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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身分認同的開端──讀《六七暴動》

更新於 2020/02/28閱讀時間約 14 分鐘
香港反送中運動塑造了香港共同體與身分認同的劇烈變化,香港與中國的疏遠程度前所未見,更有中港玉石俱焚「攬炒」的聲音出現,看似已走向無可挽回的地步。
回顧香港歷史,或許有人認為天安門事件是第一次中港關係疏遠的分水嶺,而反廿三條立法、反國教運動乃至雨傘運動是則是不斷加強。然而,真正造成中國與香港之間關係疏遠、塑造香港身分認同的第一場運動,其實是中國、港府乃至左派諱莫如深的「六七暴動」。事實上,港府針對反送中動用具有高度爭議的《緊急條例》,也在這場暴動中動用過。
本書作者張家偉因為看見臺灣探討二二八事件歷史傷痕的關心,反思香港對六七暴動的冷漠,因此致力於還原這段官方、民間下意識躲避的歷史。而理解這段歷史,或許可以明白香港人為何對中國始終戒慎恐懼,也可以避免有心人藉錯誤的歷史抹黑反送中的可能性。

暴動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後,中國確立「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政策,不主張收回香港。但中共港澳工委仍然利用新華社香港分社(即今中聯辦)的掩護,在香港廣布統一戰線,對工人小販貧苦群眾、不滿國民黨的第三勢力人士、知識份子乃至海外各國與華僑進行統戰,建立左派團體,構築情報網,與美國、國民黨鬥爭。英國為了確保香港與在華利益,不僅與中共建交,對此亦默許,但壓迫其往地下活動,致使香港左派非常不滿,一直希望有所動作。
香港亦得益於冷戰及其地緣優勢,成為中外間的媒介,並因此成為熱門的投資地點,經濟前景良好。然而,社會卻出現高度貧富差距、通貨膨脹、勞動條件無比惡劣,社福、教育體系長期缺乏,政府又以「繁榮安定」為由,徹底偏向資方,且對庶民常使用的公共服務不斷加價,加上無法傾聽民意的殖民專制統治,使得人民內心苦悶難言。
這些都成為了六七暴動發生的本地肥沃土壤。其中,1966年港島與九龍間的交通工具「天星小輪」加價,遂引發人民抗議,港府以警力壓制,使人民更加不滿。不過,此時香港左派遵從中國政府對港政策,不僅未譴責港府與社會不公,反而支持港府「維護社會秩序」。
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中國走向極左路線,香港左派遂起躁動。周恩來雖然下令駐港成員,勿將文革搬至香港。然而高級幹部紛紛落馬,失去外交控制權,文革小組進駐外交部,若不走左傾路線,恐將被召回批鬥,人人自危。而澳門左派發動的「一二三事件」成功迫使葡萄牙屈服,更使香港左派相信時機已經來臨,若暴動成功,北京將會協助甚至解放香港。
香港工業聯合會(工聯會),是當時最主要的左派團體。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967年上半,全港工潮四起,新蒲崗人造花工廠的工潮,給了左派發動暴動的藉口,六七暴動因此而起。起初左派並未插手介入,但勞資調停與政府介入未能成功,左派開始介入、教導工人貼大字報批鬥、唸《毛語錄》等文革手法。隨後勞資因出貨糾紛,引發流血的「大有街事件」後,香港新華社藉此口實,指揮左派全面介入。

