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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文天文臺】江昺崙：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是蔡培火說的——在《臺灣》雜誌之前

　　1920年在東京發行的《臺灣青年》與1922年的《臺灣》，是百年前臺灣留日的知識青年們，為了擺脫殖民的命運，追求民族的自立與自治，集結奮起的先聲。

　　在《臺灣青年》第一卷第五號中，蔡培火延續日本學者泉哲的理念，於〈我島與我等〉一文中喊出了響亮的口號：「臺灣乃帝國之臺灣，同時又為我等臺灣人之臺灣也。」可以說是百年臺灣殖民的漫漫黑夜中，點起的第一道思想啟蒙之光，與民族主義星火。

　　從《臺灣青年》與《臺灣》，一直到後來《臺灣民報》，從一開始東京新民會，到臺灣文化協會，這些思想與行動，打開了臺灣1920年代的社會運動熱潮。而林獻堂與蔡培火等人積極發起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也終於在1935年爭取到了臺灣史上第一次的民主選舉。在整個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臺灣人如何在殖民政府壓迫底下，歷經十年努力，慢慢撐開的言論自由與自治精神。

　　蔡培火生於1889年的北港。當時臺灣還是清廷統治，中法戰爭剛結束，防守臺灣有功的劉銘傳擔任臺灣省第一任巡撫，逐步推動臺灣的現代化。

　　1895年甲午戰爭爆發，清廷戰敗後與日本政府簽訂馬關條約，同年五月日軍登陸基隆，準備接收臺灣。但遇到了臺灣居民強烈的抵抗，日軍與臺灣民兵都傷亡慘重，史稱乙未戰役。

　　日本政府為了解決臺灣的治理難題，特別在領臺後頒訂「六三法」（第63號法律），給予了臺灣總督立法與行政權，緊急狀況下可以跳過臺灣評議會直接制訂法律。不過臺灣評議會也是軍人跟總督府官員組成的，沒什麼實質監督功能，所以初期臺灣總督的權力非常的大。

　　乙未戰後過了兩年，蔡培火已到童蒙教育的年紀，家人依照傳統，開始讓他學習古典漢文。此時日本政府因為同化思想，決定在各地開辦公學校，推廣國語教育（日語），蔡培火12歲的時候，家人決定讓他就讀公學校，此時，在臺南讀書的兄長，開始教他讀寫臺語羅馬字。

　　蔡培火幼年受教育的經驗，就是臺灣人在殖民地同化教育實施下接收與抵抗的過程，同時古典漢文、日式教育及長老教會知識系統，也構成了蔡培火日後的多重的思想與行動根基。

　　六三法原本只施行三年，但臺灣總督府不斷延長施行時間，延長到1906年，也就是十年後，才改為「三一法」，但也是換湯不換藥，總督一樣保有立法與行政權。這些條例與日本帝國的憲法法治有很大的差異，於是日本人內部出現了「特別統治」跟「同化」兩種統治思想的爭議。

　　特別統治派的想法是，因為臺灣是新統治的殖民地，跟日本本島差異很大，所以應該用特別的律法，以科學的差別待遇來統治臺灣，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後藤新平認為：把日本內地的法律套用在臺灣島上，就跟比目魚的眼睛改裝成鯛魚的眼睛一樣，是不合理的（改裝魚的眼睛本身就不合理吧）。所以內臺應施行不同的法律。

　　另外的「同化派」，是以提倡自由民權運動的板垣退助伯爵為代表，板垣退助認為臺灣人跟日本人是「同文同種」，應該共同對抗白人，維護東亞和平，所以不應該對臺灣人有差別待遇，應該加強國語教育，甚至鼓勵日本人移居臺灣並大量通婚，根本是日臺一家親。

　　板垣伯爵的同化思想雖然有點超展開，但對於當時為日本差別統治所苦的臺灣人來說，卻不失為是爭取權利的重要論述。所以當1914年板垣退助來到臺灣組織「臺灣同化會」，引起臺灣人的熱烈迴響，共吸引到三千人左右入會，希望來爭取與日本內地一樣的權益。

　　1906年，從公學校畢業的蔡培火，繼續進入總督府國語學校就讀。當時殖民地只有兩間最高學府，一間是總督府醫學校，培養現代醫學專門人員，賴和、杜聰明與蔣渭水等人就是醫學校出身；另一間就是國語學校，培養公學校教師。這兩所學校培養出來的校友，是臺灣第一代的新式知識份子。

　　這群在新式教育下啟蒙的知識份子，一方面成為殖民地統治的骨幹；另一方面，則開始思索：如何脫離殖民地不平等的差別待遇？

　　當時梁啟超來臺灣訪問，期間梁啟超曾與林獻堂會面，梁啟超指出：中國自顧不暇，無力拯救臺灣，所以可以參考愛爾蘭對抗英國的鬥爭，以議會自治來爭取權利。梁啟超的這番建言，指點林獻堂及當時臺灣年輕知識份子一條實際的出路——臺灣議會自治。

