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提要：台灣人必看的電影，一起《返校》補齊那年缺的五堂課上一堂課：歷史課－「總得有人活下去，記得這一切有多得來不易。」
《返校》是一部電影，但電影中還有另一部電影，當方芮欣把書交給白教官後，穿上喜愛的洋裝，去電影院買了張票，進場時電影已經演到一半了（明明說那是她唯一期待的事情，卻還是遲到，顯見根本不在意電影演什麼）。雖然那部黑白電影的畫面只出現幾秒，但那場戲相當關鍵，作為最後揭開謎底的轉折戲碼，也讓不少人看到雞皮疙瘩，這也是我玩遊戲時印象非常深刻（被嚇到）的一段情節—從沒有人變成滿滿的人，但這些人都是死人。
這種戲中戲、影中影的手法，在電影中非常常見，導演或編劇經常會透過電視、電影院、課堂投影等方式，在電影中又放另外一部電影，通常與情節沒有直接關係，多是反映故事發生的年代背景、向導演自己喜愛的導演及作品致敬，或者是讓兩部電影產生一些連結性。舉兩個近期的例子，本屆奧斯卡最大贏家的《羅馬》（Roma）在電影院裡撥放1966年經典喜劇《虎口脫險》（La Grande Vadrouille），反映了故事時代與地區，《虎口脫險》是法國最暢銷的電影之一，在那個年代的墨西哥法語區想必也深受歡迎；剛獲得威尼斯金獅的《小丑》（Joker），湯瑪斯．韋恩出席慈善晚會看的是1936年卓別林的喜劇經典《摩登時代》（Modern Times），這是一部虛構未來時代的電影，透過喜劇的方式諷刺資本主義將人工業化的情節，同時也因為是一部喜劇，卓別林在戲中極盡出糗，也反映了「小丑」的論述。
回到《返校》，方芮欣去電影院看的是1962年的台灣黑白電影《兩相好》，由李行導演，大多數觀眾可能也不記得它在演什麼，但應該記得有看到「長頸鹿」，很像類似動物園的場景，其實這算是導演徐漢強的彩蛋，因為他過去拍過的七部短片中，每一部都有出現長頸鹿，而他首次拍攝長片留下這個標誌。
除了長頸鹿外，《兩相好》這部電影其實與《返校》有著彼此呼應的間接關聯，電影講述一個外省籍的中醫師與本省籍的西醫師兩家診所比鄰而居，兩個家庭的語言不通、文化相異、醫術無干，生活過程不免有些嫌隙，不過隨著生活久了，兩家的孩子互相喜愛上對方，起先家長對於省籍成見而阻止兩人交往，但愛情的力量難以阻擋，最後兩個原本水火不容的家庭，卻因為下一代的相愛而和解更結為親家，電影展現出族群融合、多元包容的意涵，但背後當然代表著當年省籍情結確實是台灣這塊土地很大的裂痕。
之所以選用《兩相好》，一來是因為年代與《返校》的故事時代相同，再來是因為有長頸鹿，但這兩個都不是重點，重點在於《兩相好》裡族群和解的意義，和《返校》放在一起來看非常的重要。
然而，這個重要對比性映襯，有截然不同的兩種解釋方法。正面解讀的話，或許導演想表示，只要願意接納與改變，不同族群間的隔閡、代溝也能逐步的迎刃而解，即便台灣曾經有過這樣一段傷痕的歷史，但我們都沒有放棄，和平共處、彼此友愛與尊重的未來，對於那段歷史可以有驚悚懸疑的呈現，但也能拍成燦爛溫馨的電影，這也是為什麼住在眷村外省軍官的女兒方芮欣，會與一個留學返國的左派知識分子張明輝談戀愛，因為愛是超越一切的力量。
不過，這樣的解讀連我都無法說服自己。就在《兩相好》放了幾秒後，方芮欣說：「你終於不會丟下我一個人了。」身旁的張明輝說：「可是現在只剩下你一個人了。」然後，投影片很快就跳片，變成了老師與讀書會的同學被逮捕押上軍車的畫面，《兩相好》就像是一個虛幻的假象，藏在這個捏造、虛構的和解溫馨下，其實是台灣人民被逮捕、槍決的事實，《兩相好》確實是當年健康寫實風格的電影代表作，希望帶給社會正面的力量，但是這真的有助於社會的和解嗎？