左派發起暴動

在工潮初期,焦點在改善勞方待遇,由於香港普遍生活困苦,曾引起社會同情。然而,工聯會、《大公報》、《文匯報》等中共直接控制的左派團體與媒體,將事件政治化,稱此為「英美勾結反華」、「民族大壓迫」,放棄爭取改善福利的措舉,將矛頭對準港英當局。
隨後工人的抗爭和警方的鎮壓接連上演,雙方逐漸泛暴力化。中共港澳工委發動長期潛伏的統一戰線,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作為對外活動的統戰團體,楊光為主席,左派團體、報刊和學校等重要人士均加入。
當時香港社會非左派各界均呼籲冷靜。然而,極左派控制的中國外交部向英國提出照會、向外發表聲明,要求英國屈服,文革小組又以已控制《人民日報》,鼓吹香港左派發起鬥爭,各地紅衛兵又發起支持行動,香港港左派受到巨大激勵,決心與港英政府全面開戰。而港督戴麟趾認為,接受中國的條件無異於投降,因此採取強硬姿態,絕不退讓。
因此,香港新華社社長梁威林在背後操作統一戰線,發動人們到港督府前面示威遊行、遞交抗議書,並發動左派電影、工會、學校、新聞、在港中資機構乃至親近團體全面支援。
由於雙方曾私下接觸,起初抗議平和。然而,雙方仍在花園道產生流血對抗,引發全面緊張。港府實行在二戰日軍佔領後的首次宵禁,並使用《緊急狀況條例》頒布一連串緊急法案,擺出強硬姿態,穩定人心。同時左派也決心提高對抗程度,並拒絕再與港府談判。

全面對抗

當時港督戴麟趾強硬對付左派,要求都予以拒絕。他判斷中國政府不是幕後主使,也無意收回香港,因為中國若想收回香港,英國毫無勝算,而中國根本沒有實際出手。因此,雖然中國輿論攻勢全面加溫、政治人物口說支持,讓香港左派更加強硬,但英國對此並不擔憂。
香港左派不斷提升文宣攻勢,港府則查抄、撕毀左派據點和宣傳,封閉左派戲院。因此左派遂發動第一波英資企業工人的罷工,然而不如理想,左派六月再發動全港大罷工、罷市、罷課的「三罷」,企圖「香港變死港」,許多學校內潛藏的職業學生發動成立鬥委會,進行遊行抗議。
時任港督戴麟趾。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由於中港互相進出口許多生活物資,因此罷市受到支持文革的中國各省運輸等部門協助,不將物資運入香港,成功導致物價上漲。但左派未蒙罷市之利、反受其害,市民怨聲載道,而罷工事實上也只有佔全港少數的左派工人支持,並未得到全體工人的響應,故僅有一定程度但非致命的影響。
此時港英政府一邊粉飾太平,一邊與私營企業強硬開除罷工員工,導致大量工人失業。鬥委會雖有北京以中國總工會撥款的兩千萬支持,但因為包辦所有工人的生活,資源消耗過鉅。罷市和部分罷工遂在七月初平息。
港府更成立宣傳委員會,進行「心戰」,負責進行正面輿論宣傳、接露左派醜態、動員民眾支持港府等爭取民心的行動,因為支持安定的人們並非主動支持港府,而只是對左派更為反感。此時左派已經陷入低潮。港府也開始塑造香港人身分認同,讓人們認同香港,而非盲從中國。

邊界衝突

然而,中國民兵此時卻在邊境攻擊港英警察、軍隊,加劇邊境緊張,隨後又有綁架港警事件。這些事件後來雖經由外交談判平息,但卻鼓舞了陷入低潮的香港左派升級暴力行動。
港府此時頒布一連串緊急法令,形同戒嚴,左派則對此嗤之以鼻,雙方不斷升級對抗,導致雙方互有死傷,港府甚至出動英軍。一些無辜市民因對抗受害,左派報刊不斷宣稱「人民勝利」,但非左派報刊對此強烈譴責。
到七月中旬,中共港澳工委在沒有請示北京的情況下,透過香港新華社指示左派系統性地使用更具殺傷性的武器,甚至在各地擺放炸彈,更炸死了兩名8歲、2歲的姊弟,引發民憤與恐慌,社會開始一面倒強力譴責左派。然而左派仍持續擺放真炸彈與假炸彈,製造恐慌。
香港市民將真假炸彈稱為「真假菠蘿陣」。圖片來源:世代懺悔錄
港府判斷中國政府應無插手之意,為表強硬,再頒發數十道可能侵犯人權的緊急法令,決心平亂。而香港各界和英國政府均對港府此舉表達關切,寄望勿侵犯人權下使社會回歸平靜。
港府亦曾向北京溝通,但周恩來疲於應付國內政爭,僅透過辦公室表示無能為力,但仍會盡力。港府明白北京需要時間,也沒有提供武器給左派,但港府仍得先靠自己,英國外交部、駐北京的外交官與港府官員必須盱衡情勢,採取行動。