　　數年後，林獻堂到東京拜訪板垣退助及政友會的政治人物，促成了1914年板垣退助的臺灣之行。林獻堂與板垣退助的終極同化理想雖然很不一樣，但主張臺灣民權的過程是恰好一樣的，所以臺灣知識份子跟同化會，可以說是一種「同床異夢」的關係。

　　此時蔡培火已經從國語學校畢業，正在臺南第二公學校教書，25歲的他，正是年輕昂揚的年紀，他意識到板垣退助的同化會是爭取政治平權的第一步，所以非常熱心地參加同化會的運動，但也因為太過積極，隔年就被學校開除了。失業之後，蔡培火在林獻堂及妻子家族的贊助之下，到東京去讀高等師範學校的理化部。

　　當時臺灣沒有什麼高等教育的機關，最高的學府就是總督府醫學校跟國語學校，所以知識份子如果想要深造，就要搭船到東京去讀書。這群年輕知識份子到了東京，吸收了許多自由民權的思想，於是開始組成一些團體，例如王敏川、吳三連及羅萬俥等人組成的啟發會，致力於廢除六三法的行動。

　　後來啟發會擴大營運，留學生們把林獻堂拉進來當頭，加上蔡培火、彭華英與王敏川等這些熱心成員，在1920年的新春，組成了「新民會」。

　　這裡要提一下當時的背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完，全世界都面臨一個全新的局勢，美國總統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提出民族自決的主張，很多殖民地紛紛爭取獨立，間接導致韓國爆發三一獨立運動，以及中國因為巴黎和會而發生的五四運動。所以在東京的留學生們，接觸到了殖民地自治自決的思想，加上因為日本內閣改組，由非薩長派、出身岩手縣的原敬擔任閣揆，同時第一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上任，大家開始感覺到：體制內改革的機會出現了啊。

　　雖然田總督主張內地延長主義，也傾向廢除六三法。不過新民會此時以蔡培火為代表，覺得應該不是運動的重點，自治才是，所以主張先擱置廢除六三法的訴求，全面爭取設立臺灣議會，林獻堂也同意這樣的觀點。

　　同年夏天，新民會在東京成立了機關刊物《臺灣青年》，蔡惠如出了1500日圓（在當時是很大一筆數字），由蔡培火擔任編輯，預計一個月發行一期，內容有分成和文部跟漢文部。標題「臺灣青年」是林獻堂題字，第一期的目錄後面，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中國政治家楊度的題字除外，還有臺灣總督田健治郎的題字（這個編輯有點機巧），田總督很誠摯地寫了「金聲玉振」四個字。

　　第一期的雜誌可以說是一鳴驚人，畢竟新民會是臺灣第一個現代政治性團體，《臺灣青年》是臺灣歷史上第一本言論雜誌，開場氣勢一定要非常磅礡。雜誌刊登了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法學教授，提倡民本思想的吉野作造、明治大學泉哲教授、明治大學學長（校長）木下友三郎，及介紹蔡培火信仰基督教的東京神學社校長植村正久牧師等人的文章，陣容十分堅強。但雖然有這些重量級學者背書，雜誌還是時常被日本政府找麻煩，《臺灣青年》十八期裡面就被禁了四期。

　　《臺灣青年》很多文章都是以日文寫成，再翻譯成漢文給島內的同胞看。例如前述第一期刊登的吉野作造、泉哲等人的文章，後面在漢文部都有翻譯。整本雜誌內容大致上都是在提倡，臺灣人應享有跟日本人一樣的政治權利。泉哲在〈敬告臺灣島民〉這篇文章裡面，提出：「臺灣並非總督府的臺灣，而是臺灣島民的臺灣，必須對此有所自覺」，非常委婉地點出了「殖民地自決」的觀點。

　　擔任編輯的蔡培火也順著泉哲的思路，在第一卷第五號的〈吾島與吾等〉（日文）一文中明白指出：「臺灣乃帝國之臺灣，同時又為我等臺灣人之臺灣也。」蔡培火並沒有像朝鮮人一樣反對總督府統治，主張獨立，但卻點出了「臺灣人意識」，以現在的角度來看，可以說是催動了臺灣民族認同的萌芽。

　　值得一提的是，臺灣新文學第一篇小說〈彼女は何處へ〉(〈她往何處去〉)，作者是追風（謝春木）。雖然是用日文寫成的，但這也代表了臺灣知識份子正在默默進行一場語言與思想的革命運動，開啟了1920年代新文化運動的先聲。不過日後謝春木嚮往社會主義，所以將蔡培火的自治運動視為極端的保守派。