《返校》這場戲無遺提出了強烈的指控－那個年代的當局政府透過電影催眠人民，社會是和藹可親、國族是共榮和平、國家充滿了自由與愛等等，這些正面的力量，都成了白色恐怖最大的反諷，政府並沒有真的要人民過這樣的生活，只是藉由娛樂文化洗腦人民不要去想現實的殘酷、威逼、壓迫與戒嚴，而始終都不願意面對事實的方芮欣，終於在這裡戳破謊言。而這樣的解讀雖然更貼近，但卻也很危險，因為白色恐怖或許造成省籍對立，但它絕對不是只有省籍問題，當年有許多同樣是外省人的政治受難者，如果侷限拉回到省籍中，那作為一部歷史電影是非常危險且錯誤的事情，當然，如果是類型電影可能就算了。
這段剪輯確實非常精彩，音效與美術也都讓人雞皮疙瘩、毛骨悚然，用魔幻寫實的方式，讓方芮欣看著自己最愛的人被自己親手害死，最後走向結局，不過這部電影到這裡算是最高分了，電影課不是要說電影中的電影，而是要和各位討論《返校》到底是一部怎麼樣的電影？
老實說，看到最後這一段我才篤定電影敘事結構的缺陷，電影或許為了呈現遊戲解謎式的敘事方式，以一種非常斷裂，接近於表現主義的方法在拍攝不少關鍵的情節，而且沒有多做解釋，甚至可以說只是為了神還原而把它從遊戲搬到電影，卻缺乏了遊戲的敘事脈絡，讓沒玩過遊戲的觀眾絕對會一頭霧水、錯誤理解。
電影分為「惡夢」、「告密者」、「活下來的人」，仔細回想這三個部分的連貫點非常的牽強、極度讓觀眾出戲，在遊戲裡面斷裂、重複與解謎的關聯緊密，玩家會持續參與劇情的推進，甚至是可以停下來多想一些，但是在電影中不行，觀眾是被動的接收這些破碎的訊息，或許少部分的人可以勉強組織，但絕大多數的人只能看懂一個大概，倒轉、虛實交錯、重演都會成為觀眾看這部電影的累贅，但又不得不說這可能是忠實還原遊戲最好的方式。
但為了還原遊戲，卻犧牲了非常多電影的元素，人物無法完整建立、劇情破碎化等，為了補足這些缺漏造成的電影空洞，只好在電影的最後結局，把它用極為淺白直接的方式講出來，可以說淺白到失去了故事的美感，以及歷史的省思空間，用很粗暴的方式把省思完的結論丟給觀眾，觀眾有非常多種，有些玩過遊戲、有些沒有，有些瞭解白恐歷史、有些完全不懂，有些政治立場偏獨、有些則偏統，這些也都不是二分法，而是坐落在光譜上面。
當一部作品要談論歷史的轉型正義時，前面沒有充足的故事與知識，而是突然把結論丟出來，就讓這部電影的成就大為打折，沒辦法成為台灣的《謊言迷宮》或《辛德勒的名單》，因為它的理念先於故事，而當故事無法撐起來，理念也就潰散了，這是電影很大的禁忌。
返校的遊戲一共有兩個結局，一個是方芮欣自殺，另一個是方芮欣與魏仲庭活下去，相較於電影的直白，遊戲中白色恐怖只是一個背景的設定，更多是著重在人物的選擇與愛恨忌妒上面，看似很像淡化了政治元素，其實反而加深了玩家理解這段歷史的可能性與隱喻性，然而電影最後加了自己的結局，把方芮欣變成地縛靈，不只不要忘記，張明輝的遺書還要「致自由」，老實說這三個字根本就不是張老師寫給方芮欣，而是徐漢強想寫給觀眾看，可能可以說突破了第四道牆，但我卻覺得那是忍不住要說理，讓故事頓時分崩離析。
我在開課前最一開始時就說，自己看了三次《返校》，第一次看完佩服於電玩改編的成功與娛樂性質，但第二次看完開始擔心大家雖然被娛樂、感動卻未必了解背後的核心，第三次基本上確定了這個問題，但我只能給出「台灣人都必須看的電影」這樣的結論，之所以強調只屬於台灣人，是對其他國家文化來說，這部電影缺乏了普世性，很難把故事的感動帶給其他觀眾。
老實說，多數充分認識台灣白色恐怖歷史的人，應該多多少少感覺這部電影演得太直白，甚至是膚淺了些。這樣的直白，讓電影變得真的只像是一部驚悚的類型電影，而少了從驚悚中看到歷史反思的深度，這樣的驚悚類型電影的後果，就是不了解的人會用自己的方式解讀故事，無論是經歷過白色恐怖的受害者或加害者，可能都很難從電影裡面找到自己的位置，以及更多可能。