暴動結束

此時港府也打擊左派一向強勁的宣傳團體,但取締的是那些銷量長紅的親左獨立報章,而不取締《大公報》和《文匯報》,以免直接與北京對抗。北京文革小組此時已控制外交部,向英國發出通牒,然而英國明白,退縮無疑自毀長城,因此置之不理。
英國的態度激怒了北京的紅衛兵,八月二十二日紅衛兵更毆打英國外交官後、焚毀英國代辦處。周恩來與毛澤東得知此事後大為憤怒,不僅屢次在外交場合直接向英國政府道歉,更嚴厲訓斥和控制北京紅衛兵,關押帶頭造反派。這個態度讓英國政府和港府摸清了北京的底線,決心要一舉擊垮香港左派。焚燒代辦處事件,最終導致了六七暴動的結束。
被焚燒後的英國代辦處。圖片來源:大紀元新聞
同時,在火燒代辦處兩天後,左派在路上淋汽油燒死一向反對左派的電台廣播主持人林彬及族弟,又在報刊上列舉暗殺名單。但左派不僅內部產生路線分裂,在社會上業已遭到孤立、恐懼與仇視,港府也持續鎮壓、搜捕左派和查抄據點,加上左派又失去北京支持、資源耗竭,無力支付暴動費用、照顧失業工人,暴動至十二月漸次平息。

影響與傷痕

回顧這場暴動,中共港澳工委和香港新華社扮演了主導角色,左派一直希望發生場大事解放香港,但這與中國對港方針卻完全不同。所以文化大革命將中國高層鬥垮後,給予了他們機會「迫中央上馬」,香港長期只顧富人的制度與社會不公的土壤,也給了他們點火的燃料,導致了這場長達七個月的鬥爭。
然而這卻對中國卻十分不利。中共長期經營的統戰網絡全部暴露且被港英政府摧毀,左派更因為產生「被北京背叛」、「被圍困」的自我封閉心理,自我與社會隔絕,左派也成為社會上骯髒的代名詞「左仔」。而響應的工人再也回不去原本的工作,更遭工聯會遺棄,生活無著,妻離子散,也對左派產生怨恨。學生們的前途也大受影響,幾乎無法升學。
中國政府直到現在都未對六七暴動參與者表示公開歉意或照顧,甚至左派政黨民建聯已故主席馬力更認為不需要平反,也讓參與者極為不滿。不過不少暴動參與者也認為自己所作所為沒有錯,即使害死他人只能算是意外和手段錯誤,他們仍然應該中國政府乃至社會得到「肯定」。
因此,香港社會對共產黨主政的中國、發動暴動的左派產生極深的恐懼、排斥與不信任,與中國漸行漸遠。曾經只把香港當避難所的人們轉而開始認同香港,認為香港相較中國,仍是值得珍惜的樂土,至於年輕一代更開始產生香港認同。正視、區別中港之間的差異,乃是踏出第一步。
長期壓制改革聲浪的港府也決心推動改革。暴動初期香港人事實上對左派較同情,因為當時香港的社會不公與種族歧視非常嚴重,有一種出一口氣的感覺。後來香港人支持鎮壓左派,絕非認同港府,而是「被迫支持一個比較不爛的」,因為他們更厭惡共產黨。
繼任戴麟趾為港督,推動改革和北京談判的麥理浩。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港府明白勢必要改革爭取民心,過去一直反改革的商界也轉而支持港府改革。因此港府推動就業與失業保障、工時、薪資、勞動條件、免費教育、公屋、強積金、交通運輸等一連串社福與勞動改革,對無效率和貪腐的公務員進行改革,並開設吸收市民意見、解釋政策的「民政署」,讓香港政府對市民需求更具回應性。說來諷刺,左派發動反殖暴動,卻反而強化了殖民政府的認受性。
同時英國明白,未來終將與中國談判香港歸屬,也自此時開始準備各種談判腳本,於1971年由職業外交官麥理浩接任港督,就是為了這個目的。

