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群人,在政治社會事件發生時,願意放下個人定見、努力理解事情的方方面面,願意為了真相、一再深入挖掘,不惜觸怒想掩蓋實情的既得利益者,不迴避過程中的醜惡與不堪——如果真有這樣一群人,應該就是最稱職的記者吧。
可惜記者實際的形象和內涵與理想相去甚遠。網路時代,人人都可以成為自媒體,各種高流量平台、快速更新的消息、靈活的呈現,也讓傳統媒體相形失色。大多數記者,為了追趕速度和點閱量,或迎合特定趨勢和立場,未查證就帶風向、以腥羶色博眼球,沒能在真偽難辨的世界裡成為值得信賴的標竿。
在這樣的年代,拍一齣以報社記者、傳統媒體為主軸的電視劇,乍看之下有些老派和不合時宜,可是繼續看下去,卻會發現這正是《鏡子森林》的魅力。科技和時代巨輪飛快轉動,但仍有一些人性道德的掙扎、社會正義的矛盾,是永恆存在的灰色地帶。踩在法律邊緣才可能觸及的真相,為了私心利益而積極實踐的公平,犧牲幾個人方得以換取的和樂,這些挑釁原則的善或惡,一次次逼迫我們反思並做出抉擇,從而更了解現實的複雜多面,或者反身照見自我心底的隱微暗面。
《鏡子森林》以「火線新聞」的記者群為主角,楊謹華飾演的政治組主任高明、姚淳耀飾演的社會線記者侯方平為核心,隨著他們對多起政治社會事件的報導和調查,一步步深入背後的權力利益網絡,警察與黑社會,政府與財團勾結,法政互相包庇。然而,記者從來不是身在金權結構之外的獨立調查員,他們也是組成這龐大網絡的一份子,與其他角色彼此奉承、猜忌、背叛、利用,幾近不擇手段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有時幸運地,他們的利益與民眾一致;有時不然。
《鏡子森林》開場一、二集內就埋下了多條線的線頭,也點出身為記者的為難和自省。遊走在黑白道跑新聞的侯方平,是裡面特別真實的角色,嘻皮笑臉、適時拿點油水,但也有認真捍衛自己報導和原則的時刻。負責社會線的他,哪裡出事就往哪裡去,接到警察電話還開玩笑抱怨:「死了幾個?一個你也叫我去?」他經常自言自語對著手機錄音說話,幾乎像遺言,提到蘇珊桑塔格「旁觀他人之苦痛」,並說他就是在幫大家做這件事。記者當久了,社會事件看得太多,如何不讓自己麻木,把當事人視為有家庭、有未來的人,而不只是寫進新聞的一個名字;如何在報導時,不只滿足閱聽者窺看、獵奇的慾望,而能引起真正的同理和關懷。面對巨大體制,感覺無能為力的時刻,再次回想起當記者的初衷,該怎麼妥協或堅持,又如何向當年的自己說明?
劇中有段非常戲劇化的情節,在高明身穿大紅旗袍訂婚當天,發生了疑似自殺案,死者正是被她報導盜領十億的銀行經理黃國偉。喜事與悲劇交錯,高明得知消息後立刻拋下未婚夫和家人趕到現場,不只出於敬業,更因為她的良心和價值判斷受到了劇烈衝擊。尚未求證完全,就交出那篇新聞當作頭條,是因為總編輯求快,也是因為她心中有揭露弊案的正義感。一旦相信自己在做正確、正義的事情,很容易變得盲目和自我中心,所以即使黃國偉絕望喊道:「這只是你想看到的事實,不是全部的事實」高明還是不小心或刻意忽略了不相容的跡象和證據。
有幾幕拍攝的畫面細節我特別喜歡。高明趕到現場,和黃國偉的妻子擦身而過,兩人都身穿淺色上衣、及肩短髮紮成馬尾,背影有幾分相似,彷彿說著記者、死者家屬、和其他人,從來沒有那麼不同,我們都可能陰錯陽差,站上從未想過的位置和身分。後來,兩人再次見面,黃國偉的妻子條理分明地質疑報導、道出自己和孩子的艱難處境,聽完後高明去了健身房拚命踩腳踏車,卻是向後倒踩,像祈求時光倒轉,回到盜領案印成報紙頭版前的那一刻,可是漫天翻飛的文字那麼輕盈、那麼銳利,劃破的瞬間不見血光,死去的破碎的卻散落一地撿拾不齊。
以真實發生的政治社會事件為本、媒體為主題,《鏡子森林》經常被拿來跟《我們與惡的距離》比較;記者秉持理想、力抗官商勾結,也讓人想起《他們在畢業前一天爆炸2》。《鏡子森林》才剛開播,不過光就劇本的設定,拍成三季影集的野心,值得期待它能呈現更完整、厚實的社會樣貌,不僅演繹各個角色身在不同處境的觀點和難處,他們努力生存和生活的姿態,還能更深入社會結構的暗面,凸顯出個人踏進金權人際網絡之後,何以深陷他人或自己的野心、捉摸不定的人心和人性;凸顯出這不只是理想和現實的衝突、善良和奸詐的對立,身在其中也不是只能狼狽為奸或玉石俱焚,而可以有更多選擇。
導演鄭文堂曾在訪談中強調:記者這個行業無法被簡單概括。其實劇中的呈現手法及引起的反思,也不僅止於媒體生態。正如預告片裡所言:「新聞就像一面鏡子。如果新聞有問題,表示社會也有。」當我們認為媒體是社會亂源、唯恐天下不亂,卻忽略媒體是真實世界的縮影,反映了閱聽者的偏好。「鏡子森林」這個意象,是虛虛實實交錯的各說各話,是探問「我是誰」、「我如何認知真實」的潛意識,也是透過攝影鏡頭折射社會的扭曲和慾望。而當兩面鏡子相互映照,衍生出千千萬萬的鏡像,遊走在虛與虛之間,所謂真實和真相的出口,或許踏破迷宮也遍尋不著。這將會是《鏡子森林》真正的驚心動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