　　這群雜誌同人，不僅只有寫文章而已，他們在1921年組織臺灣文化協會，同時也發起臺灣議會請願運動，在林獻堂的領銜之下，向日本政府提出組織臺灣議會的需求，這也讓總督田健治郎非常不滿，想私下勸退林獻堂等人（田總督應該很後悔幫雜誌題字）。

　　但運動成員不但沒有退卻，反而一再到東京請願。所以1923年，總督府乾脆用治安警察法逮捕這些知識份子，史稱「治警事件」。兩位帶頭大哥蔣渭水與蔡培火，都被判刑四個月之久。蔡培火在獄中創作了〈臺灣自治歌〉，表達了臺灣人對於自治的想像與渴求：

　　蔡培火的音樂素養很高，他不僅寫了自治歌，他在1929年還寫了膾炙人口的〈咱臺灣〉，後來由著名歌手林氏好演唱，古倫美亞唱片灌製並發行，舞蹈家蔡瑞月、音樂家蕭泰然都曾改編此創作。

　　蔡培火為了啟蒙大眾，1925年時成立「美臺團」，用媽媽的生日禮金購買了進口的電影放映機，及幾十部教育影片，例如《北極動物之生態》、《丹麥之農耕情況》等。他跟著一群「辯士」（當時電影沒有聲音，所以在旁邊解說的人就叫做辯士），在臺灣各地巡迴放映，引發民眾觀看熱潮。蔡培火也自己做了團歌：

　　美臺團及文化協會在宣傳智識啟蒙的同時，經常被警察打壓。不過，蔡培火的行動仍舊沒有停歇，他與楊肇嘉、林獻堂等人透過臺灣文化協會、地方自治聯盟等組織，持續請願到1934年為止，總共請願了十五次，長達十四年之久。

　　終於在1935年，總督府開放「市會及街庄協議會員」選舉及隔年的「州議員」選舉，臺灣人終於「體驗」到民主的滋味。不過開放議員民選的席次只有一半，也並非普選，限制是25歲以上，繳納一定稅額的男性，所以能參與的人不多。日本時代總共辦了兩次選舉，「市會及街庄協議會」與「州議會」各兩次，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就停辦了。

　　蔡培火在戰後成為堅定的「祖國派」，曾出任第一屆立法委員及行政院政務委員等高位。在二二八事件衝突後，許多臺灣人對於蔡培火非常不滿，認為他失去了日本時代的理想性。但蔡培火一直以來就不是「衝組」，而是體制內的漸進改革派，所以其實不難理解他的選擇。只是無論是日本，還是國民黨的地方自治，給予臺灣人的空間都非常有限，蔡培火也僅只是國民黨推出來的樣板臺籍菁英而已。晚年的蔡培火，努力推廣臺灣白話字，但可惜政府並未採納他的建議。

　　據聞蔡培火在91歲高齡的時候，還曾鼓勵康寧祥出來組黨，他願為臺灣民主做最後一戰，但不久之後他就去世了。

　　從清領到國民黨來臺，活過三個時代的社會運動家，終究未能等到臺灣的民主自由的一天。或許蔡培火在天堂上看到今日臺灣社會民主自由的進程，還是會稍稍感到安慰吧——如果他沒有忙著跟蔣渭水吵架的話。

蔡培火（1889－1983）雲林北港人，就讀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曾任臺南第二公學校教師，因為積極參加板垣退助的同化會，所以被學校辭退。之後接受林獻堂及親戚贊助，到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去學習理化。在日本參加新民會，參與《臺灣青年》的編輯工作，發表多篇關於臺灣自治的文章。

回臺後，與林獻堂、蔣渭水組織臺灣文化協會，並推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23年治警事件中與蔣渭水一起被坐牢四個月。出獄後持續推動自治，先後透過臺灣文化協會、美臺團、臺灣民眾黨及地方自治聯盟等組織來宣傳理念。大東亞戰爭時期移居日本，經營餐館「味仙」，協助臺灣的青年晚輩。戰後擔任第一屆立法委員、行政院的政務委員、紅十字會臺灣省分會會長、總統府國策顧問、創立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等職，但思想較戰前保守許多。畢生除政治志業之外，更力推普及臺灣話羅馬字運動，著有《Cha̍p-hāng Koán-kiàn》（十項管見）、《國語閩南語對照常用辭典》、《臺灣民族運動史》（葉榮鐘主筆）等書。

江昺崙　臺灣臺中人。臺灣文學碩士班畢業，正在讀博士班但念不完。碩士論文是寫臺灣農民文學，對於臺灣的人文歷史書寫很有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