反思:六七與反送中的對比

回顧這段歷史,中國一直在香港發展統一戰線,統戰各方,當他們有需要時就可以瞬間發動。而他們的最終目的一直是收回香港,而非推動改革、為民謀福。這場六七暴動就是左派利用社會矛盾,發動統一戰線,意圖製造港版文革「解放香港」的操演,而起初也是成功的。部分左派聲稱暴動帶給來良好後果,不過是想為自己的行為開脫。
這場暴動帶來的深遠影響,不僅僅是香港後來幾十年繁榮的基礎,還有香港身分認同的形成。香港與中國有所不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六七暴動可謂香港身分形成的開端,其後的事件,則暗中逐步加強這種想法,到了現今的反送中運動,我們可以看見以此身分認同為基礎的共同體已然形成,但這並不是香港人全然主動形成的,而是歷經中國帶來的苦難,而逐漸誕生的產物,而至今仍在變化。
這段歷史我們也看到一場有趣的對比。六七暴動前的港府主張維持「繁榮安定」,維護富人利益,對一般人民漠不關心,也視種族歧視理所當然,不想推動改革,製造了社會矛盾的土壤;而1997年將香港併入領土的中國,採取的統治做法與此如出一轍,更認為香港利益來自中國施捨,以「中國人」歧視香港人的角度,譴責香港人就是被英國殖民所以「不夠中國」、不夠愛國,才整天上街鬧事。
而相同的是,雙方面對人民抗爭,都採用了惡名昭彰、侵犯人權的《緊急條例》,這也是為何中國政府希望保持殖民體制為特區政府體制的原因,因為有許多可以濫用的權力。
但是,港英明白必須改革,尊重且回應人民,才能統治長久,香港人對港英的懷念,證明了他們的措舉是正確的。中國政府及其傀儡特區政府卻如同當年的左派,只會升級暴力鎮壓,乃至殺人,同時又想運用「愛國主義」的道德高地,形塑抗爭者為受外國影響響「顛覆政府」、「分裂國土」的敵人。然而五大訴求何來獨立之說?完全僅是中國政府恐懼且反對民主,加上內部政爭和美中對抗的外部壓力,決心鎮壓,才導致至今無法和平落幕。
況且,六七暴動當年並未得到多數香港人民支持,而是由中國政府及其在港成員刻意發動、意圖弄垮香港以回歸中國的暴動。但是反送中運動卻是多數香港人們的願望,否則早已被多數港人「譴責、割席、篤灰」,因此兩者情勢完全不同。
圖片來源:TOPick-經濟日報
香港局勢仍然很黑暗,身處海峽對岸,只能持續關心,並在看到香港人以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教訓後,明白不能信對岸的甜言蜜語,用選票把自己的自由交出去。
也不要再誤以為文化上認同的中國人,或者認同是中國人但不認同共產黨這些說法對中國來說是可行的。因為香港人也證明了,愛國就必須等同愛共產黨,不僅不能忤逆黨,黨要給什麼、要你做什麼,都只能接受。
唯有珍惜台灣現有的自由,不要再回去極權體制,你才有選擇的機會。並注意台灣是否也有左派政黨,假社會正義之名,行奪權、協助中國代理人奪取行政、立法權之實,讓中國對台統戰更進一步。

註:本文亦以〈香港身分認同的開端──讀《六七暴動》〉刊載於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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