對於死忠的國民黨支持者而言，他們仍可以被這部電影給娛樂，因為對多數觀眾來說這既不真實，而且也缺乏了脈絡，正如同過去「白色恐怖」被略而不談，現在雖然談了，卻像是在講都市傳說的鬼故事般，並無太大幫助。
原先我對遊戲改編並不期待神還原，更期待能破除遊戲敘事的框架，重新編寫出一個完整的、屬於電影的劇本，觸碰政治在台灣早已不是一個問題，但我們或許應該試著讓政治變回一個命題，多年來台灣的兩黨政治造成選民彼此的成見，幾乎是壁壘分明、水火不容，然而政治不是是非題，民主不是只選黨不選人，只看人而不就事論事，《返校》失去思考空間，也就同時失去了更多詮釋的可能。
2017年1月，大三下學期，我暑假剛從綠島人權文化園區（現為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綠島人權園區）實習結束，雖然實習只有短短一個月，但那年夏天對我的人生卻是相當巨大的改變，老實說，我對於歷史的認識也停留在高中課本，記得那些年份、事件和選擇題的答案，但從沒想過歷史到底是什麼，也沒想過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到底經歷了什麼，而這些謎底都在博物館裡獲得了解答，也因此當我看到了台灣本土團隊製作的遊戲《返校》以白色恐怖為背景，不太懂電玩的我，迫不及待的下載了Steam、辦了帳號、用郵局的金融卡付款，當天晚上嚇得半死的把遊戲給破關。
遊戲與電影，同樣都屬於娛樂文化的一種媒介，讓大眾有機會接觸歷史的關鍵，在遊戲裡面，即便對於歷史一知半解、白恐一無所知的玩家，仍可以獲得與理解的人一樣，甚至更高的遊戲樂趣，然而在電影中，卻已經挑好了他的觀眾群，他替某種政治正確果斷的發生，卻沒有讓另一邊的聲音在電影中被還原，而這樣的故事缺陷，或使仍源於台灣對於轉型正義不夠充分，所謂原諒與往前走，應該要讓每一個立場不同的人都能對話、發聲，互相理解彼此經歷的經驗，並判斷那些經驗的當代公平正義的意涵，要如何還給過去的錯誤一個相對正確的結果。
事實上，台灣對於「轉型正義」的研究論述幾乎可以說是非常成熟，而在國際間對於這樣歷史改編為電影的詮釋往往更為嚴肅且深層。特別是德國，幾乎每年都會看到一兩部優秀的轉型正義作品，像是《謊言迷宮》、《希特勒回來了》、《無主之作》等，而在韓國則以歷史紀實的方式，來提供觀眾重新理解那段歷史的故事，《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華麗的假期》、《1987》。
我得強調，《返校》並沒有拍得不好，在氣氛營造、美術、劇本、演技上仍然表現的相當出色，可能是近年來最好的台灣電影，只是娛樂性吃掉了許多論述的層次，除了那些數字的彩蛋、美術的考究、旁白的廣播，觀眾很難從這部電影得知更多東西，也沒有賦予這個故事更多的當代意義。
不過，《返校》應該被看做一個開始，台灣電影改編電玩的開始，台灣人從本土的歷史尋找題材的開始，《返校》的成功，或許可以成為一個新的典範，讓台灣轉型正義的電影，能持續出現，成為下一代的觀眾，理解台灣這座島嶼歷史的重要媒介。
歷史是當代重新詮釋記憶的方式，加害者總會希望受害者把傷害、忘記，撫平傷痕，看似安撫受害者康復痊癒，事實上是害怕錯誤被記得的記憶，我們之所以記得歷史不是為了擊敗誰，而是希望不要再有更多的受害者出現。這其實不難理解，就跟我們被霸凌、偷竊、性騷擾必須把他只出來一樣，我們不能縱容加害者，持續為非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