有党國制下國家權力對個人的管束多。可以將党國制看成是中國皇權專制的進一步發展和升級。中國的近現代歷史只是在專制的框架內尋找出路,是傳統價值的延續和制度升級。總之,中國人接受馬列主義和列寧式政黨,並不在於俄共或蘇共的推銷,而在於滿足了中國人的需要。
無論中國目前取得多麼大的經濟成就,以中國人民近現代所遭受的苦難和現存的種種弊端來看,中國近現代選擇國家主義的追求是錯誤的,而應當選擇個人主義的價值觀。不應將國家的強大作為目的,而要將個人作為目的。但中國人要轉向個人主義的價值觀確實非常困難。因為在中國文化的傳統資源中缺乏個人主義的價值追求,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不相信有或應當有一個超越現實的理念世界,人生的追求就局限于現世的安逸和享樂,追求現世的榮華富貴和權力。在這樣一個等級及特權社會中,無論享有特權還是身受壓迫,無論富貴還是貧窮,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只得以國家的榮耀來作為自己的精神支柱,以作為強大中國的一份子而自豪和驕傲。大一統的中國,強大的中國對絕大多數中國人具有非常強大的吸引力。
國家主義並非完全歸於中共的宣傳,而是中國近現代長期形成的,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基礎。在馬列意識形態破產前,中共是借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來隱晦地宣揚國家主義;而在馬列意識形態破產後,中共則大張旗鼓地宣揚國家主義和中華大一統。價值觀決定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只要國家主義仍然是中國的主流價值觀,中國的憲政轉型就是不可能的。即使中共政權垮臺了,新的政權也仍然會大體沿用中共建立這一套政治經濟制度。不管他們自由民主的口號喊得多麼響亮。為了奪取政權,就必須爭取民眾的支持,動員和發動民眾。而要將信奉國家主義的民眾組織起來,就只能採用列寧式政黨的組織模式。那其掌握政權後,也必然採取列寧式政黨的統治模式。不可能華麗轉身,那會失去權力。人民決定政府,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制度。統治者只有採取適合於大多數民眾的統治模式,才能保證政權的穩固。如果採取大多數民眾不願意接受的統治模式,是不可能長久地保持政權的。
完稿於2022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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