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卡謬的鼠疫，看台灣防疫期間的威權幽靈

卡謬的《鼠疫》大概是武漢肺炎期間，最常被提到的一本作品，那你知道卡謬怎麼形容這部作品嗎？他說，《鼠疫》最明顯的意義，是「歐洲對納粹主義的抵抗」。

因為瘟疫帶來的惡、恐怖、慌張、痛苦、隔離，以及最重要的，造成人與人之間信任的瓦解，都和極權主義何其相似。

如同去年，台灣終於開放過去被監控者的檔案，許多人才第一次得知，原來他大學最好的朋友、他的房東、甚至他小孩的保姆，都早已被情治單位吸收，每天默默地觀察他、紀錄他，那些檔案彷彿就是他們過去的日記，只是不是由自己所寫。

極權政府其中一項統治手段，就是造成人與人之間的疏離，因為人是需要群體的動物，當你連身邊最親近的人都無法信任時，你躍動的情感只能投射到其他地方，而在那個年代，除了忠黨愛國，你還能投射到哪裡？於是我們看到了極端的愛國者們，他們對獨裁者瘋狂地崇拜與認同，追根究柢，不過是因為他們寂寞的情感無處宣洩。

在二戰的背景下，卡謬以《鼠疫》作為極權主義的寓言，而我們現在的背景，是不是正好讓我們反思，有多少人還沒從威權崇拜中走出來，不去試圖從人的生理及心理層面解決問題，反而是試圖解決那些造成問題的人？

上禮拜，當柯文哲提出用電子手銬來監控隔離者時，陳時中是這樣回答：

今天，當蔣萬安要求公布確診案例在哪個縣市、甚至哪個行政區時，陳時中除了強調能掌握的就不公布、不能掌握的才公布的原則之外，也反問：「公布以後，真的會安心嗎？」

無獨有偶，上午柯文哲才剛說過：「不公開不是恐慌更多嗎？」

如果能靜下來想想，那公布縣市的意義究竟在哪裡？難道不在你的縣市，你就能安心了嗎？在你的縣市，是不是又要公布在哪一區、哪條街，否則又是加深你的恐慌？

瘟疫最明顯的意義，是對極權主義的抵抗，而對抗瘟疫的方式也與對抗極權一樣，首先要面對的，就是瘟疫造成我們之間的信任問題，就像在極權年代，當你認定我是爪耙仔，我也覺得你會去告密時，那我們就都輸了，只有極權政府贏了；面對瘟疫，這個社會對於被隔離者的恐懼與排斥越大，疫情就更可能被隱匿，當這個時刻來到，無論是健康的人或是確診的人就都輸了，只有瘟疫贏了。

這個道理，早在兩週前，傳出有病患被肉搜時，陳時中部長就提醒過我們。

無論柯文哲、蔣萬安或是陳時中，出發點應該都是好的，都是要避免民眾恐慌，但現今這個年代，一個好的政治人物，究竟是應該迎合民眾躁動的情緒，還是該提醒我們，現在我們看待隔離者的方式，將決定我們會走向什麼樣的未來？我們要繼續用害怕的眼神望向彼此，最後被迫把權力讓給萬能且巨大的政府？還是我們要營造一個彼此信任的氛圍，讓政府可以用最小的力量達成最好的功效？